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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工作在莫斯科的外国专家人数有了显著增加。在经济部和财政部，分别有专家小组帮助叶·盖达尔的工作，在阿·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委员会，还存在一个规模更大的小组（超过100人）。尽管从形式上来讲他们的身份不过是顾问和咨询专家，但实际所起作用要大得多。仿效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经济部不署名的工作风格，一些外国专家小组成员参与制订规则、指示，甚至还帮助起草俄罗斯联邦总统令草案。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事实是，从1991年12月到1993年3月，来自西方国家的主要顾问的办公室都设在了老广场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
安德斯·奥斯隆德，这位20世纪80年代曾在瑞典驻莫斯科使馆工作并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系复杂的人在自己后来出版的一本书里写道：“这让我这个老苏联问题专家印象深刻。” 他不仅感觉自己寻找到了自尊，而且还在莫斯科成了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只是到了1993年4月，外国专家办公室才从这里搬到名气稍小些的、不太惹人注意的地方。这些专家在很多方面的作用不小，其中最著名的人士是杰弗里·萨克斯，他曾担任过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的经济顾问。到1994～1995年，大部分外国专家才开始离开莫斯科。
对于自己20世纪90年代初在莫斯科的工作，这些西方专家后来有多种多样的评价。杰弗里·萨克斯对于自己的名字和俄罗斯的改革命运紧密相连表示遗憾，他本人对改革成果评价很低。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施行的全部政策都遭到了失败，甚至而言，在俄罗斯遭受的失败要比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更显而易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失败相比，安德斯·奥斯隆德为自己曾经在莫斯科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他确信，没有他的帮助，俄罗斯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改造的主要目标也不能成功实现。
从1995年夏开始，尽管还是十分认真地听取每年来俄罗斯2～3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但俄罗斯政府事实上已经开始习惯在没有常驻莫斯科的外国顾问们帮助下工作。恰恰是根据这些专家的建议，许多滨海地区的煤矿因为亏损被关闭，其后果是，几千个矿工失业，他们的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滨海边疆区发生了十分严重的能源危机。
根据丘拜斯的提议，俄罗斯在1996年初邀请了美国选举事务专家小组前来莫斯科，寻求他们对叶利钦竞选连任第二届总统的帮助。1997年，阿纳托利·丘拜斯就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后，又再次邀请哈佛大学的专家小组来到莫斯科为他提供帮助和支持。这些人的工作几乎完全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但是，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危机令那些眼睛曾经一直盯住西方的大多数自由派改革家惊慌失措。政府智囊团的专家们以及媒体已经不再将波兰和美国作为仿效的范例，而是开始向遥远的拉丁美洲学习，首先是智利和阿根廷。
1998年9月，几家俄罗斯报纸的观察家前去智利，向已经退休的、在太平洋海岸豪华别墅里平静地过着日子的独裁者奥古斯都·皮诺切特将军取经。不过，他们对阿根廷的浓厚兴趣则保持得更加长久。1998年秋天，在俄罗斯许多报刊杂志上都可以看到标题为“阿根廷在帮助我们”的文章。应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个人的书面邀请，阿根廷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多明戈·卡瓦略来到了莫斯科。
在信中，切尔诺梅尔金将卡瓦略称为“现代经济思想之父”。卡瓦略为切尔诺梅尔金及政府中的其他代理部长们提供了一个星期的咨询，并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不过，他也坦率地承认，他对俄罗斯的国情知之甚少，并明确表示他不准备提供任何具体建议。
在那时，许多自由主义者将多明戈·卡瓦略看作是能够为俄罗斯创造奇迹的上帝。但是“阿根廷奇迹”成了海市蜃楼。在2001年底，这个气泡被戳破了。城市中，到处是激动不安的人群；多明戈·卡瓦略逃之夭夭；在一个月时间里，走马灯似地有5位政治家登上了总统宝座；国家实施了紧急状态——所有这一切都让俄罗斯报刊杂志感到震惊，它们不情愿地向自己和读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是俄罗斯采纳自由主义主张，借鉴阿根廷整顿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经验，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时，鲍里斯·叶利钦准备支持任何一种新的“休克疗法”模式。
幸运的是，随着普里马科夫入主白宫，俄罗斯政府对外国模式和“最高权威”的浓厚兴趣迅速消失，尽管，这时仍旧有一些政论家继续鼓吹俄罗斯要搞“拉丁美洲模式”，并建议俄罗斯在广阔的地区整合巴西、智利、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国的经验。
应该看到，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俄罗斯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的水平暂时还很落后，这是一个毋需证明的简单事实。在俄罗斯，甚至还没有100～150名专业不同但素养都很高的经济学家，因此也就无法做到由懂专业的内行来领导国家经济改革并培养新的干部。尽管人才流失严重，但俄罗斯在物理和数学方面仍然具备只有世界级的科学家才能营造出来的科研氛围。不过在经济学领域，俄罗斯却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科研氛围。这里，只产生过几个有声望的学者，但是他们只懂得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思考。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0）
