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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是正面的，肯定的，观点鲜明，态度坚决。郭沫若对此当然完全知道（何况毛泽东还曾在莫斯科亲自找他谈论曹操）。因此他为此着文写戏，积极响应。要说这是迎合媚上，御用作文，也无不可。虽然在那时，还未到“文革”时期那样对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就当成“圣旨”， “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但毕竟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在意识形态领域树起了最高权威（那时尚不到“绝对权威”），他的话可以号令全国。他说出一些看法，人们都会努力理解，积极响应。此时此刻，作为文化界（学术界，文学艺术界）领军人物的郭沫若，能不有所表示，积极贯彻执行吗？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能历史地理智地回望过去，就不应简单地把郭沫若随着毛泽东的调子说了话，做了文章写了戏，就说郭沫若是“应声虫”，“跟屁虫”，“溜须拍马”。为什么？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首先，这并不全是政治问题，而也是一个带学术性的问题。政治人物（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也可以就学术问题发表意见。当然事实上，毛对任何问题都毫无顾忌，为所欲言，谁也管不着他，他不许别人发言的事则不胜枚举。其次，毛泽东就曹操问题发的言，即肯定曹操，主张为曹操翻案，并无错误，没有什么不对。现如今，不要说对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翻案，对康熙雍正乾隆这样骄奢淫逸的皇帝老倌“重新评价”，实为极力赞颂，大加美化，都无不可，甚至对西门庆这类乌龟王八蛋翻案，都没问题，毛泽东为曹操翻案又算得了什么事呢？再次，如果说因为是毛泽东说话，郭沫若不应该跟进，这于理也说不过去。事实上毛泽东对许多问题都说过话，发表过看法。别的不说，单说鲁迅，他就说了不少，作了很高评价。多年来不少人跟在后面加以阐述，加以发挥，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近年也有人加以“反思”），为什么郭沫若就不能在曹操问题上，呼应毛的看法，着文写戏阐释演义毛的主张呢？不吭声，反对，才是最好的态度吗？这不仅不可能，也无必要。是的，郭沫若这一次确有些“应声”“迎合” ，但也不应该笼而统之，概而论之。有意思的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郭沫若曾陪同出席蒋介石的一次公开演讲，因蒋的声音太小，台下听不见（当时没有麦克风之类先进科技），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即手持铁皮制的喇叭大声重复蒋的每一句话，后来他戏称自己真正是做了“党的喇叭”。但这一次，虽然是响应毛泽东为曹操翻案，但毕竟是一个学术问题，和那次做蒋介石的喇叭并不相同。特别是，他创作《蔡文姬》有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融入了自己的命运和情绪。他自己就说：“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化了在里面。”剧中情结“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可以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也正因此，戏剧的演出取得巨大的效果。对此我们不应该忽视或低估。当然，戏中有些写曹操的地方显得牵强生硬，过于联系现实，太着眼为政治服务，确实不可取。
●二、《兰亭序》真伪问题引发的“官司”
郭沫若在忙于政务和频繁的社会活动之余，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还保持十分旺盛的生命力。他以历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为文艺界和学术界贡献出一些新的成果，给人们带来一次次惊喜，除上述有着“迎合”色彩的“为曹操翻案”外，还有一些并不能看作迎合和紧跟的，这就是1965年提出《兰亭序》帖并非大书法家王羲之所写，而是别人依托的见解；还有即下一节要说到的《李白与杜甫》着作。此二者，和毛泽东也多少有些关系。
关于《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因为有毛泽东的介入，其中还有些动人的情节，故有必要在这里用一些笔墨作一番叙说。
《兰亭序》帖又名《兰亭宴集序》帖，是我国古代着名的行书字帖，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极为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传为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所写。唐代何延之在《兰亭记》中对它有这样的介绍：
（《兰亭序》）逸少（按：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按：即羲之，因羲之官至右军将军，故名）蝉聊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暮春3月3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凝、徽、操之等41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所无。
所记如亲历者见。不过相传原本被爱好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得，认为堪称王羲之书法之冠，遂令人临摹了许多副本，真迹为其死后陪葬于昭陵。后人见到的《兰亭序》帖，皆为临本摹本。
《兰亭序》贴摹本以冯承素本被公认为最近原作。全篇凡28行324字，写来从容不迫，气韵生动，雄秀兼蓄，文情并茂，真让人感到达到心手合一的高度境界。
除摹本外，唐初的虞（世南）、欧（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书法大家也都有临本传世。但后人评论说：“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去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嗣后，宋代的薛绍彭，元代的赵子昂，也都有临本相传。尽管这些临摹本都各自透露出它们的临摹者自己的个性特色，表现出相当的艺术价值，但均不是右军真迹，不免越发给人临渊羡鱼之情。
《兰亭序》帖不仅因为后人许许多多的临摹本而给人仰不可及爱不可得之感，还因为关于它还有一些传说，更让人觉得它几近神圣的地步。
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位何延之，写了一篇《兰亭记》，文中除了活灵活现地记叙了《兰亭序》的写作情况，还精心地叙说了一段它后来的命运和遭遇。
他是这样讲故事的：“右军（对《兰亭序》帖）亦自爱重，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付弟子辩才。……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按指王羲之、王献之）书，访募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寻知在辩才处。”于是便想尽种种办法诱取《兰亭》，而辩才却始终推说经乱散失，不知所在。后来房玄龄推荐监察御史萧翼去骗取，费尽苦心，终于得手。太宗高兴得不得了，钦令对房玄龄、萧翼、辩才都予重赏。并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前，向高宗耳语：“吾欲将所得《兰亭》去。”于是《兰亭序》的真迹便被作为太宗的陪葬品而埋进了昭陵。
这真是说得有点神乎其神。特别是太宗死时向他的儿子高宗提出要求把《兰亭序》作为殉葬品带进坟墓，且父子二人是用“耳语”，除非是高宗后来传出，当不可能为第三者所听见，太宗的遗愿，《兰亭》的归宿，又究竟会是怎样呢？
