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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可是现在，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麻烦正在悄悄来临。
那年高二的下学期，我担着语文课的另一个普通班，有个叫李思凡的妖艳女生突然失踪了，她和她的班主任毕伟建暴吵一架之后扬长而去，不知所终。两天后家长哭着来要人，学校一筹莫展。又过了两天，李思凡给她的语文老师我打电话，说她在周口，向我借二百元钱，然后去上海发展。让我给她送去，并且特别强调不要告诉别人。
直到今天，我都一直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信任我，相信我不会告密相信我会把钱给她送去？那一刻，我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事实上，很多学生都不明白，当他们与学校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老师，如果还想在学校混下去，他就只能站在学校的那一边。当然，女师大闹学潮时，鲁迅是个例外；但我达不到鲁迅的境界，也没有他那种能把教育总长章士钊都拉下马的能耐。于是，我在电话里先稳住李思凡，回头我就报告了张校长。张校长安排我和毕伟建去把她从周口捉回来，交给家长了事。
这件事过去以后，人们议论纷纷：为什么全校的老师辛辛苦苦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你却轻而易举的找到了？她为什么偏偏要和你联系？究竟是她先联系你的还是你先联系她的？你们到底有什么让俺们不明不白的关系？
这些王八蛋从来都没有替我想过，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有奸情的话，我还敢和其他老师一起把她送到家吗？她的父母不杀了我才怪呢！我现在明白的告诉大家：不错，我张阳阳是喜欢漂亮女人，但李思凡的那种妖艳，并不符合寡人的口味。
事到如今，我突然有了一种心痛的感觉。这件事，我很后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会越来越后悔。我清楚的记得，当我抓住李思凡胳膊的那一瞬间，她哭了，她非常无助的流泪了。我想起了我上小学时的一个夏天，母亲让我到七里之外的张湾集上去卖葱蒜。我在集上热的头昏脑涨，终于把一箩筐葱蒜卖完了，卖了五块多钱。在我开始骑着大自行车回来的午后，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我母亲曾经安排过我，万一下了雨，就先躲在张湾的我小姨家。可那时我小姨刚刚结婚，我不好意思去打扰一个我还不熟悉的家庭。我就这样骑着车子回来了。到了我们村后田野的路上，雨已经变成了瓢泼大雨，我在泥泞的土路上再也推不动车子了，望着近在眼前的村庄，我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却再也推不动了。周围没有一个人，我终于无助的放声大哭了起来。前几天，我又在给高二的同学讲王勃的《滕王阁序》，讲着讲着，讲到了“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说阮籍走到两岔路口的时候，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于是就坐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学生们怎么知道，我也曾在无助的路上放声痛哭过！
转眼间五年已经过去了，不知道李思凡是否能够忘记这件事。我明白当一个人变得完全正确的时候，比如像郭沫若，他就不可爱了。我知道，李思凡现在还会恨我。
面对某些闲人的议论，我只能说：我怕了，以后再有女生丢失，哪怕她去死，我也不会再管了，反正天塌了有学校领导顶着呢！闲时看《蜘蛛侠》，看蜘蛛侠对他钟爱的女人说的一段话好感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全心全意的保护你。但是我呢，感动归感动，面对这个令人心碎的现实世界，我只能说：纯洁无知的女孩，别再信任我，对不起，我不能帮你，真的对不起，我不能够这样做，我不能，我还要生存下去。我们素无瓜葛，我们只是在这个学校碰巧了萍水相逢而已。
所以有时候我好烦，也许所有的人都对我很好，都这么关心我的成长，可我还是觉得心烦。每天除了上课吃饭睡觉，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有时候想出去玩，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该做什么。结果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学校二楼的单身宿舍。每天就这么平淡的过去，甚至几年来讲的课都是一模一样的，连课间穿插的笑话都十几年来一成不变。我真的好烦啊！
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生应该有爱有恨，有快乐和不快乐，有轰轰烈烈的感情，有刻骨铭心的往事。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我真的不想在将来回忆往事的时候，却发现，在那些消失的青春岁月里，没有一件值得珍藏的事情留下来。那些风光无限的情景，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为什么不能降临在我的身边？哪怕只有一个星期，甚至一刻钟，我都那样的渴望拥有！
