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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没有提前到场的是全然不知内情却又恰恰是债务会议核心人物的叶子农，叶子农的座位被刻意安排在与林雪红面对面的位置，相隔不到两米。林雪红的桌位上放着罗家明的遗书和一个纸卷，纸卷就是那幅去掉木框的“见路不走”书法横幅。
片刻，楼下一名华商会的工作人员带着一个人进来，此人就是叶子农，中等个子，相貌和身材都很一般，年龄不到40岁，穿一件雪白的衬衫和一套质地不错的蓝色西服，脚下是一双擦得黑亮的皮鞋，给人一种特别正式、特别注重仪表的感觉。
工作人员对钱静辉说：“钱主席，叶先生来了。”
钱主席起身迎接叶子农，他不知为什么怔了一下，上前握手说：“叶先生你好，你可能没见过我，可我见过你呀，请坐请坐。”
叶子农环视了一下会议室，说：“你们开会，我改天再来吧。”
钱主席说：“他们是从纽约和巴黎来的，是专程来找你的，我们华商会只是受托安排这次会面。因为委托人特别要求，所以我没告诉你这个情况，请原谅。”
叶子农看着一屋子陌生人，不解地问：“找我？”
钱主席说：“是的，你请坐，一会儿就明白了。”
叶子农只得坐下，与林雪红面对面。钱主席做了一个手势，让工作人员离开了。
林雪红打量了一下叶子农，说：“叶先生，我是罗家明的妻子，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知道您，相信您也知道罗家明有我这个妻子。”
叶子农一听是罗家明的妻子，十分意外，立刻起身握手，热情而礼貌地说：“原来是嫂夫人，你好你好！家明兄来了吗？”
握过手，林雪红重新坐下，说：“家明死了，在莫斯科开枪自杀了，他破产了。”林雪红说着，把那张罗家明的遗书推到叶子农面前。
叶子农愣住了，拿起遗书看了看，再看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似乎明白点了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嫂子找我，必是有事了。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会尽力的。”
林雪红把罗家明从北京到纽约再到莫斯科的情况大致讲了一遍，把罗家倾尽家产的投资和即将到期的巨额债务以及一家孤儿寡母的生存绝境讲了一遍，把在座的债权人和两位侨领分别作了介绍，最后将那卷书法横幅递给叶子农。
叶子农把横幅展开，看到了“见路不走”四个字。
林雪红说：“叶先生还记得这四个字吧，家明非常敬重您，自从您送他这句话以后，他就脑子不正常了，整天想着怎么跟别人不一样，本来生意好好的，非要跑到莫斯科投资，还把这幅‘见路不走’带去了，结果出了这么大错，命都丢了，您该不该为此负点责任？家明在您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帮助了您，而且没收您一分钱红利，萍水相逢做到这点不易吧？家明一直把您当朋友，出了这种事我们孤儿寡母来找您帮点忙不过分吧？”
叶子农静静地听着，两手下意识地交替将两只袖子推上去很高，露出很长一截雪白的衬衣袖子，但他很快发现这种场合做这个动作有些匪气，又把袖子放了下来。接着他的手又下意识地伸进西服口袋去摸，摸出一盒香烟和一只打火机，刚拿出来就发现这个场合也是不适合抽烟的，于是也放了回去。他注意到有人向他投来目光，那目光里分明写着：没教养。
林雪红话落，大家谁也没做声，但是都在猜测叶子农可能的反应，是据理推辞？是指责林雪红的要求过分？还是象征性给几个小钱打发了？
叶子农沉思着……
林雪红等待着，就像等待一个判决，见叶子农久不做声，就艰难而尴尬地说：“我知道这样做很牵强，对您也不公平，但我真的没办法了，就算是根稻草我也得拼命去抓。”
叶子农沉思了许久，还是下意识往上推了一下袖子，说：“我想，大家来柏林不会是盲目的，应该了解过我的情况，那么我的经济状况就不多说了，这不是我掏下口袋就能解决的问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到这么大一笔钱，我得考虑有没有可能。我想……最快也要明天给你们答复，明天下午3点吧，我来这里。”
戴梦岩一听，这个时间影响到她的返回日程了。她本来就对债务会议不抱希望，对叶子农市井装斯文的做派又多了几分反感，于是不冷不热地说：“叶先生，你知道今天在座的都是什么人吗？我的时间是以小时计算的。”
叶子农看了她一眼，说：“哦，是这样。那你就扛住地球让它走慢点，以天计算吧，不然你来柏林就是一个错误。”
谁也没想到叶子农在这种场合敢这样说话，都愣住了，气氛也突然紧张起来。
戴梦岩是生活在仰慕和追捧中的著名影星，哪里受过这种待遇，正要发火，却被梁士乔一把拽住了胳膊，梁士乔冷静地轻声说：“等！剧组那边我去交涉，就等他一天。”
纽约华商会主席许亚夫见状站了起来，温和地微微一笑，说：“叶先生，请允许我作一下说明。在座的债权人没有一个是自己要来的，都是林雪红和侨会反复做工作才来的，他们认为你们之间没有责任关系。他们来，是作为罗家明的朋友来共同商讨解决办法的，并且愿意为叶先生可能提出的解决方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叶子农说：“哦，明白了，非常感谢！”说完起身就走了。
钱静辉主席也随之起身送客。