还有一位与何延之基本同时代的人刘其所着《隋唐佳话》也有一段传说，全文是：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按即后来的隋炀帝），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一作“乃遣问辩才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诸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这段故事，虽有些情节与何延之所说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依然是把《兰亭序》说得十分神乎，读之仍使人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
不过，总的说来，历代比较流行的说法乃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会于会稽之兰亭。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诸诗友饮酒唱和，得诗三十七首，积成一集，王羲之即席挥毫，写下了《兰亭序》。由于爱好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特别欣赏王羲之，认为“尽善尽美”者只有王羲之，他尤其喜欢这个字帖，所以断然肯定系王羲之真迹。其后的许多帝王和士大夫也这样宣扬，使《兰亭序》帖一直享有盛誉。这一说法多少年来几乎是书法界和书法史的定论。
说“几乎”是“定论”，是因为对于《兰亭序》帖究竟是否王羲之所作，还是有人不断质疑，尽管质疑的人不是很多，且终未成大气候。
较早的质疑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即怀疑为何在唐以前一些史籍丛帖未见入载，只是在唐之后经过唐太宗的特别“青睐”，又经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欣赏”及许多封建士大夫的附和迎合，群起“咏赞”，才把它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许多人都不否认该帖有其不可低评的艺术价值，但也有人对其评价不高，认为既经钩摹，即难看出真正的王羲之的笔法精神。
应该说，这些质疑并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直到清代晚期，先是咸丰年间的赵之谦隐隐约约地提出了对《兰亭序》帖作者的怀疑。他是话中有话，说：
重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元）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变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
这段话说得曲曲折折，什么“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什么“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什么“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无非是说《兰亭序》的作者问题，实在是值得怀疑和商量的。谓“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是告诉人们从《兰亭序》帖中是看不到王羲之的“本来面目”的，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说《兰亭序》帖的作者不会是王羲之吗？
而到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顺德出了个李文田，他比赵之谦就更勇敢、更直截了当，根本不顾世俗之见和千年定论，直白地指出《兰亭序》实非王羲之所作。
李文田是在为别人（端方）收藏的《定武兰亭》写跋文时，发表出自己的这一看法的。他对《兰亭序》帖提出了几点怀疑，最后的结论是连《兰亭序》文章都不一定是王羲之写的。因此，“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这一问颇为有力，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羲之是《兰亭序》帖的作者。
他的话不算很长，不妨全文录在下面：
唐人称《兰亭》自刘《隋唐佳话》始矣。嗣此，何延之撰《兰亭记》，述萧翼赚《兰亭》事，如目睹。今此记在《太平广记》中。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按《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为《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也。可疑一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原不能比照右军文集之详，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帖跋语，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予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惜诸君不见我也。
依李文田的看法，《兰亭序》帖，毫无疑问是一篇“佳书”，观之足令人惊心动魄，但不会是王羲之所书。他从“笔法”以及原文上推理立论，最后得出“文尚难信，何有于字”的结论。这一下就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把过去人们的质疑导向到完全的否定。把过去“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话变而为明明白白的话说出。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实在是大胆的惊人之语。
然而，李文田发表的诚然是大胆高论，但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人们仍旧习惯遵循长期传下来的看法，还一直照老样尊《兰亭序》帖为书圣王羲之的大作，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郭沫若重新发难，提出对《兰亭序》帖作者问题的质疑，挑起了新的一轮争论，在书法界、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郭沫若挑起这一问题的争论，是由南京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引起的。
1965年，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地区出土了东晋时代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等，引起了作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书法家的郭沫若的注意。
他立即从墓主和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家族关系以及碑文书写笔法，联系到王羲之的名作《兰亭序》帖，敏锐地发现由出土墓志可以考索《兰亭序》帖的悬案，对于研究《兰亭序》帖的作者问题是一个极好的依据。于是，经过认真揣摹研究，他写出了考证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表于1965年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报》，《文物》杂志1965年第6期同时发表），得出结论：《兰亭序》帖不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而是出于别人的依托。
据郭沫若自己说，他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并未看到李文田的跋文，观点是和李文田不谋而合。他是十分同意李的意见，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李的意见，从许多方面加以考据和论证。
《兰亭序》帖既然被目为书法史上的“第一行书”，郭沫若就首先从书法上来考察它的作者问题。他认为，从出土的墓志看，东晋几十年间，“基本上还是隶书的阶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其笔法却与已见的“北朝碑刻悬异”，这不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