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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这哪里是“诗”！这哪里是郭沫若这样的大诗人老诗人做的“诗”！
这纯粹是一篇俗不可耐的阿谀逢迎之词！
我们可以想见，郭沫若在朗诵这首“诗”时，内心不应该是充满激情而是充满痛苦，脸上堆着微笑眼里却闪着泪花。是的，我们今天可以很轻松、很随便地批评郭沫若，说他太不值。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想到周围是多大的政治压力，并多多少少替郭沫若设身处地想一下，难道我们不是更应该对江青一伙表示愤慨，诅咒他们，斥责他们吗？
●二、批林批孔，厄运难逃
问题是，尽管郭沫若如此“紧跟”，如此表示要“积极认真”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但还是不能完全逃脱挨批挨整的命运。
这不是郭沫若一个人如此。当时，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头百姓，即便是主观上想“紧跟形势”，“自我革命”，也还是躲不过别人来“革”自己的“命”。
这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进到后期，在闹腾了一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
1971年，林彪篡党夺权失败于9月13日仓惶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这不但令全国人民以至世界各国人民感到惊讶和迷惑，也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震动，陷入痛苦和失望之中。
毛泽东为了从林彪事件造成的被动中摆脱出来，也为了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结果进行深刻的反思。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五年多，江青一伙又气焰嚣张，毛泽东深深陷入了这一历史错误，已经欲罢不能。尽管他也在政策上、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因整个调整工作并未离开“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因此，事情不可能从根本上向好的方面起转变。
“9·13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整顿被林彪等人搞乱了的各条战线，做了大量工作。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开展，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怀疑也在加深。
对此，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始终认为，林彪事件只是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性问题。他仍然从自己原有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要复辟资本主义；林彪要抢班夺权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和结果。林彪事件不是说明“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恰好证明了他所说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搞“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错误可以纠正，但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不容怀疑，不容否定。这样，江青等人的活动就仍然可以通行无阻，最后导致了由批极左变而为批极右，并把“批林整风”变成了“批林批孔”。
“批林整风”变而为“批林批孔”，还有一个很具体很直接的原因。这就是“9·13事件”后，江青等人在收集林彪罪证时，从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找到一些日记、题词和条幅，发现了一些林彪肯定孔孟某些言论的词句。譬如林彪亲笔书写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既受于天，又受于人”等等；又从林彪儿子林立果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看到了他们攻击毛泽东的言论，诸如“实际上他已经成了当代的秦始皇”，“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52”等等。江青一伙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罢，十分气愤，并总结了一句话，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又说：“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子）反法（家）’的。”
毛泽东这么一说，江青等人立即认为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便以此为尚方宝剑，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批林批孔”的运动。他们的意图，是以批孔为名，批“周公”，批宰相，反对和破坏周恩来等人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努力。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不批林，假批孔，而用“评法批儒”来借题发挥，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一次，郭沫若虽然说不上是首当其冲，却也正好吃足了“挂落儿”。原因无它，一是他过去说过孔子的好话，骂过秦始皇，属于“尊孔”“抑法”派；二是他和周恩来多年的交情，建国以来更是关系密切。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只是郭沫若万万想不到，自己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年中，或积极表态，或藏头缩尾，结果还是逃不过厄运，不得不再遭受一次更大的折磨。
说郭沫若“尊孔”“抑法”，事还得从抗战时期说起。
当时，郭沫若连着写了十篇评述先秦诸子意识形态的学术文章（它们分别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和《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最后结集成一本学术着作《十批判书》。这里“批判”并不是后来人们习惯理解的“批评”、“否定”，带有明显的贬义，而是“研究”、“评述”的意思。《十批判书》于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出版，1959年和1961年又由科学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再版。
在《孔墨的批判》一文里，郭沫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孔子的政治立场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他“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并称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的。他对于孔子学说中关于“仁”的思想非常看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阐释孔子的主张“仁”，就是要求每个人既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不管你是在上者也好，在下者也好，都是一样的。显然，这里也加进去了郭沫若自己的观点和理解。
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肯定秦始皇（秦王政）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对于他施行的暴政也作了尖锐的批判，其中特别是对他焚书坑儒、思想禁锢，乐以刑杀为威等极权主义暴政和穷奢极乐的纵欲主义，给予了彻底的否定。由于他当时有意将秦始皇影射蒋介石，所以一些批判用语都若有所指，让人深受感悟。如文中有这样一些话：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他（指丞相李斯）这建议（指焚书）得到始皇的认可，或许早已授意于他而让他出来当号筒，结果是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坑儒……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骗了始皇几年，畏罪潜逃，始皇发觉了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叫御史把咸阳诸生通同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始皇便亲自圈了“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都把他们在咸阳活埋了。由这经过来看，是因方士的逃跑而牵怒到儒生，方士逃了而儒生则被坑了。……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下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这三派的思想在他一身之中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奇妙的结晶体。而他又加上了末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这些话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显然和当时“批林批孔”的思想精神相悖。