由于叶子农的对话讲的都是华语，在叶子农是否接受责任尚未明确之前也不会有实质性内容，没有必要用英语交流，所以会上的谈话布兰迪和库格列夫一句也没听懂，只能通过语气和表情判断。此时布兰迪问道：“许先生，刚才你们谈的什么结果？”
许主席稍微提高了点声调，以便旁边的库格列夫也能听到，回答：“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么大一笔资金，叶先生说他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明天下午3点给答复。”布兰迪点点头示意听明白了。
戴梦岩怒气未消，愤愤说了一句：“这人怎么这样？没教养！”
钱主席把叶子农送到门口就回来了，正听到戴梦岩愤愤的一句，笑笑说：“这人的西装像是放羊倌从哪儿偷来的，我见过他，穿着不是这样的，懒散得很。”
老九一直没说话，这时自言自语地说：“看不懂，是骡子是马要拉出来才知道。”
第二天下午3点债务会议继续进行，每人还是原来的座位，叶子农还是那身西装。
叶子农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到这么大一笔钱，我能想到的就是趁中匈互免签证协议还没失效，在布达佩斯厂筹建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厂，有条件地招募一批指定名单的出国劳工，组织一次有规模的劳务输出。这个周期短，相关条件比较充分，只要在座的各位能协调一致，如期还债不是没有可能。”
中国与匈牙利在1988年12月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缔约方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办签证进人缔约另一方境内。由于中国与匈牙利有两国互免签证协议，在西欧诸国大门纷纷关闭的情况下，进人西欧的华人多数都采用绕道东欧的方法。
叶子农没有谈责任问题，而是直接谈解决方案，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承担责任。林雪红那颗绝望的心在这一刻燃起了希望的火光，她长长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双手捂住脸低下头，眼泪悄然滑落……这时候什么方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叶子农提出了方案，不在于他有没有钱，而在于他肯不肯负责和有没有能力……她赌赢了。
许主席心里也非常欣慰，原来根本没抱希望的事竟然有了意外的结果，竟然一开场就直奔实质问题，于是站起来用英语说：“叶先生，诸位，会议已经开始讨论实质问题，布兰迪和库格列夫都是重要当事人，他们不懂华语，请大家从现在起用英语发言。刚才叶先生讲的内容非常重要，请叶先生用英语再讲一遍，麻烦叶先生了，谢谢！”
于是叶子农用英语又讲了一遍。
钱静辉主席疑虑地说：“现在做出国的也不少，卖个邀请函担保书什么的，有点路子的也能办出来几个，都是零打碎敲不解决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指定名单的劳务输出其实就是变相移民。现在的行情是办一个人一万美金，要达到解决问题的数目，即使不算成本也要办上一百个，这么大的规模现实吗？这还不包括法律风险和运作成本风险。”
许亚夫主席担忧地说：“这个嘛……很敏感，稍有不当就涉嫌偷渡。”
戴梦岩不屑地说：“叶先生，那我们这些人不就都成蛇头了吗？”
叶子农说：“组织非法偷渡的叫蛇头，你揣着王权国家的合括护照，合法进人互免签证协议国，那叫法定公民权利。”
梁士乔说：“我想，叶先生无论提什么方案，都不可能让在座的人涉及违法，叶先生不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大家还是让他把话讲完。”
叶子农说：“世界移民潮不断加剧，欧美移民政策越来越严，自1989年中匈互免签证协议生效之后，很多华人都采取绕道东欧，而西欧各国华侨也都有自己的一套身份由黑变白的办法，匈牙利的特殊地缘和政治背景已经成了华人过渡西欧的跳板。但是，由于东欧剧变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中匈互免签证协议随时都有可能废止，匈牙利这块跳板的弹性不会持续多久，很多华侨看到了这一点，都想尽早把亲眷接出来，而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极‘左’思维的历史惯性还在，申办护照仍然是出国的第一道门槛。”
许主席和钱主席都分别点点头，认同叶子农对华人移民形势的分析。
叶子农继续说：“侨会对侨民的情况比较了解，侨领在侨民中具有较高威信，各国侨会和侨领之间又有丝丝缕缕的联系，在没有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先决条件下，由侨领征集出国名单是供需联络最通畅的方式。指定名单的劳务输出具有规模效应，摆脱个人出国的事务纠缠，把天南海北的户口迁移到一个地方集中办理护照，统一出境，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过路劳务。中国的就业压力和耕地分配将是长期的社会问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谨慎探索劳务输出的方法、模式，既符合改革开放的要求，也符合地方利益和官员政绩。这批劳务输出一旦纳人地方政府这架机器，就是政府利益驱动的运转效率，如期还债才有可能。”
