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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之线，其电报器具，不过两木箱。演说时，远置厅事两旁，一箱电发，则他箱内之小钟铮然应之”。文中的马考尼，就是我们现在翻译的马可尼，“汉忒象浪”就是赫兹发现的电磁波。
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的时候，《时务报》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电浪新法》：“用大小合度、力量相当之电机，数英里之遥，凭空发信，现用哈子（赫兹）法之电浪试验”。“于一英里之外，设一电机，并在隔一山处，亦设一机，激动电浪，则两机俱应，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这两篇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
1899年初，中国购买了几部马可尼旧火花式无线电机，安装在广州两广总督督署、马口、威远等要塞以及南洋舰队各舰艇上，以便远程军事指挥之用。这是无线电波首次飞越在中国大地上。十分难得的是，这一次中国对无线电报的应用，基本上与欧美同步。要知道，在同一年，马可尼才刚刚说服英国邮政部在南福兰角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报站，用来与法国维姆勒之间的通信，通讯业务方才起步。中国的反应速度，已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之上了。
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在烟台至东北的牛庄架设起来无线电台，来指挥作战。保持“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受此影响，斥巨资购买了7部马可尼式无线电机（每台约白银2000两），安装在北京附近的南苑以及几艘海军舰艇上，其功能不问可知，也是军事所用。
观一叶而知秋。清政府在对无线电报的安排只是一些小小的历史细节，却并非无关宏旨。从其中的细微处，我们可以揣摩到，电报已经从一头国人眼中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逐渐变成了与军事、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件利器。
电报这个小小的发明，在这个绵延几千年的国度已经开始渐渐发酵了。
电报与晚清政治
每一次科技的变革，总会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最先作用在政治和军事上。电报的出现，是一次信息革新，它使信息的传输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对于视情报与时间如生命的军事将领、政治家们来说，不啻为是一柄利器。即使是对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的晚清，亦不能完全规避这种影响力。清政府晚期的许多著名事件，都是与电报的出现密切相关——或者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假如没有电报这种东西的话，许多清末政治事件未必会发生，即便发生也未必会辐射出绝大的影响力和震撼来。科技改变政治，这一条定律即使是在中华老大帝国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中国正式开始架设电报线路是在光绪五年，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炮台之间建成电报线，随即铺开了沿海各省电报建设的大潮。但清政府却一直不认为电报是官方文件，只是称之为“抄电”。当时官员打电报上奏之后，仍旧要用传统途径送递一份同样内容的奏折，以便备档。可见在当时清政府心目中，电报根本不能算是正规文书。
一直到1883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才改变了清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当时中国军队一路连胜，昏庸的清政府却一味求和，电令前线停战。老将冯子材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复电抗辩，却无力回天。当时担任广东会筹防务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按捺不住愤懑之情，愤然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国耻。这是首次把电报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此役丧权辱国，颟顸之至。不过电报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倒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清政府尝到了远程遥控的甜头，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是从光绪十年开始，在军机处建立电报档案，光绪帝亲自下旨将电报视作公文来对待。同僚之间的电文往来，被称为“电牍”，给皇帝的电报奏折则称为“电奏”。
所以查阅中国近代史料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光绪五年到光绪十年这期间的电报，几乎没有档案保存。只有在一些满清大员的个人收藏里——如盛宣怀的“盛档”中——才能一窥中国早期电报的风貌。
到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电报的名分终于确定下来，被新法提升到了正式公文的地位。而恰好也是这个时候，电报的真正政治价值，也在这一年大放异彩。
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6月11日。一心想要扭转颓势的光绪皇帝主持的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这是清政府最后一次挽救国运的努力。短短百天内，光绪和他信重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就颁布了数十条变法诏令，其中牵涉到编练新军、兴办实业、鼓励发明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一时间中国这只睡狮，似乎有了那么点猛醒的样子。国内的有识之士无不翘首企望，希望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光绪，能为中国再造一个盛世中兴的气象。
然而积重难返的满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不可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轻易摆脱那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上有积威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闭目塞听的守旧官僚，下有民智未开的无知百姓。漫说光绪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着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华，面对着这无奈到了极点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声长叹罢了。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徒有热情，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百日维新”。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一是让本来已经保守到了极点的风气更趋保守，中国的国运也向着背离世界大势的方向加速滑落。二是慈禧也对这个忤逆的干儿子光绪深恶痛绝，连将他握在手中当傀儡来耍的念头都完全断绝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慈禧太后立端亲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黜被幽禁在瀛台的光绪另立新帝，史称“已亥交储”。但是让那个慈禧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决定竟然引起了中外舆论的一致强烈反对——洋人同情较为开明的光绪皇帝，各国公使对立储一事冷眼相对，一个去道贺的都没有；而在国人中间，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如何，光绪毕竟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象征着皇家的光荣和尊贵。而且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还是个肯做事的皇帝，这点比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更是难能可贵。并无失德之处而要被篡废，不管是革新派还是一般百姓都是为之抱不平的。于是，民间对慈禧太后乃至整个满清官僚体系的不满，就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了出来。
