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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惯会得陇望蜀，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合不上了。借着旗昌洋行专线的东风，上海的洋行纷纷也申请架设，逐渐形成了一个租界内的小小网络。这个网络已经相当成熟，只消从外面接一根线进来，整个上海租界就立刻能与世界电报接轨。世界，真的变得触手可及。
但因为有丁日昌这尊大神镇在那里，洋鬼子们谁也不敢造次，这层窗户纸一直到了三年以后才被捅破。
1871年，在洋行们的策动之下，由英、俄、丹麦政府背后推手，丹麦大北电信公司出面操作，搞了一个宏大的计划。
这个丹麦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是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在1869年合并而成，总部设在哥本哈根，主要经营陆地和海底电缆业务。这家公司的背后支持者是俄国沙皇本人，财力和政治影响力都十分强大。
大北公司和英国的大东公司早有约定：大北公司不得涉及香港以南，大东公司不得涉及上海以北，沪港两地之间则是利益均摊，各行其是，这是为了照顾英、俄两国的利益。大家应该还记得，恰好就在前一年，大东公司计划修的港粤线被广州七十二行搅黄了，还把“海线禁止上陆”的约定变成了一纸条文。
这一回大北公司见大东受挫，认为这是个机会，趁机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抢占沪港之间的大片市场。
他们的计划是拉出一南一北两条海线，南线从香港、厦门接到上海，从而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电报网络相通，抵达欧洲；北线则是从海参崴接到上海，以和俄罗斯建立起联系——还有一条连接到日本长崎的支线——南北两线在上海吴淞口外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香港、海参崴和上海的电报三角形。
要说这计划还是相当有魄力的，整个新增电缆的长度高达2237海里。这两条线如果建成了，就等于把中国纳入了世界电报网络，免去长途书信往来之苦。客观上是好事——但其主使者的用意不言自明。
可是它却欠缺临门一脚，上海方面可从来没说过允许这玩意接进来。大北公司有点雷诺的脾气，喜欢造个既成事实。他们先一口气把外接海缆铺完了——反正公海你管不着，至于近海，当时的清朝官员觉得只要不经陆地就对中国主权无损——然后一手掐着一个线头找上海的官员来申请登陆。
丁日昌当时适逢母亲丁忧，在家守孝不能理事。上海道的官员虽然对于洋人在海面上的工程无可奈何，却坚决拒绝电报线上岸，并援引丁日昌当日立下的约定，让前来抗议的洋人哑口无言。
饶是百般交涉，中国人就是咬着死理不松口，这可苦了投资方。
当时的海底电缆外面包裹的是英国人发明的钢丝铠装，可以有效地杜绝海水腐蚀，就是成本奇高。只能是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公司联营，靠私人是绝对负担不起的。大东公司在这之前也接了一条从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接到上海的电报线，但在吴淞口被堵住死活上不了岸，让它的母公司英商东方电报损失不小。
大北公司这条海线若是上不了吴淞口的岸，就等于完全作废，重蹈大东公司的复辙。眼见铺了2000多海里的海底电缆真要打了水漂，出钱的和干活的都急红了眼。最后英国、俄罗斯、丹麦三国的臭皮匠凑到一起，真给他们想出一个气死诸葛亮的计策。这次又是大北公司出的主意，这主意也不新鲜，叫做暗渡陈仓。
大北公司先跟租界工部局申请修一条租界专线，而且完全按照欧洲标准，不用现成的5。49米电线杆，而是自己架设4。88米的新电报杆，打好前期埋伏。然后他们把海线接到吴淞口外大戢山岛，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一来迷惑清廷，二来作为中转站。
当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以后，大北把几条工程船伪装成趸船，白天停泊在出海口，夜里抓紧施工，偷偷把海线引入长江，顺着黄埔江直接架进上海水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红庙设置了第二个电报房，并于1871年6月3日正式开始通报。
清朝官员不是傻子，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来责问，洋人们振振有词：我们没违反终端上陆的规定啊，你看这线还在水里泡着呢，还算海线！中方官员心想，别扯淡了，这江南水系都是纵横相连，要按你们那标准见水就算，电报线能一口气修进阳澄湖去，以后我们大闸蟹还吃不吃了？
但人家字面上又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两边争吵了许久也没个结果。李宗羲觉得中国权威实在不够，就找英美两国斡旋。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胳膊肘朝欧洲拐，乐见丹麦人敢为天下先，都肯出力气。
既成事实一经造成，再加上各国政府压力，官司打到公审公廨也没个结果。后来到了1873年，大北公司借口海线经常被过往船只碰断，公然又架设了一条16公里长的旱线，从张华浜接到了外滩南京路12号，设立了一个电报房。从此上海租界与外界正式建立了电报联通。
当时担任上海道沈秉成是个文人，金石书法他很精通，折樽冲俎却非其所长。他听说丹麦人蹬鼻子上脸，居然连电报房都建起来了，十分生气，立刻把英国领事麦华佗与美国领事西华找来，要求他们给丹麦人施压。两国领事还是装聋作哑，不肯帮忙。沈秉成没办法，只能直接去与丹麦交涉，可没想到丹麦人玩了一手空城计，说丹麦公使回国叙职，没人能作主，这一空，就从19873年10月“空”到了1874年10月，整整一年！
在这一年里，丹麦的电报房运转正常，已经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弱国无外交，沈秉成无可奈何，至此已经无法管束制约。这个电报房后来搬到了中山东一路7号，那栋建筑就是如今外滩上的盘古银行大楼。
从此以后，洋商们可方便多了。利用这条电报线，欧洲人只要拍一个电报，就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本国的订货单，效率比邮船快得多。
清廷从中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凡经大北公司线路传递的政府公文、外交文书等等，全都予以免费。那会儿电报费用很贵，这项免费倒着实能省下一笔银子，但跟中国的损失相比，还是不成比例。
