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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莫关山几万程。
刘文典很快就读到了陈寅恪这首悲怆激越的七律，联想到自己奔波千里、千转百折的类似经历，一种知音难得的悲情瞬间涌上心头。他立即挥毫泼墨，将陈寅恪的这首诗抄录了下来，赠给了一向帮助西南联大的当地学者马竹斋先生。马先生视为珍宝，精心收藏，如今原件存于蒙自档案馆。
到了蒙自之后，由于生了疟疾，陈寅恪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此之前，陈寅恪患有眼疾，视力大不如前，并有逐步衰竭的趋向。战时经济紧张，蒙自的生活虽然还算过得去，但也几乎只能是保证每天不至于饿肚子，更多的营养就谈不上了，这都加剧了陈寅恪的病情。〃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有时候想想，难免落寞孤寂。幸好，云南还有吴宓，还有刘文典。
在陈寅恪的心目中，吴宓、刘文典都是他的〃患难之交〃。经历过战乱的侵扰之后，〃国学研究院当年的繁荣景象，随着时光的流逝，也逐渐模糊起来。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他还在清华苦苦撑持〃12 。而一直坚定站在他身边的，总有吴宓、刘文典这两位至交。
吴宓是最早提出将陈寅恪〃挖〃到清华的人，他与陈寅恪的亲密关系自然不用多说。在厚厚几十本的《吴宓日记》里，只要两个人同在一地，总能见到两人过往相交的记录，从读书到交友，两人甚至还一道出钱宴请宾客。
而在日军轰炸的警报下，刘文典〃保存国粹要紧〃的真情流露，更让陈寅恪在孤寂之余颇感安慰。据云，刘文典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与他后来经常拿〃大拇指〃和〃小拇指〃喻指陈寅恪和自己，是同样的情怀与敬意。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授课，都是当之无愧的联大翘楚。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十二年，是陈寅恪学术功力全面爆发的〃黄金时代〃，他一生著文约百篇，其中一半以上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到了云南以后，由于藏书被焚或被窃，陈寅恪只能以手边残存的眉注本《通典》为蓝本，凭借过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这本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期间又遭日寇烧毁，但仅从由其旧稿拼凑而成的重庆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来看，亦足可见陈寅恪在文学、历史等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他比汉、唐、宋以及明清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们，前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纪元〃13 。
陈寅恪上课，自成风格。假如你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见到他行色匆匆去上课，不用开口问他〃今天讲什么〃，只需要看他肩上挎包的颜色就知道了。黄色的代表要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蓝色的则代表要讲其他课程，从不混淆。
第56节：偶像陈寅恪（8）
和刘文典一样，他上课声音并不大，习惯于平铺直叙，习惯于引经据典，但精彩往往就闪现在这有意无意之间。有一次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光是为了考证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汉〃字，就足足讲了四节课，吓得一些学术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再也不敢随意走进他的课堂。
相同的生活经历、精神气质与行为主张，让刘文典与陈寅恪英雄相惜、互相推崇。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多次在课堂上跟学生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刘文典喜欢用这句话作为〃《庄子》研究〃课程的开场白。说得台下的学生一愣一愣的，心想这个其貌不扬的教授挺谦虚啊，没料想到，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那也没有人懂！〃
刘文典之所以有这样的胆识，是因为就连被学术界公认为大家的陈寅恪，都不止一次肯定他在《庄子》研究方面的成就。因而，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又听到刘文典的另一番〃疯人疯语〃：〃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
这番话曾经被认为是后人杜撰的，但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必雨却在一篇文章中澄清了〃两个半教授〃的真实版本：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台下的学生虽然都是初来乍到，但很多人刚进校门就不止一次听说过刘文典这个名字，都已将他当成传奇般人物崇拜向往。没想到学校第一次活动，就能见到这位〃真神〃，学生们都竖起了耳朵，想听听这位名教授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惊世骇俗之语。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刘文典虽然没有明说另外一个真正懂《庄子》的人是谁，但大家的心里都已不言而明：就是他老先生自己！14
这是李必雨亲耳聆听到的刘文典发言，尽管细节可能会因时间久远略有差异，但整体上的意思应该是不会错的。何况，对于一个大学新生来说，第一次遇到大学老师就是如此狂放不羁、豪言壮语之人，相信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将是永不磨灭的记忆。
按照刘文典的个性，说这样的话不过是小菜一碟。1923年，在完成《淮南鸿烈集解》并得到胡适的高度赞誉后，刘文典校勘诸子百家典籍的信心更足了。于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做了《论衡》的校勘，弄出了〃自信是《论衡》的最完善的本子〃，但商务印书馆对这本书的销路却〃极为怀疑〃。万般无奈之下，刘文典只得给自己的〃人生导师〃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够帮助他协调出版或者寻找新的买家。
第57节：偶像陈寅恪（9）
在这封信里，刘文典第一次向胡适透露了他准备校勘《庄子》的宏大计划：〃《庄子》这部书，注的人虽然很多，并且有集释、集解之类，但是以弟所知，好像没有人用王氏父子的方法校过。弟因为校《淮南子》，对于《庄子》也很有点发明，引起很深的兴味，现在很想用这种方法去办一下，也无须去'集'别人的东西。只仿照《读书杂志》的样儿，一条条的记下来就行了，有多少算多少，也无所谓完事，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样做法，你要赞成，弟预备等书债偿清之后就着手了。〃
从刘文典与胡适来往的书信看，胡适对他的这一研究计划表示了支持，并给他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引用了《庄子》〃至乐篇〃里的部分文字，说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刘文典刚好正在潜心写作《庄子补正》，遂将〃至乐篇〃里的文字重新考订了一番，〃稍稍可读〃，但仍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必欲求解，势将流入穿凿附会一途〃。由此可见，刘文典后来夸口自己是古今中外真正懂《庄子》的唯一一人，并非完全〃无厘头〃。