这就使郭沫若处在了极为不利的地位。
郭沫若骂秦始皇，其实不是自写《十批判书》始。早在1920年，他就写了一首题为《大地的号》的散文诗。诗中说到自己连续几晚都听到地底有号啕痛哭的声音：“我痛苦呀！我痛苦呀！我被你们一大群没多大野心的小民贼儿蹂躏着，蹂躏得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不信我同类当中便莫有陈涉、吴广第二出现！”以“陈涉、吴广”来表明人民的寄托，“小民贼”自然就是指暴虐的秦始皇之类的爪牙了。显然作者是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来看待秦末的那段历史，来反对秦王朝的暴政的。后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又创作了诗歌《我想起了陈涉吴广》。诗中借古喻今，以古代陈涉、吴广比喻“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以“中国出了无数的始皇”，比喻蒋介石新军阀的罪恶统治。作者仍然是把秦始皇作为暴虐的统治者。
不过，郭沫若虽然在文学上，从感情上是骂秦始皇，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并不是对秦始皇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还是在日本流亡期间，他在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时，即对秦始皇有着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他在1928年10月底脱稿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中，以西周与东周作为奴隶制与封建制社会的分期线。这样，就把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肯定了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了。例如文中有这样的话：
秦始皇不愧是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他把天下统一了。
不过，即使如此，郭沫若在肯定秦始皇统一全国、完成封建制的功绩的同时，还是指出他企图维持万世一系的专制统治是酿成陈涉、吴广农民起义爆发并促使秦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也许因为毕竟郭沫若是知识分子，由于文人“情结”，他无论如何不能忘怀，也不能原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指责秦始皇的这一罪行，且以此斥责现实中的暴君。如就在他写作《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发动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在文化上也进行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许多进步的和革命的文化人被囚禁，被戮杀，进步的书刊遭严禁，书店被封闭。郭沫若虽亡命海外，仍不忘对这种“政治上的秦始皇主义”进行抨击。
当时，他就写了一篇讽喻现实的小说《秦始皇将死》，作品借秦始皇临终时类似忏悔的话，对焚书坑儒的暴行，作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咳，最该死的要算是我的焚书坑儒，我烧毁了百家的书，一次活埋了460多人，我想来统一思想，其实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这一句话，说得实在好，实在深刻！不过，这哪里是秦始皇认识得到，能够说出的话？这不明明白白是郭沫若对暴秦的批判吗！
郭沫若关于我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在秦汉之际的说法，一直到1950年4月他写的《中国奴隶社会》一文时，仍然是维持着的。但不久，他发现这个断案的史实根据很不充分，对于材料的分析也做得太粗糙。因为秦代虽然还有大量的奴隶，而且也在从事生产，但并不是生产的主流，生产的主流已是农业上的租佃制了。
因此，他在1952年写的《奴隶制时代》一文中，把我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改定在春秋战国之交。这样，秦始皇又成了崭新的封建制的建立者了。故他在1956年校阅《高渐离》时，特意说明他写这个剧本是“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秦始皇是一位对民族发展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哪能和他相比”。并且，他也趁校阅剧本的机会，把剧中“过分毁蔑秦始皇的地方”，作了一些删改。
到了1961年，由于受毛泽东的影响，郭沫若对于秦始皇的态度，可以说有了更大的改变。这时，在他写的《读〈随园诗话〉札记》里的《论秦始皇》一节中，他竟然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了一些辩解。他说：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
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对秦始皇看法的一大转变。据他自己说，他的关于历史分期看法的几次改变，是从毛泽东关于在复杂事物的过程中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的思想中受到启示，有意识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研究问题，即抓住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个主要矛盾，特别是抓住决定封建社会性质的地主阶级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去研究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划分的。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免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受批判的遭遇。他想不到毛泽东竟会在这样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又旧事重提，而江青等人更是抓住他的“问题”不放，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三、毛泽东说了话
毛泽东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孔子的。他对孔子的态度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对孔夫子和孔孟之说也是十分崇仰和信奉的。这也是当时的时代使然。因为那时人们读书识字，都离不开孔孟教育。而到五四时期，由于新思潮的冲击，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其中特别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由于接受西方新进思想的影响，对于孔孟之学才由怀疑进而至于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孟之学实在是保守以至是反动的。青年气盛的毛泽东自然也是如此。当时，他在《湘江评论》中着文，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孔孟之学。他公开阐述了自己反对孔学的理由，说：
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孔学的核心是维护现成秩序，这和毛泽东要革命，要推翻旧的制度，显然背道而驰。所以他多次抨击汉儒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点。应该说，毛泽东这种观点和态度是积极的，革命的。
不过，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不完全否定孔子。他从总体上不赞成孔学，但对孔子的一些具体主张还是很赞赏的。
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939年2月，他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草稿提修改意见时也指出：对于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
1943年6月，他又在一个材料上批注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也常常在讲话和文章中引用孔孟的言论。当然，他不是一般性的照搬和引用，而是以他的聪慧和睿智赋以新的意蕴。例如延安整风时，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用肯定的语气说到“孔夫子提倡‘再思’”，意在鼓励人们开动脑筋，勤于思考。而早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他也曾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