叶子农精力高度集中只顾着讲话了，不知不觉就忘记了风度和仪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领带扯开了，而且扯开了很多，领结非常明显地挂在脖子的右下侧，衬衣领子的两个扣子也解开了，两只袖子又推上去很高，两只胳膊都赤裸出半个手臂。话音落下又不自觉地摸出香烟和打火机，又是刚做出动作就察觉了，又放了回去。
老九看在眼里，说：“都这时候了，想抽烟的就抽吧，别那么多讲究了。”
钱主席说：“只要女士没意见，我不反对。”
林雪红没有表态，而是以征询的目光看着戴梦岩。
戴梦岩说：“那就抽吧。”
于是钱主席说：“开禁，我去拿烟缸。”说着，从西墙的柜子里拿了几个烟缸。
叶子农尴尬了一下，拿出香烟和打火机，取出一支烟。点烟的时候，打火机像变魔术一样不知怎么盖子就打开了，就打着火了，又像变魔术一样不知怎么盖子就合上了，这不是刻意的打火机技巧表演，而是一种娴熟的习惯动作，但是这种摆弄打火机的娴熟动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牛仔、黑帮、嬉皮士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形象。
这时候叶子农是否绅士似乎被忽略了，大家更关心的还是解决问题。
老九说：“其实政府没必要对护照过于控制，准不准入境那是签证国该操心的事。”
叶子农说：“中国公民申办护照早晚会像办身份证一样简单，但是现在还没简单，所以才有了这种机会，否则就不存在这个议题了。”
钱主席分完烟缸回到座位，说：“现在出国热直线升温，如果没有法律风险，征集出国名单不是问题，但这事你就是说破大天来，它也是以虚假劳务骗取出境证件。”
叶子农说：“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构想的背景和原理，现在说说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一个最基本、最底线的问题，也直接关联经济风险，从安全上又分为规避风险和风险不起两个等级。从规避风险上说，中国现在执行的是1980年的刑法，只有偷越国境罪。刑法将来可能会增加骗取出境证件罪，但是现在还没增加，还没有这个罪种，最高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
许主席说：“话虽这么说，可心里还是不踏实。政府对华侨社团挺看得起的，国家领导人重要出访经常会安排接见侨领，也算有头有脸吧，一旦捅了娄子，不长脸哪。”
叶子农说：“许主席可别这么说，好像我们小人物都不配遵守法律似的。规避法律风险就是正视法律的存在，就是遵守法律。但是，我们说这个不究竟，究竟的遵守是不缘起法律问题的遵守。户籍和护照是要地方政府办的，你揣上钱走了，人家还得混呢，人家要是混不下去，你一本护照也拿不走。‘假’的实相必是假象，天下只有看不清实相的人，没有色空各异的事，‘需要解释’本身就需要解释。只有劳务输出是事实，不管你是当面对质还是背后出卖，法律都保护你。”
梁士乔疑惑地问：“那……你这个钱从哪儿生出来呢？”
叶于农说：“你不移民，移民问题就不存在了吗？公司在布达佩斯租厂房，在地方政府的辖区订购设备、聘请专家……那是投资干事的，劳工到了布达佩斯跑了怎么办？你要不要防止劳工移民？劳工在匈牙利出现违法、遣返，公司要不要擦屁股？因此，我们招募的出国打工是要有担保人的，是要签订担保协议的，担保人是要交纳一万美元劳务合同风险担保金的，一旦劳工违约，担保人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老九笑了笑，说：“因为违约成本太低，结果劳工就真跑了。”
钱主席也听明白了，说：“那后边的事就不用说了，自然是工厂开不下去了，订购设备暂缓，租赁厂房暂缓，损失点订金。这事搞的，这就成劳工违约了。”
叶子农说：“劳工违约属于民事纠纷，美国的公司在匈牙利注册公司，在匈牙利发生劳资纠纷，不受中国司法管辖。即使在匈牙利诉讼，，法律也是给无过错方主持公道。”
许主席仍然有顾虑，担心地说：“侨眷大多是分布在浙江、福建的农民，户籍迁移涉及两地政府，迁出还好说，省了一个人头的耕地，迁人就不好说了，特别是这么集中的迁移和这么集中的办护照，你怎么能肯定地方政府就一定会按你的意思办？”
叶子农说：“不是按我的意思办，是地方政府按取舍利弊的规律办。简单说，官商早晚要退出市场经济，但是现在还没退。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探索符合中国社会条件的市场经济，就是允许你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摸索。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历史的规律告诉人们，矫枉必过正，理论上说，这其中的一个‘过’字就是花不完的钱。”会场突然沉默了，没人提问，没人评论。
如果叶子农的方案成立，那么征集出国名单就一定是两位侨领的工作。两位主席相互看了一下，钱主席说：“我个人不反对关于法律风险的解释。老许，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