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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农说：“你们高不高贵，跟我有什么关系？”
林雪红说：“在柏林开会的时候，我想对您表示一下感谢，您说您不受这个。您不受这个，那您受什么呢？”
叶子农说：“要谢你谢他们，没有他们的帮助办不了这事。对于我，这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不是你可以要求来的，也不是你可以谢来的，没什么可受的。”
林雪红问：“您为什么要帮我？”
叶子农说：“你该把‘我’字改成‘罗家’，是罗家。这个问题不是你现在该问的，是你来柏林之前就该想清楚的。”
林雪红说：“叶先生，其实我对您是不了解的，我说几句话您别生气。库格列夫是我让他来的，他一直给家明打下手，也希望有点事做。我打算让库格列夫留守布达佩斯，这样您可以随时来视察工作，库格列夫也完全能胜任这儿的工作。”
叶子农说：“苏联正在解体，匈牙利正在改变苏联模式，或者说正在摆脱苏联控制，这种时候不宜把俄罗斯人放到这里工作，出了安全问题你我都负不了责任。”
林雪红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说：“这是个问题，我确实没考虑过。不过我还是想很不礼貌地问一句，您不会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吧？我是女人，本能需要安全感，所以我想让库格列夫留守布达佩斯，这样便于您来视察工作。还有刚才，我觉得晚上去您房间不方便，所以把您约到这儿了。”
叶子农眼神里掠过一道惊愕，随即平息了，说：“这会儿我觉得自己很笨，不管我怎么回答都是对你不尊重。刚才是我疏忽了，我向你道歉。但我还是想说，人是有情绪的，有情绪说话就容易偏激，这会儿我就很想说句很偏激的话。”
林雪红问：“什么话？”
叶子农平静地说：“这世界，真他妈容不下一点美好的东西。”林雪红的脸噌地一下就涨红了。
叶子农说：“诺尔库克是个权钱结构的腐败公司，至少这个不能让罗兄有底气认为自己是好东西。我就更不用说了，劣迹斑斑，从来就没是过好东西。”说着，叶子农起身准备离开，临走前说：“我跟罗兄交往不多，可那点东西真干净，这对我是收藏。”说完叶子农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在中介公司和华人商会的陪同下，叶子农一行按约定前往厂房出租方的驻地办理承租合同，4辆轿车沿瓦茨路向北，穿过多瑙河之后再向北，在接近古罗马城址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路上进人一家已经停业的食品厂。
厂主是一个50多岁的匈籍犹太人，已经在办公室门口等候了。
叶子农向厂主介绍了承租方的法人代表林雪红，然后大家就步行陪同林雪红再次看了一遍厂房。叶子农决定租下的这两幢厂房原是食品厂的一个生产车间、一个产品库房，两幢建筑都是坐北朝南，与旁边最近的其他车间相距50多米。库房的后面隔着围墙是3栋一字排开的3层宿舍楼……不难看出这曾是一家相当有规模的食品厂。据厂主介绍说，以前这里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打工者，而且流动性很大。
叶子农指着一栋宿舍楼对林雪红说：“这栋宿舍和两个厂房是我们的，我们把这部分的隔墙推倒，把属于我们的场地用围墙圈起来，大门开在东侧，形成一个独立的厂区，这样便于管理，已经和厂主谈好了，都在合同里。宿舍楼有36个房间，每个房间上下铺能住6个工人，完全够用，留下一楼几个房间做伙房和办公室。”
林雪红也极认真地点点头说：“嗯，很好。”
这时候叶子农和林雪红是用中文交谈的，不需要翻译，但是女翻译徐红可能与林雪红比较熟悉，还是插了句嘴，说：“林姐，宿舍楼的房间当餐厅有点小了吧？”
林雪红说：“把东头的两间房打通了当伙房用，工人打了饭到自己房间吃去。”
华人商会的一位朋友也说：“刚创业没必要那么正规，其实工人更困难，不困难谁来这儿打工啊，以后生意好了可以逐步改善。”
看过了外部场地，大家又陪同林雪红到厂房里视察，厂房里废旧的机器还没拆走，上面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停产很久了。
厂主用英语对林雪红说：“签过合同以后，我们会按合同在10天之内清空厂房。”林雪红也用英语回答：“好的。”
视察厂房之后回到办公室，林雪红作为承租方法人代表的身份没有对叶子农的选址提出异议，于是双方正式签署厂房租赁合同，合同文本是厂主准备的，一式三份，因为中介公司也要持有一份，中介公司是要凭借这个向承租方收取服务费的。叶子农把合同文本又详细看了一遍，没有问题，双方就开始签字。
林雪红把纽约裕香阁公司的印章盖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从包里拿一万美元定金交给厂主，厂主也把厂房的设计图和地下管线图等资料交给林雪红。合同规定，厂房年租金为两万美元，自机器投产后开始起算，租期15年，租金按每年1。5％的比例递增。定金一万美元，如6个月内厂房不能投人使用，合同自行失效，定金一万美元归出租方所有，承租方无权索回。签完字，厂主和林雪红两人只是握了握手，没有香槟酒，也没有掌声。
华人商会的那位朋友笑着说：“林总，这也太简单了吧？”
林雪红也笑着回答：“哪里，晚上请大家吃饭，以后还仰仗各位多照应呢。”
叶子农对莫尔说：“从现在起，这些建筑的使用权就归我们了，你可以工作了。”
莫尔说：“明白，我只有两天的时间。”
叶子农又习惯地把衣袖推上去，点上一支烟。布达佩斯的工作就此告一段落，现在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在想红川……