率先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的，是一位叫做经元善的老叟。
经元善，字莲珊，号剡溪聋叟，是上海著名的富商，热心于洋务和公益慈善事业，对民族企业尤为支持。当时由江苏、浙江、福建至广东的电报线路架设工程缺钱上马，需要吸纳民间资金，主持此事的盛宣怀找到经元善想办法，他当即痛快承诺，并和谢家福、郑观应联合组织35万两白银投入。以此功绩，经元善被李鸿章任命为上海电报局总办，从此与电报有了不解之缘，担任此职长达十八年之久，把上海电报局经营得风生水起，好不兴旺。对于维新变法，经元善是举双手赞成，并且身体力行，积极在上海实行新政。
慈禧改储的消息传来，同情光绪的经元善大为震惊。他当即向老上司盛宣怀去电，希望盛能和他一起上书，谏阻此事。可是让经元善大失所望的是，早已将时局看得通透的盛宣怀只回了他一封9个字的简短电报：“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
怎么办？是大声疾呼，还是蝇营狗苟？虽然出身商界，但他毕竟是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忧愤之下，经元善骨子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情被猛地激发了出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激烈手段，不外乎伏阙上书之类。远有海瑞给嘉靖的直言上疏，震惊海内；近有康有为，联合了十八省三千多位举人公车上书。从方式而论，这些上书皆是手书奏折，递送入朝，无论海瑞还是康有为，均概莫能外。
但经元善却发古人所未发，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见的手段——通电上书。
已亥交储之时，他身在上海，无法立刻赶到京城。劝说盛宣怀未果之后，经元善便利用自己在上海商界和电报局的影响力，奔走呼号，串联了绅商名流与新党官员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其中不乏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黄炎培这样的大人物——大家“公凑电资”，经元善以上海电报总办的名义，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全国发出了这样一封振聋发聩的著名电报：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忽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这一封电报之后，大为震惊。一是因为这封电报竟在如今的政治形势之下仍旧去挑战慈禧，可谓虎口拔须，不知死活；二是因为落款人名之多，名头之盛，真是前所未见；三则是因为这封电报不只发给了总理衙门，还拍送到了各地的电报局，全国皆知。经元善这一手，让总理衙门立刻陷入被动，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更在全国舆论的火头上浇了一把油，被赞为“飞电阻谏，电动全球”。在这封的通电的引领下，再加上身在海外的康、梁等人的鼓吹，形成了一股用电报来表达民意的风潮。一时间各地纷纷致电总理衙门。“凡四十六埠”，各地同情变法的士绅们纷纷“集资发电”，最多时候电报总署竟然一天能接到12封劝谏慈禧不要擅行废立之事的电报。
这也是清末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以电报为斗争工具的民主事件，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电。它在极短的时间串联了舆论，凭借传统信息传递载体所达不到的高效率在大范围内发挥影响，效果卓著。尽管这一次通电并未能达到政治目的，经元善本人也因为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去了澳门。但他的作为却点醒了一批官场和民间的明白人：“原来，电报还可以这样来用。”
于是，紧接着，电报又一次在政治上发出了耀眼的光亮，这一次更是极大的震撼了晚清政治格局。
让我们从慈禧太后说起。
“已亥交储”之后，宫内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紫禁城外却是风雨飘摇。民间舆论汹汹，怨声载道，列强更是心怀鬼胎，各有各的小算盘。慈禧太后恼恨那些洋人同情维新和光绪皇帝，甚至还窝藏朝廷钦犯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对玩弄政治手腕有着天生的才能，但慈禧毕竟是个颟顸愚昧的深宫妇人，对于国际局势全不了解，在她看来，民间的风潮，都是洋鬼子鼓弄起来的，看看经元善等人的电报里，不是明明写着“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的么？
于是慈禧一怒之下意气用事，再加上毓贤、刚毅等满族大臣屡屡谗言，她竟然准备依靠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最后竟干脆地干出了对英、法、德等“天下万国”宣战的可笑愚举。
一经宣战，举国哗然。
慈禧毕竟是坐在中国实际统治者这个宝座上数十年的人物，就算再昏聩，也不是寻常之辈。虽然裕禄等王公大臣一再传来“捷报”，但是义和团根本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她也是看得明白的。一方面寄希望于义和团的“神功”能够破敌，另一方面，又明知这些人并不真正可靠。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作用下，慈禧太后忽然想到了电报，这个她一向深恶痛绝的西洋玩意儿，或许能够在制夷方面发挥些功效。
于是，老佛爷也学起经元善，开始用电报来玩政治手段了。
她发出了一封电报，来解释她对万国宣战的原因。
“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先是直东两省，由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
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官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之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至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肆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所杀，迄未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熔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盖署因中途扰乱，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使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卒。不料五月二十日，既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艇之事。谓如不允，便当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盖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
这封电报写的语意含糊、前后矛盾，既想乞降求和，又不肯放下颜面，充分体现出了慈禧内心的惶恐与恼怒。电报被送到了八国联军总司令官瓦德西手里，瓦德西一看内容，几声冷笑，根本不吃慈禧这一套，退回了电报，继续指挥联军进攻。八国联军很快便瓦解了清军的抵抗，攻拔了天津，直指北京。
已经陷入绝望的慈禧忽然又心生一计，觉得既然跟瓦德西说不通，那么绕开军方，干脆跟各国高层直接沟通，从政治层面寻求解决之道。这时候，她总算意识到电报的好处了。若是以往靠飞骑传送，根本不可能在短短数天之内就跟分布在各个大洲的列强高层都建立起联络，现在几个电报拍过去，瞬息便可搞定。
只要能联系上各国政治首脑，事情就好办了。军事实力中国不行，积五千年的中华政治智慧，还怕玩不转洋人么？慈禧这么想着，又变得信心十足，玩政治手腕她在国内还真没怕过谁。
于是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