有时候就很是怀念老家，有离开县城回老家隐居起来的冲动。怀念老家的泥土气息，怀念那些有青蛙和萤火虫的夏夜。我和伙伴们在月光玩啊玩啊，玩累了就躺在光秃秃的坟上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第三章：失落的家园
老家好是好，就是太穷了。
她的名字也不错，叫张美庄。当年刘伯承将军挺进中原的时候，听说了这个名字还特意的跑来看一看呢。至今村北还有“刘伯承将军驻马之处”的石碑存在。可惜直到今天，我们的张美庄，她，还是没有能够“美”起来。这好比《暴风骤雨》里的贫农李毛驴，因为毛驴被地主牵走了，他只是落得个徒有虚名。
有一年的年底，张毛山从郑州扛大铣（指装垃圾的民工）回来，发现粮食已经被四个正能吃能喝的儿子吃光了；于是二话不说，半夜起来，带着仅剩的二百元钱，拉起架子车狂走三十余里赶到了淮州北关买面。此时天已大亮，正是大年三十，人山人海。等毛山装好面，一摸装钱的口袋，傻了，钱不见了。顿时，四十多岁的一个男人，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引来了一圈人围着观看。正哭得伤心，一个穿着入时的小伙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大叔，你是不是把钱放错地方了？你再翻翻看嘛！”毛山估计也哭傻了，神差鬼使地又摸了摸口袋，嗬，奇怪了，钱又在里面了。顿时破涕为笑。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三百多人的小村庄度过的。村前有大水塘，村后有小河流。小时候水里面鱼虾很多，一到夏天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我曾经见过一只金黄色的青蛙，在阳光下，她有一种令我眩目的美。我发誓任何人再也不会见到她了，因为在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就相信她一定来自天外的世界。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在书本上还是在电视里，我都没有能够再见到她。我是那样的想念她，所以她又会偶尔出现在我的梦中，飘飘渺渺，宛若空灵，令我一梦醒来心痛不已。
再回到老家，发现水塘与河流均已接近干涸。别说鱼虾，连水草都找不到了。
我低着头，心碎的行走在曲曲折折的河边，那些五颜六色或者说是五彩斑斓的美丽蝴蝶也已经看不见了，只剩下一些白色的同伴，飞来飞去，仿佛在唱着凄凉的挽歌，仿佛在祭奠这个死于非命的自然。
我的长生天啊，为什么要这样报应啊！
印象中，从小到大都是收公粮和提留款的村镇干部们在村里串来串去的。一千多年残留下来的契丹人的后裔统治了我的家乡整个白杨镇。时间长了，人们忘记了他们只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后代。走在前面的是书记耶律马香，紧跟着的是镇长耶律吕香，中间是武装部长耶律拍道里和派出所所长耶律呆依里，最后是汉奸村支书连木兰兰里。他们允许自家人生两个，大汉民族只能生一个。看到阿狗阿猫都有自由生育的权利，张毛山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只是太过火了，一下子生了四个儿子，结果弄得四十多岁头发就已经全白了。
突然有一天，一群国家干部来到了我的五叔家。三言两语之后，他们就动手去扒我五叔家的小麦。当时只有我五婶在家，五婶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要被带走却无可奈何；于是就哭了，哭着喊着跑向村前的大水塘去投水自杀。被大家七手八脚的救上来之后，耶律马香气得满脸通红，瞪着眼睛训斥道：“少来这套，这一套老子见得多了！”一群人把小麦装上有专人拉的架子车怒气冲冲的走了。
计划生育小分队更厉害，牵牲口，拉家具，扒房子，打村民。瞧瞧这些所谓的国家干部们吧，我们的老乡，勤劳而淳朴，他们不是国家农民了吗？他们不是你们的阶级兄弟了吗？夫何至于此？夫何至于无所不用其极也，使我们看不到一丁点美好生活的希望！
即使这样，依然不能满足镇政府一百多号人的吃喝欲望。耶律马香在春节过后的第一场会上训斥道：“今后谁也不能再凶酒了，谁再凶让他到派出所凶去！一年到底，各大饭店都有我们的欠条，弄得整个镇政府像十八个大闺女推磨一圈子都是窟窿！”有个老干部悄悄提醒他，那个字不念“凶”，念“酗”，马香一语不发，脸色异常难看。
如今，偶尔回到老家，看到小学学校的墙外，当年刷的那些标语依然存在：宁可少吃两个菜，不能苦了下一代。看到这些，马香当年的训话真是言犹在耳。我只有，冷笑，无语，狂晕。
后来，大水塘里的水渐渐少了起来，投水自杀已经不能使这些干部们略微的吃惊了。女人们就改成了喝农药。听说白杨镇医院抢救喝农药的特别拿手，这都是喝药的太多了，都积累出经验来了。
八十年代，我父亲是最早走出张美庄去城里当民工的第一人。因为城乡二元分治，我父亲每年必须向队里交七百多元钱的误工费，这样才能买到自由。即使这样，我父亲依然坚持离开；因为他看到，全村人的小麦打下来卖掉，也不够买辆小轿车的。要想过好一点点的日子，除了去城市打工，别无他方。直到今天，我终于给我们中原地区开出了一个能够迅速崛起致富的良方，那就是，把首都迁到洛阳。可这种事情至少要等到二00八年奥运会办完之后才能提上日程。
九五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村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四年后我妹妹也考上了大学，成为第二个大学生。
看到我家这样的成就，村里人仿佛也明白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开始大规模陆陆续续的走出去了。事到如今，整个村庄剩下的不到五十个人了，并且大都低于十六岁或高于六十岁。有时我就不禁替老家担心，这万一有七八个匪徒冲进我们村抢粮食，不很快就把全村给占领了吗？