第九章
星期五的晚上，方迪房间的灯亮了一夜。
方迪脖子上挂着专业监听耳机，一会儿抽口烟，一会儿抓起酒瓶喝口啤酒。那台专业的开盘录音机转转停停，她听一段，摁下暂停，娴熟地操作键盘打成文字。录音机里的内容是对方把采访录音通过电话传输从北京传到纽约的，方迪再用麦克风对着电话听筒把录音采集下来，所以音质很差，有些说话片段需要戴上耳机加大音量反复听，再结合前后问答判断才能明白意思。从国内传过来的关于叶子农的调查资料有传真文件和采访录音两部分，她需要把两部分汇总、归纳，形成一份简明扼要的调查报告。
方迪出身于军人世家，爷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父亲是少将，哥哥军校毕业后就下连队，走的也是从军道路。方迪从小在北京军区八号家属院长大，简称“军八大院”，因为大院有一种“比”的风气，比谁家的孩子有本事，比漂亮，比才艺……所以大院的孩子特别能吃苦，军八大院也就有了“魔鬼大院”的别称，意思是孩子受苦的地方，从军八大院出来的孩子都以此为荣，常挂嘴边一句话：我是谁？魔鬼大院出来的！
方迪19岁就读纽约圣尼耶尔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完新闻学硕士又报考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还有一年即将毕业。她从19岁独自离开北京，在纽约这座城市已经生活6年了，已经逐渐适应了这座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市。
这是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附近的一座学生公寓，分4种户型，可以独租，也可以几个人合租。方迪是一人独租的小户型，卫生间和厨房很小，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15方米左右的房间，集客厅、卧室、书房于一室。房间里除了单人床和衣柜，最显眼的就是靠墙摆放的一张裱画台子，2米多宽，1米多深，上面摆了一堆新闻采编的设备，有专业录像机、专业摄像机、开盘录音机、有线麦克风、喷墨打印机、电脑、显示器、音箱，俨然就是一间新闻采编工作室。除了这些还有台式化妆镜、化妆品、碗筷等生活用品，这虽然不是一张严格意义上的桌子，却是集梳妆台、写字台、电脑桌、视听编辑、饭桌于一台。裱画台、单人床和衣柜摆放得很拥挤，硬是挤出了门口的一片不到5平方米空地，视觉上显得很不协调。方迪喜欢跳舞，这块空地是她闲时练舞的专用领地。
开盘录音机时断时续。
陕北延秀当年村支部书记的声音：子农刚下乡嘛，那时还是个娃，我问他会做啥，他说会打架，那我说那你去看山林吧……
陕北延秀一女村民的声音：子农那脏得呀，脖子上生疮，手都冻烂了，就那，人家不耽误学习，那《资本论》啥的，厚得像砖头……
陆军作战部家属院前居委会主任的声音：哎哟，是1978年平的反吧，房子和补偿款子农都没要，那孩子倔，说那是父母的命钱，花不出去，他说他们都是党的人，要尊重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东西都当党费交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的声音：有过几次交流，见解独到，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他去柏林是必然的，东柏林是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变化的重要标本，我相信子农已经预见到了柏林墙即将倒塌，作为学者当然希望目睹那一幕，见证历史……
方迪一边工作，一边不时通过衣柜的镜子看看自己。这个角度不是巧合，是她从一开始布置宿舍就设计好的角度，这或许是女人的天性，大概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孤芳自赏。她看着镜子里的女人，镜子里的女人也在她脑海里不断幻化，像一个风情万种的极致女人。
调查报告终于整理出来了。关于叶子农的调查报告：
叶子农的父亲，叶辉——1918年出生，1935年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延安杭日军政大学毕业，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排长、副连长、营长、团长、师政委、陆军作战部参谋，少将军街。1967年被造反派隔离审查，1968年被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因劳累折磨诱发肺部枪伤致死，时年52岁。
叶子农的母亲，林静如——1928年出生，上海大资本家的女儿，1947年参军，1949年入党，1950年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学习，1952年在朝鲜战场与叶辉相识，1953年任外交部俄语机要翻译，1967年被造反派批斗，因不堪凌辱投河自尽，时年39岁，留下遗书：我对党是忠诚的，我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忠诚的，请党审查我。