本来以为校勘《庄子》是很轻松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一工作却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先是回到故乡筹办安徽大学，后则回到清华大学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直到长子刘成章因病早逝，刘文典为了转移悲伤，才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点校〃齐彭殇，等生死〃的《庄子》。没过多久，抗日战争爆发，刘文典什么都没带，只将《庄子补正》等尚未最后完成的书稿塞进一个蓝色包袱，到了云南。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最终完成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书稿。在此之前，他所写的《庄子琐记》被收入1928年出版的《三余札记》中。相比之下，《庄子补正》更像是一部〃冥思研索〃的巨著，收列《庄子》内篇、外篇、杂篇的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以历代《庄子》重要版本为校勘基础，广泛征引了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奚侗、俞樾、郭庆藩、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古今知名学者的校勘成果。在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后，刘文典曾言明写作这本书的标准：〃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15 可以说，《庄子补正》是刘文典一生用力最多的校勘著作，亦最被世人所看重，是至今所有治国学的人都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顺便插一句，时间的轮盘转到21世纪初叶，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一位英姿飒爽的〃国学女将〃于丹。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解解读《论语》的心得，一炮走红。2007年春节期间，她又披挂上阵，高擂战鼓，用成功学的方法解读《庄子》，据说一部书稿就卖了几百万。但尽管于丹再红，她都没有忘记向刘文典这位大师〃讨教〃：在她〃天价书稿〃的参考文献作者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庄子，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自矜为〃古今唯一懂庄子〃的刘文典。
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却真实地凸显了《庄子补正》持久未变的学术价值。刘文典本人对于这部著作也相当满意，除了在西南联大开设相关课程向学生讲解他的研究成果之外，还专门将这部书稿送给陈寅恪先生审读分享，得到由衷的肯定。陈寅恪平生阅人无数、读书无数，从不轻易夸赞别人的学术成就，但对于刘文典的这本《庄子补正》，却另眼相看，褒奖有加。1939年11月，尚处于颠簸流离状态的陈寅恪欣然为《庄子补正》作序，内容如下：
第58节：偶像陈寅恪（10）
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认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
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
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水陈寅恪
纵览陈寅恪一生的学术交往，能够赢得他如此赞誉的，不过陈垣、杨树达等有限的几个人而已，而他竟对刘文典的著作做出〃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的评价，并认为其〃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足见《庄子补正》给他带去了多么大的学术惊喜与思想认同。
当然，陈寅恪写这篇序言，实际上也是别有所指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胡适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后，全国很快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改造古人典籍的热潮，〃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渐渐地，〃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理智的头脑没有了，大棒子满天飞，对于一切〃经史子集〃或全盘否定，或任意改造，每个人都似乎变成了金圣叹。分明是用自己的观点在注释〃天下才子书〃，还说〃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往古人的头上〃扣屎帽子〃。而刘文典实事求是、谨小慎微、有一说一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打动了陈寅恪。
打动陈寅恪的还有刘文典校勘《庄子补正》的真正苦心。在《〈庄子补正〉自序》里，刘文典写道：〃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忝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
这虽然是一段〃之乎者也〃的文字，但读起来并不难理解。在当时那种炮火连天、举国动荡的环境下，刘文典想凭借自己对于《庄子》的重新整理，突出学人名节的重要。这一点，同样是陈寅恪所看重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陈寅恪的身上，令刘文典感到钦佩的，除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学识，还有其独立坚持的人格魅力。这也是后世学人对于陈寅恪一致敬重的根源所在。
第59节：偶像陈寅恪（11）
正如前面所写到的，陈寅恪在名节坚守上的超然，是有其家世渊源的。日军侵入北平后，他父亲散原老人绝食绝药而死，这对于陈寅恪的心灵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冲击。
其实在此之前，陈寅恪就已经表现出对学人名节的独特见解。1927年6月2日，陈寅恪的清华同事、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两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仁一致推举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王国维为何而死？当时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被罗振玉逼债，有的说是因为丧子之痛，有的说是缘于苦病厌世，但陈寅恪凭借与王国维的交往，断定他是死于名节。当时北伐军即将攻入天津、北平，溥仪虽然早就不是皇帝了，却一直住在天津，依然享受着遗老遗少们私下的顶礼膜拜，如今一切都将成为烟云，王国维自觉唯有一死才足以谢天恩。
〃君辱臣死〃的思想虽然迂腐，但却是千古文人生存的价值。这未尝不是一种独特的名节坚守。思虑良久，陈寅恪写下了一段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景仰的名句：〃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