但是我不能回去。尽管在老家很悠闲很自在，但衣食的匮乏还是令我不愿回去。想起在大学时，我和淮州县城优秀青年的代表李春华玩的很好。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表露过那种身在县城的优越意识。两年的大学，我们在一起看了几百部影碟。有时我们在街上转悠，他喜欢吃烤地瓜，就是那种乡下也叫做红薯的东西。他老是花一块半钱买两块，为的是要给我一块。不要吧，难为他一番好心意；接受吧，我真的真的不想吃，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他只是不知道，我在老家生活了十几年，能够残留在记忆里的，在八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本来物质匮乏，加上我妈妈又不善做饭，于是有些年头的冬天，早晨中午晚上，熬的蒸的烤的，顿顿都是红薯。结果造成的那个反胃，这一辈子不吃红薯我都不稀罕。
九七年毕业以后，我这张美庄第一个大学生的日子依然并不快乐。那时我还在白杨高中，月工资二百九十元。这些钱并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不过感谢父母给了我一副好身材，虽说有点黑，但稍一打扮基本上也算是玉树临风一表人材了吧；所以毕业的第一年第二年也分别谈了两个媳妇。但均遭到了女方父亲的反对。理由，不外乎把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改一改，也就是，张阳阳好是好，就是太穷了。
经历过两次惨痛的失败之后我就灰心了，本着饥不择食贫不择妻的原则就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了。她叫李金莎，在白杨一中教书。别担心我以这样的开场白提到我的妻子，李金莎上学时最头疼最厌倦的就是语文，所以她从来不看我的小说。
看到了吗？这就是真实的农村生活。无论我走到哪里，身在何方，我都不能忘记自己少年时卖冰棍的情景。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冰棍批发着是五分钱一根，我零卖时卖一毛。我每次批发四十根，满打满算可以赚两块钱。有时卖完再折回去一趟，就只敢批发二十根；因为怕卖不出去，隔夜就全化了，那我的损失就大了。我瘦小的身子骑着一辆大自行车，车子破得一路上哗啦哗啦的响。由于我的父母都不是那种心思细腻的人，所以我那盛冰棍的箱子看上去比别人的笨重而且难看，并且有时候生意不好，卖得不及时，融化掉的冰棍也比别人的要快要多。于是我看到那些化得还剩一半的冰棍，估计肯定是卖不出去了，我就赶快拿出来全部吃掉，这样尽量减少这种损失给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
有一天，在炎热的午后我遇到了两个穿得很干净整洁的年轻人，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寂静的黄土大道上潇洒的叫住了我，让我给他们拿两个冰棍。只见他们都一手扶着自行车，一手拿着冰棍，很悠然自得的吃起来。看到他们快吃完了，还没有掏钱的意思，我不禁大声的问道：“钱呢？钱呢？”只见他们相视着笑了笑，一句话也不说，骑着车子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高大的背影，看看空无一人的大路，我不敢骂他们，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显然害怕他们听见了再回来，我肯定会挨打。
在我少年的商业活动中，这是我唯一遇到的两个恶人。
还有，我老是不能忘记，上高中时，由于我父亲常年在外，有时家里钱接不上了，我母亲就毫不犹豫的拉起架车，装上小麦，我妹妹在后面推着，一起到集上卖掉为我筹措生活费的情景。所以多年以后，我开始讨厌山本照了，因为山本照在他后来的电视剧和小品里，歪曲了农民的形象。在他那里，农民要么蠢不可及，连一加一等于几都不知道，要么就是一副暴发户的嘴脸。什么叫暴发户？那就是，素质低下，没有文凭，却赚了很多钱。
如果你见了山本照，你不妨告诉他：农民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农民都不笨，但生活很辛苦。你虽然来自黑土地，但显然早已脱离了你所在的阶级队伍。只有我，我，我张阳阳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披了一道教师的外衣。
其实，为了谋生，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而我们的电视剧，却往往想把一切都趋向于大众化。
比如民国十五年，白杨镇的东门和西门唱起了对台大戏。结果东门的败了下来。东门饰演秦香莲的姑娘叫李挪（其实应该写作“娜”，但我想让大家明白读音），她急了，突然把上衣全部脱了下来，暴露着一对白花花的乳房唱了起来。顿时，西门的观众呼啦一下全涌了过来。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一直到今天，我们那儿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赵家（本地赵楼的戏最好）戏，罗家（本地罗庄的花枪耍的最好，自诩为罗成之后）枪，不胜（意为比不上）挪的光脊梁。
看来孙中山那些解放妇女思想的教育还是蛮有效果的。
时隔六十年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叫《颖河故事》的电视剧，那里面有个吹唢呐的姑娘，因为赛不过男人了，急得把上衣脱了。但她穿着一个红肚兜，实际上只相当于露出两只玉臂。很显然这样的方式没有丝毫的震撼力。
这就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