苏联经济学曾是苏联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甚至一些特别项目的发展还背离了世界经济科学发展的方向。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才出现了几十个规模不大的经济中心、科研所、基金会和团体，诞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学派和流派的萌芽。但是，要想产生世界级水平的大经济学家，还要做好15～20年时间的准备。现在，在俄罗斯最有声望的大经济学家仍旧是那些行政机关里的高官们。在90年代初期有叶戈尔·盖达尔和亚历山大·绍欣，1996～1997年有亚历山大·利夫希茨和叶夫根尼·亚辛，2000年有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不过，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对于他们的所谓威信嗤之以鼻。
随着这些人从高官位置上淡出，其声望也丧失殆尽。在今天的俄罗斯公民心中，还有哪一个人会去相信阿纳托利·丘拜斯不只是位政治家，而且也是位经济学家呢？不过，为使丘拜斯所计划的、对俄罗斯“统一动力公司”进行大规模能源领域的改革获得成功，仅仅具备行政管理才能还远远不够。因此，丘拜斯想再次借鉴外国经验——而且还是备受质疑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所进行的电力改革经验。
上述所说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应当完全拒绝进行经济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应当更加稳妥地进行、速度要放慢一点，并且，必须提前在一些城市、州和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积累到必要的经验并较快地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经济领域的干部。现在，还很难看得清“老一辈”和“新一代”经济学家的争论实质，不管是“老一辈”还是“新一代”，这些经济学家都没有得到必须的信任——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都是如此。恰恰是对政权机关、对那些制订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的信任，才是健康经济学的基础。
1998年金融危机过后，奉行极端自由主义的《新时代》杂志的一位主要撰稿人尤里·亚历山德罗夫带着令人惊奇的语调写道：“可以从认识世界各个国家的改革经验中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导致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最终选择了哪种模式，而是国内民众的情绪——他们对所选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的心理准备。”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激进改革家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事实上，早在100多年前，俄罗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扬茹尔（1846～1914）就写过一本《信任是生产的最重要因素》的著作。商人和实业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人们对金融机构和权力机关的信任、对改革政策和所有权的信任——所有这一切问题不仅属于政治范畴，而且也属于经济范畴。
一般而言，只有民主体制在赢得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情况下它才可能是稳固的。当普通民众认为执政者都是“骗子”的时候，在经济学家承认俄罗斯确实存在着“谁也不相信谁”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情况下，不可能期望经济形势出现好转。像以前一样，居民将自己挣来的美元藏在家中，中小商人继续隐瞒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大商人——将账户开设到国外银行。恰恰是由于失去了苏联公民的信任这一主要原因，才导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
好不容易，1989～1991年的鲍里斯·叶利钦赢得了俄罗斯大多数居民的信任，但这种信任却又在1992年上半年丧失殆尽。那个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整个改革纲领并没有顾及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而是完全仰仗叶利钦所取得的为期十二个月的特命全权体制得以施行下去。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争论，叶利钦就以总统令的方式实施了那个将俄罗斯推上“不归路”的最激进的改革措施。
瑞典教授、外交家安德斯·奥斯隆德曾经领导了盖达尔的顾问团，就连他也这样解释俄罗斯所确定的改革战略：“在东欧各国中，结构性改革形形色色，而且规模都不小，但是，俄罗斯结构改革的规模更大。我曾预计，俄罗斯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可能在35％～40％之间，这意味着比波兰还要高。人们可以用多种理由来解释为何要进行这种激进的改革。从政治角度看，当社会充满迷惘情绪以及各个利益集团还无法完全评价出自己的得失何在之时，通过一揽子激进改革措施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快速以及密集型打击是必要的。” 甚至这些人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切尔诺梅尔金和基里延科政府没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们没有赢得人民的信任，而只有普里马科夫政府成功地将俄罗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提升了，从而使政府得到了民众长达8个月的支持。在这里，阿·丘拜斯在“统一动力公司”的改革很有代表性。这场改革的动机和目标是，通过将外国投资吸引到这一领域中来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但是，当丘拜斯刚一宣布进行改革，“统一动力公司”的股票价格立即跌去了2/3，使公司资产缩水了几十亿美元。有谁还打算将钱投向这家公司呢？国家杜马实质性地改变了电力系统的改革方案和时间。显而易见，在缺乏对丘拜斯稳固信任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不允许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实验。