叶子农本人，叶子农——1954年出生，1960年入北京军区机关小学，1966年入北京红杉中学，1967年因父亲被隔离审查和母亲“自绝于人民”而在学校深受歧视，纠集团伙称霸一方，游荡在校园内外打架斗殴。1970年初中毕业下乡，到陕西延秀插队落户，做护林员，因为打架不要命远近闻名。为了搞明白父母至死都忠诚的那个信仰到底是什么，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大重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了直接阅读原著刻苦学习英语、德语。1978年父母平反，叶子农把落实政策的房子和补偿款全部都替父母当党费交了。同年中国恢复高考，叶子农考入黄埔政法大学，两年后退学。1981年叶子农考入六祖佛学院，两年后再度退学。1984年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进行革命历史考察。1987年在陕西清东油田开办汽车修理厂，涉嫌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紧缺物资。1988年侨居柏林至今，目的是以东西柏林为标本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变化，据一位学者说叶子农对柏林墙倒塌有预见，去等待目睹那一幕。
综合被访者的评价：一、懒散，没有上进心。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
1991年9月20日
方迪把原始文字和语音整理出来，形成简练的叙述文字，再把中文稿按照要求翻译出一份英文稿，两种文字稿各打印3份，天色蒙蒙亮的时候做完了全部工作。她困极了，倒在床上便睡，直到被闹钟叫醒，睁开眼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床头的课程表，一翻身又睡了。
中午过了饭时，老九店里的员工都下班了，午饭后和晚饭前员工们有一段不到3个小时休息的时间。老九没回家，在办公室里准备红包。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按店里的传统，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都会给员工发红包。老九的生意不景气，红包的钱数也是象征性的。
到了4点多钟楼下开始熙熙攘攘起来，员工们又来上班了。老九听到楼下的动静，把一沓红包锁进抽屉，拿上几张不知是新旧的报纸下楼了，到吧台要了一包烟和一个印有本店广告的一次性打火机，自己出去了。他沿斑马线穿到马路对面，顺着人行道往东走了大约20多米，那儿有一家大型超市，超市门前人口处是一个长方形平台，环平台三面有台阶，他就在平台西侧的台阶上垫上报纸，面朝西坐下，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饭店。
老九不嗜烟酒，至少没有烟瘾，只是碰到一些场合抽个一两支。今大他是想抽烟，或者说是为了抽烟而抽烟，似乎抽烟已经成了一种思考的象征，或者是释放烦恼的方式。自打他从柏林回来以后，他的烦恼越来越重了，饭店不温不火的生意比以往更加刺痛着他。临近中秋节了，饭店也挂起了彩带、灯笼，但是节庆的气氛也并没有让他的心情好起来。
格罗蒂亚大街车来人往，一年四季像集市一样繁华而喧闹，人行道上不同的脚步、不同的表情匆匆而过……老九就这样久久地、静静地凝望，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都抽到嘴苦麻木了，他还在继续抽，好像在故意虐待自己。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没有人在意他的存在，也不需要在意，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其实不是，他是忘了嘴苦，只顾在心里念叨一句话了：难道我老九这辈子就这样了？
忽然一个走出商场的熟人发现了他，说了一句：“九哥，坐这儿干吗，看妞呢？”
老九应酬地一笑，看着那人走远了。
一会儿，又有一个声音叫他：“九哥，坐这儿干吗呢？”
老九闻声移过视线：“哟，是方迪呀。”
方迪说：“去店里找你，吧台说你在这儿呢，说你都坐好几天了。”
老九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就昨天坐了会儿。下午没课了？”
方迪说：“有，不很重要，逃课了。九哥，调查结果出来了。”方迪说着，将包里的文件袋拿出来交给老九。
老九非常高兴，接过来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说罢赶忙抽出来看了看，英文、中文的都有，很满意地点点头，从身下分出一份报纸说：“你坐会儿，我先看看。”
方迪也坐在台阶上。
老九看了一遍中文稿的，说：“这下有底了，一看就不是瞎糊弄的人。”
方迪问：“一万美金，你不觉得代价太高了吗？”
老九说：“我知道这事的难度，没点背景是办不来的，也办不了这么快。跟罗家的事比起来这点钱真不算什么，没准儿我那5万也能收回来呢。”
方迪又从包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纸包递给老九，说：“这个你拿着。”
老九问：“什么？”
方迪说：“你先拿着。”
老九接过，一上手就有感觉了，说：“钱？”
方迪说：“用了2000，除了长途话费还给他们买了点小礼物，都不是值钱的，就是表个谢意。还剩8000，你点一下。”
老九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你寒掺九哥？”
方迪说：“我说一万，如果是可办可不办的事，也许你觉得代价太高就放弃了。”
老九说：“那也不行！这钱也不是我一人出的，你给谁省啊？”
方迪说：“九哥，你别急呀，容我解释一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