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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的到了动身的日子，别妇抛雏立刻就要成为现实，郭沫若觉得不能再不对妻子说了。他不能不告诉妻子事情是怎样决定的，不能不告诉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做，要如此决定。
至于孩子们，他们都还年幼，父亲不平凡的经历已经使他们面对了很多同龄人所不曾有的困难和烦恼。而今，他们的中国父亲又要离开他们回国去了，他们将要遭受的是人们的误解和歧视，甚至欺侮。郭沫若想像得到自己的离去，对这几个幼小的生命意味着什么。重大的压力也要这五个孩子幼小肩膀承担起来。但这一切都不能顾，也顾不了了。对他们说，也未必说得清，道得明。
但是，对于妻子安娜是必须告诉，必须说清的。
他本来想好了许多话，诸如中日开战了，作为中国人不能置身度外，他的回国是祖国的召唤，他对于妻儿是怀有深深感情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自己是一个感情炽烈的诗人，但是，“祖国”，像一个巨大的磁铁，在吸引着他，现在，在亲人和祖国之间，他只好也必须选择祖国……临行的前一天晚上，郭沫若鼓足了勇气，下最大的狠心，要把事情一古脑告诉妻子。然而，当他面对爱妻想说这些时，他竟什么也说不出。
他突然觉得，对安娜根本没有必要说这一些。
郭沫若是不是一个好丈夫，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和他共过多年患难的妻子安娜难道还不清楚吗？
他环顾了一下简陋的室内，妻子在缝衣服，两个大孩子静静地在看书，3个小孩子已经睡着了。
他只是轻轻地走到妻子面前，用日语低声说了一句：“安娜，我真的要回中国去了。”
安娜的眼中一亮。她不像前些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她立即感到丈夫说的是真话，并且分别就在眼前。但她很快又把头微微地低着，显得十分平静，说：“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
听了妻子的话，郭沫若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安娜是那样温顺。安娜是那样体贴。安娜又是那样沉着勇敢。她一句话就把家庭重担完全接了过去，丝毫没有流露怨怼和烦言。只是平平常常的几句话。但这几句看来极简朴的话，却给郭沫若极大的鼓舞，极大的安慰。他只是在自己心中反复默念：“女人哟，你这话是使我下定最后决心的。”“你，苦难的圣母，我将会永远记住你！”
清晨4点半，当孩子们都还在梦乡之中，彻夜无眠的郭沫若已经为妻子和孩子写下了离别的留言。他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嘱咐他们认真地做人，给刚刚六岁的小儿子，他也用“片假名”写了祝福的话，希望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之后，就在被泪水模糊了的视线中，他最后看了看他深爱的妻儿，就毅然地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由于爱国之志，也为了因妻子而感动，郭沫若在离家的路上甚至给自己立下了大戒：
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魄，受戒僧的清规。
……金石可泐，此志难渝。
“海上风平浪静”，可是郭沫若的心境是那样的复杂，归国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但是这是以怎样的代价换取的啊！当船驶过黄海的时候，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情感，便步鲁迅一首旧诗的韵律写了一首七绝：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首诗，多少写出了一些他当时不得不离家出行，毅然别妇抛雏的苦衷；更写出了他对祖国民族的一片赤诚，写出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是怀着怎样的必胜信心和不畏牺牲的勇气。
在船中的第二日，他又写诗一首：
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是的，郭沫若是下了死的决心的。从他这10年亡命日本的前前后后，可谓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作出巨大的牺牲。然而，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个人牺牲又安足道矣！
郭沫若在海上只待了两天，轮船于7月27日抵达上海。他很快就投入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开始是忙着筹办《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走于上海、苏州、嘉定、南京等地，动员了许多文学、电影、绘画、音乐工作者，到前线做战地慰问和宣传鼓动工作。不久又担当起更繁忙更重要的文化宣传领导工作。他在抗日的洪流中表现得十分出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里似乎需要说一下郭沫若回国后晋见当时最高统帅蒋介石一事。郭沫若抵达上海不久，就应蒋介石之召奔赴南京。他先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叶剑英，后又拜访陈立夫、邵力子、李济深等人。次日，晋见蒋介石，陈布雷陪同在座。郭沫若事后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文中蒋介石的音容笑貌被写得柔美温和，大加赞许和颂扬。如在写见蒋后与蒋握手，感到蒋的手“是那样温暖柔和”，并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等等。十年前（1927年），郭沫若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将革命湮没在血泊之中时，奋起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对蒋介石予以猛烈抨击。十年之后的今日，获蒋召见，态度则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觉得蒋氏“和蔼”“温和”，可亲可敬。后来，特别是在近年，即有人认为这说明郭沫若“投机”、“多变”，甚至骂他是“叛变”。这完全是不顾历史的偏见。应该说，郭沫若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前夕，郭沫若勇敢地写出檄文声讨蒋介石，表现了他的大勇，应该充分肯定；今日情势是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蒋介石作为全国民众的最高领袖，最高统帅，能够捐弃前嫌，主动让自己（郭沫若）回国报效，并亲自接见，兴奋之余觉得蒋氏比过去可爱可敬，写两句好话，也是对的。今日之蒋介石不是当年之蒋介石。
昨之“今日”已成“昔日”，今之“今日”需要从新考量，从新认识，从新对待。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政策态度都已发生重大变化，此所谓“今已非昔”。这一切都是历史。历史是发展的，变动的。历史可以分析，也可以批判，但要的是理性，不是情绪，更不能脱离历史条件、历史情况。否则，就只能是心存偏见，无理责难。
●二、延安窑洞的灯光
就在郭沫若辛苦辗转由日本返回祖国之时和回国之后，在祖国内地，在陕北黄土高坡上，有一孔窑洞经常是彻夜照射出明亮的灯光。
这是毛泽东在夜以继日地为国家大事操劳，为根据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和消长部署抗日战争而运筹帷幄。
延安，古称肤施，是一座历史名城。它坐落在两河的交汇处，依偎在黄土高原的怀抱中。雄伟的宝塔山矗立在城南，清凉山似一道屏风隔在它北面，清清的延河水蜿蜒在宝塔山和清凉山之间。
