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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兰亭序》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他指出该帖是别人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他并且不嫌繁琐地把《临河序》和《兰亭序》详细排列对照，指出《兰亭序》中从“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凡167字，皆为《临河序》所没有，“实在是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家是在游春，都是“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而《兰亭序》的后半部分文字，兴感无端，实在“悲得太没有道理。”且后段文字充满反老庄的思想，不符合王羲之崇尚老庄的思想感情。因为从王羲之的思想性格来说，他是“倔强自负”的，决不会如《兰亭序》中所谓会“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经过一番考证，郭沫若认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南朝陈代永兴寺僧人、着名书法家智永所依托。智永名法极，人称“永禅师”，系王羲之七世孙。他临书三十载，能兼诸体，尤善草书，隋炀帝曾称赞他的书法“得右军之肉”，《兰亭序》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样的语句，很合乎智永这样一位“禅师”的语气，且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因此，郭沫若肯定地说：“请看世传墨池堂祖本智永所书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后有‘智永’的题名，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
郭沫若的文章既出，一方面得到很多人（其中包括一些书法家及书法史家）的赞同，但也有人提出异议。
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就不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坚持认为《兰亭序》帖为王羲之真迹，并撰文《〈兰亭〉的真伪驳议》要与郭沫若辩论。
也许是高二适怕国内报刊因他是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而不肯登载他的文章，也许是他比较相信和他同一见解的老一辈文史专家章士钊，总之是他没有把文稿直接投寄一般报刊，而是于7月14日把文章寄给了章士钊。并附信云：“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他的意思是：此事关系较为重大，最好是请章先生能转呈毛泽东主席一阅，或是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或是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鼓励，对于自己就是大幸了。因为他知道毛泽东主席对于书法不但爱好，而且也是很有研究的。
章士钊老先生还真是古道热肠，当然更主要恐怕也是他本人就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而对高二适的意见十分支持，就在他收到高二适文稿和信的次日（7月16日），即将高二适的文稿和信转送到毛泽东主席处，并附长信一封，在介绍了高二适的简况后写道：
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着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抗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言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
毛泽东看了章士钊的信并高二适的文稿，觉得颇有意思。他本人原就工于书法，也是一位懂书法的行家，对王羲之的字帖也一向十分喜欢。1959年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后，时间相对充裕些，听说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先生有一本王羲之真迹，曾特地借来一个月时间，每日抽空揣研临摹。他认真地读了高二适的文章，即于7月18日复信章士钊，信中对高二适文章有些看法不尽同意，但认为可以争鸣，同意让高二适的文章刊出。信中先说了一段对章士钊着《柳文指要》的话，因为也有关学术问题，不妨原文照录：
各信及指要（柳文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紧接着就说到高二适的文章，说：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他也写信给郭沫若，全文是：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郭沫若是一位性格十分爽朗的人，虽然在政界和学界声望和地位都很高，但不霸道，无意以己意压倒别人，倒是很乐意有人与他争论。他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信稿，立即邀请《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等人到家里来，向他们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让他们读了毛泽东主席的来信，并请他们尽快发表高二适的文章。
见此情况，穆欣当然不敢怠慢。
7月23日，《光明日报》就将高二适的文章全文刊出。
高二适在文章中把郭沫若和清人李文田合而论之驳之。首先认定不能否认《兰亭序》为王羲之所写，虽现《兰亭序》比《临河序》多数十字，这不排除当时注家对原文的增删。他也学郭沫若以《临河序》和《兰亭序》排列对照，将《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于赵王伦”与《陆机本集》的全文对照为例，从而说明李文田（当然也包括郭沫若）所谓“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说到“笔法”“笔体”，高二适则认为：“右军博精群法，不名一体，”硬说《兰亭序》因为没有隶意，所以就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斯乃胶柱鼓瑟，亦其无博识常理者。”高还认为，古人当时能写数种笔体，在什么场合用那一种笔体，而不是死守一种笔体，“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之隶正乎？”同时他还认为，“夫太宗之收《兰亭》也，于羲之传亲为制赞。又誉右军作《兰亭序》，以申其志。文皇‘笔意’，更载‘学书先须知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云云。”“总之《兰亭》而有真膺，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等等。
郭沫若自然是不会同意高二适的看法的。8月12日，他即撰写反驳文章《〈驳议〉的商讨》。他说虽然《兰亭序》系智永伪托，但它仍然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它的书法价值是不能否定的。针对高文讲到“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欧阳询）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可言”，“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郭沫若不惮其烦地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章钰手抄本《章安杂说》中，摘引了清代咸丰举人、着名书画家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来回答高。这就是我们在上文已经收录的“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接着，郭沫若感慨地说：“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郭沫若的这篇《〈驳议〉的商讨》发表在1965年9月出版的《文物》杂志第9期，同期还载有郭沫若另一篇文章《〈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作者从考察王羲之哲学思想的角度，认为魏晋文人多好玄谈，尚旷达，喜欢依仿于老庄。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家与道家的混合体。”“他一方面渴想用世，另一方面又颇想遁世。”