弗拉基米尔·普京更能赢得公民对政权机关的信任，这是俄罗斯新总统最成功之处。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阐明：“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公开和诚实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将保证我们避免重犯以前的错误，它是一个全新‘社会契约’的基本条件。”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1）
这是一项我们曾多次提到的任务，也是在20世纪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能够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能解决这一任务，俄罗斯就无法在新的21世纪取得成功。
避免激进主义和教条主义
不能将经济学归入精确科学的范畴之内，经济规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会同物理定律那样一成不变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从1968年开始，诺贝尔委员会也为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授予诺贝尔奖。不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应用经济的代表，而非基础经济学的代表。
在经济学中，存在有许多学派、观点、理论、流派，它们彼此之间经常进行论战；对于与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学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在争论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教条，而违背现实地顽固坚守这些教条会导致失败和崩溃。
在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最重要学说的奠基者有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或者还有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约翰·凯恩斯，他们这几个人都不是教条主义者。“货币主义之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不是教条主义者，在自己最后一本阐述货币理论新概念著作的序言中，弗里德曼重复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我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不过，马克思和弗里德曼的狂热追随者们却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不能也不想更改自己导师的理论和公理，或是对这些公理的简单化解释进行任何改变。马克思曾这样评价那些自称是他的学生的人：“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不过，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称盖达尔和丘拜斯是“货币主义的杂种”，在这里，他指的是盖达尔和丘拜斯的经济和思想学说非常肤浅。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里，教条主义众所周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法律上，前苏联都不允许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其他所有与私有制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和经营形式的存在。此外，诸如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剥削和利润的本质、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对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对大生产和小生产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今天，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仍然存在着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教条主义认识。在公正地批评现代俄罗斯真实情况的同时，俄共的刊物不仅将20世纪70年代、而且还将30年代的苏联现实做了一番美化。
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任何可以取代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在分析后苏联时期现实基础之上的俄罗斯新经济学说。作为苏联前辈的继承人，对1992～1998年俄罗斯政府决策产生最大影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也证明自己是一些教条主义者。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实践者，他们也很不成功。
通过这些理论家和实践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俄罗斯形成了混杂着各种各样原则、还无法认知其科学性的经济和经营体制。无论是改革派经济学家们本身，还是法律专家、寡头和西方专家们，都无法理解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自发过程。最近几年里在托木斯克市、沃尔库塔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克麦罗沃市、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州以及下诺夫戈罗德市等地所发生的诉讼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只法律专家，而且还有各种股票、债券、票据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本身也难以理解，哪一些财产属于他们所有？怎样支配它们以及对它们有何种期望：是赢利还是亏损？是公正的执法者还是找上门来的杀手？
开始于2000年底、围绕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欺诈案的司法诉讼，就在这两位前寡头的股票及财产性质和数量问题上混乱不清。从法律上来说，今天的一些俄罗斯大公司、集团和矿藏属于境外某一个太平洋小岛上注册的公司。可能，人们只能在荷兰和塞浦路斯的法律事物所才找得到一些大公司或集团的真正所有者。但是，也有一些工厂、矿山、中介事物所，它们的法人地址也让人摸不着头脑。在这里，我不想谈及那几千家经过这样或那样的商业运作之后，在注册了不到两三天就消失的公司。从正式出具的收入申报单上，人们不仅根本无法弄清楚古辛斯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