延安周围，尽是黄土岗，被风雨侵蚀了的波浪地形装饰着贫瘠的田野。很久以前，这里便是一个繁华的边塞小城。只是连年的战乱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这里逐渐萧条了下来。相传有一年这里久旱不雨，饥民在死亡边缘挣扎，是一位老和尚舍弃自己的生命救活了残存的人们，大家为了纪念这位舍己救人的恩人，就将这个地方称为肤施。这个古老的传说当然已无可考证，也无须考证，但从它却可以看出这里的人们是多么渴望舍己为人的人出现，以将他们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开始并不设在延安，而是设在延安西面百余公里的小镇保安（后为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更名为志丹县）。“西安事变”之后不久，亦即1937年1 月13日，中央才由保安迁到延安。此后，延安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的灯塔和摇篮。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急遽变化。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对华侵略，国内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团结所有进步力量组成爱国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挫败反动派的阴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不但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战愿望的表现以及进步力量对于卖国投降的反动势力的一次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大胜利。嗣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和实际步骤，积极开展和推进以国共两党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合作为标志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十分清楚的。这也可以从毛泽东于“七七事变”前夕做的两次报告中看出。
一次是在1937的5月3日于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在这篇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题的报告中，毛泽东用十分形象的语言和明白的道理告诉大家，说：蒋介石想当中华民族的官，而日本人一来，想完全征服中国，采取“过硬政策”，要打蒋介石，蒋介石就当不成官了，就要反抗，逼上梁山嘛，这就和我们主张抗日一致了，我们就要推动他抗日呀。毛泽东还说，为了巩固逐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另一篇也是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在这篇结论中，毛泽东更进一步告诫人们：现在日本后退了，这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着他们改变了侵略方式，但后退是假象，想用这种表面后退的假象迷惑我们，来破坏我们刚实现的统一战线。他说，日本想霸占中国这块土地，我们要保卫这块土地，这是主要矛盾，是这块土地到底属于中国人，还是属于日本人的大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他要大家都看到，蒋介石对人民，已从硬的政策改成软的政策。为什么会变？就因为日本人要打他，而他想反抗，又力量不够，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而我们要抗日，也在找同盟军，人越多越好。因此，他号召全党花大力气去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关于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思想也是一贯的。
早在1922年六、七月间，亦即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明确提出了同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对当时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
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这种形式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事实证明，这一特殊的合作形式的确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推动了革命迅猛地向全国发展。在此形势下成功召开的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可以说是以国共合作为基本形式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由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告于失败。但是，即使在革命处于极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仍未改变更未放弃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新的组合和变化。不但工人农民要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广大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也发生明显变化。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人民迅速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明确表示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停止进攻根据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群众保卫中国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三个条件下，和一切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甚至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还几次写信给国民党，表示愿意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尽快停战议和，实行新的国共合作以共同抗日。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对党外进步力量积极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了极大成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政界军界和文化界的一些着名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和细致工作下，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以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积极影响。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它的顺利解决，就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取得重大成功以及这一政策思想的巨大生命力的最好证明。
写到这里，似乎有必要特别说一说一位美国人对陕北的访问，以及毛泽东对他的接见和连续几天深入的谈话。
这决不是因为对于那位美国人来说，由于这次访问和谈话及由他写出的报道，从此使他成为了世界上和历史上的一位名人。主要是因为他的来访和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毛泽东本人生活经历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通过他的报道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活动和政策，其中特别是关于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思想。
这就是后来受到广大中国人尊敬，更与许多着名中国文化人结下深厚友谊的一位美国新闻记者。他的名字是：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当时来到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倾向进步、同情中国革命的西方新闻界和文化界人士中的一个。当时他还十分年轻，不过三十来岁，为人正直，很有气魄，也很有胆识。他虽然同情中国革命，但对中国革命还不十分了解。他决心深入到陕北，用自己的眼睛亲自看一看中国人民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人类历史上艰苦卓绝的斗争。
他一到陕北，就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也很爽快地接见了他。
那是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虽小却十分古老的小城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