这就是说，王羲之思想里也有不少老庄思想。而《兰亭序》中，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在叙出“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之下，有一句话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而这明明是反庄子的观点。因为“一死生”之说见于《庄子·大宗师篇》；“齐彭殇”之说则见于《庄子·齐物论》。而且这些话，在《庄子》书中，可以说是比较精粹的语句。郭沫若说，这并不是说王羲之就不会有“悲夫”“痛哉”之类的感情，但那得有一定的环境和条件，而“兰亭修禊，是在暮春游乐，既在饮酒赋诗，又未感时忧国，而却突然以老生常谈的‘死生亦大矣’而悲痛起来，这是无病呻吟的绝顶了”。所以，郭沫若的结论是：“总之，传世《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做的，更不是王羲之写的。思想和书法，和东晋人相比，都有很大的距离。”
对于这场学术辩论，毛泽东是一直以浓厚的兴趣注视着的。
8月17日，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聚会，公务之余，他向有关同志问道：“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显然，他的观点是倾向于郭沫若的。
说也凑巧，就在这天，郭沫若将《光明日报》所排《〈驳论〉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的清样，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改正了其中一些错排了的字，于8月20日退回给郭沫若。又附一信，说：
8月17日信及两篇文章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份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1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第1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指的是毛泽东发现了清样上的一个差错。郭沫若在《〈驳论〉的商讨》文中，有一处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指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但清样上后面有一个地方竟将这人误为“王义庆”。毛泽东发觉后，在清样第一页的空白处批注道：
《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着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室传（见《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着《世说》，1962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
由此可见，毛泽东读郭沫若的文章是相当认真的。他甚至为了核对一字之差，查阅了三种古籍和工具书。
次日，《光明日报》刊登出郭沫若的《〈驳论〉的商讨》，一场长达六七个月的“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学术讨论，就这样逐渐展开了。
许多专家学者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上发表文章。短短半年时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了争鸣文章有几十篇之多。支持郭文观点的有张德钧、启功、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赞成和不赞成郭论的，都畅所欲言。
这场学术讨论（亦可谓“学术争论”）自始至终都贯穿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即便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甚至可以说是介入了这次讨论，也都是让大家畅所欲言，一点也没有打棍子，扣帽子，更没有谁以势压人。
尽管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一时不可能作出结论，也无须由谁作出结论，但这次讨论，大家把问题摆出来进行讨论，无论对问题本身或者对推动学术界对其他问题进行讨论，都是有益的。
1972年，郭沫若在《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中，还回顾了这次讨论。他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说：“《兰亭序》帖虽伪，并不贬低它的价值，只是它不是王右军所书而已。不仅字迹不是王右军所书，序文的后半段也不是王右军所作；这样说也不贬低王右军的价值。一定要坚持《兰亭序》的后半段绝非伪作，那倒是有损于王右军的。”
1973年，文物出版社将这次讨论的文章分上、下编汇编出版。上编是郭沫若以及和郭沫若持相同观点的文章，下编为高二适以及和高二适一样观点的文章。书名为《兰亭论辩》。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次辩论“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将会有所启发。”应当说，这场由郭沫若发起，并得到毛泽东的推动而顺利展开的辩论，总体上开展是好的，只不过最后的《兰亭论辩》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高度，有点画蛇添足，引起不同意郭沫若意见的另一方不满，高二适看到后，就拍着《兰亭论辩》这本书，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
●三、关于《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的学术论着《李白与杜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不正常的年代中写成的。此书的写作，严格地说，和毛泽东并无直接关系，本来我们在这里可以不用费辞。不过，因为该书无论在成书时及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曾引起过较大反响；而且有人认为，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及全书基本观点，与毛泽东有一定的间接因缘。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在这里花点笔墨作些交代。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一生最后的一部学术着作。
据知道内情的人说，《李白与杜甫》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写成，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这在郭沫若的写作生涯中，是酝酿时间最长、写作时间最长、修改时间最长并且是修改得最多的一次写作。《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废稿比定稿多一倍以上，这在他一生中也是很少见的。
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这本《李白与杜甫》？为什么在那个“革命”“斗争”打打杀杀盛行的年代想到要写这本学术着作？
往大里说，李白和杜甫不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诗人，也可以说是世界文化伟人。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们，没有人未读过他们的作品，甚至可以说，一般中国人也很少不知道他们，未哼过一两句他们的诗。作为诗人的郭沫若自然是从小就接受过他们的滋哺，后来也一直受到他们的影响，不断从他们那里得到启迪。作为诗人，同时也作为历史学家，到晚年想对他们作一番全面系统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从当时的特定时间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