有人说倘若丁公在的话，不会让丹麦人如此嚣张。其实纵然丁日昌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免能奏功。因为这一回不比寻常，是列强政府在背后撑腰。民间纠纷，尚有法律可依，政府若是耍起流氓，可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
自从大北公司开了这个不好的先例以后，大东公司和其他列强公司也纷纷开始效仿。一晃数十年过去，大北公司在厦门如法炮制，从香港－上海线接出一条支路旱线。紧接着大东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设置专线，顺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一口气与印度连通。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涌而上，无不私接回路，暗上旱线。
南北二线的开通让大北公司财源滚滚，独享垄断之暴利。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英、法、德、美四大强国坐不住了，希望利益均沾，联袂要求在上海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打算从上海拉海线到山头、宁波、温州等沿海各地区。李鸿章为了换取大北公司对中国电报业的基建支持，把沿海二十年的海线专利都转让了大北公司，所以回绝了这个请求。
但对于旱线问题，既成事实归既成事实，中国却始终没有承认过它的合法性。当初清廷拒绝旱线，主要是出于外交尊严和主权的考虑，而现在形势却有了不同的变化，因为中国也开始自己兴建电报业务，不得不考虑利益的问题了。
推动国营电报最起劲儿的盛宣怀曾经告诉过李鸿章一件事：有一年钦差曾纪泽出使俄罗斯谈判，他通过大北北线从圣彼得堡发电报到上海只花了一天时间，从上海用驿递送去北京，反而花了六七天。两下比较，优劣昭然若揭。这实际上等于另外一种形态的信息战。
想像一下，外国人在中国，比中国人还灵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呐。
于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臣上书陈言电报之利，奏请兴建自己的电报网络。他曾经有一篇奏折详细论及电报在军事中的作用，说理明白，文字浅显，兹转如下，“用兵之道，神速为贵。泰东西各国于讲求枪砲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钦使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祗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馀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
慈禧太后在李鸿章劝说之下，恩准了申请——她这一次倒英明，等到数十年后庚子国变的时候，恰好是电报让这个老东西及时逃出了紫禁城。
到了1881年的时候，中国的几大重镇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报网络；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津沪电缆”横贯华北，使电报业“军转民”，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功用转向民用赢利事业。最初只在直隶活动的天津电报总局也在两年后改组成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正式成为官营企业，统筹全国电报事务——看清楚，已经是企业了，不再是衙门。
也就是说，以往外国人随意接旱线，政府最多是丢了面子；现在政府自己也开始办电报了，外国人这种行为就等于是与己争利，每年利润损失巨大。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拿大北公司开刀。它是整个局势的罪魁祸首，又是中坚大将，若不拿它杀一儆百，别指望其他公司会服服帖帖。
清廷对这个大北公司是又恨又爱，恨的是它屡屡当电信侵华的急先锋，爱的是它倒也给中国出了不少力气。中国大部分电报线路，包括大（沽）（天）津线、津沪线、江南的一些支线，都是大北公司修的；北洋电报学堂成立的时候，大北公司还特意派遣了几名精英来当讲师，培养出中国第一代电报人。
宋太祖说过，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此时的清朝政府也是一样，电报局里不容洋人酣睡。在1883年，清廷借着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的机会，终于派了两个谈判代表着手解决大北公司这一头疼的问题。谈判代表才两个人，首席代表是盛宣怀，他的副手是郑观应。
盛宣怀一代官商，何等头脑，加上长期浸淫兴办电报的业务，一眼就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丹麦人十年前在上海那手“暗渡陈仓”的计谋。这个先例不除，永远会有后续者蠢蠢欲动。他一边提醒各地华商“自设以争先”，免得被洋人占了便宜，一边和郑观应商量如何应对这一局势。
欲要灭敌，必先除其羽翼。要想干掉大北，就得先把外势扫平。
大北公司最强有力的支援，是那个叫嚣着要修香港－福州－上海线的英国大东公司，别看它跟大北公司是竞争关系，其实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在1883年初就有了一个秘密协议，大东公司负责修一条香港到上海的水线，收益分给大北公司一半，而大北公司则允许大东公司分享中国海线修筑的专营权。对他们来说，旱线登陆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时任上海道的邵友濂已经拒绝过多次大东公司水线登陆的请求，假如大北公司成功登陆，大东公司就能理直气壮地嚷嚷：“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口子一开，损失就大了。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来一个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可怎么釜底抽薪，也是一门艺术。给的条件太低，人家不干；给的条件太高，自己又吃亏。最后想出办法的不是盛宣怀，也不是郑观应，却是一个本来与此事无关的曾纪泽。
当时曾纪泽正在跟英国人谈判鸦片关税问题，中国欲禁鸦片又不敢禁，只好曲线救国，变着法儿提高鸦片的关税，以求能稍稍抑制。英国人还沉浸在鸦片战争的兴奋里，对中国这个要求坚决予以抵制，谈判一直陷入僵局。
这一次中国和丹麦谈判既开，曾纪泽忽然看到了希望。他跟李鸿章说咱们已经允许大北公司的南北二线登陆了，如果拒绝大东公司的请求，英国人肯定不干。咱们不如也让大东公司在上海上岸——虱子多了不咬，不差他一家争利的——拿这个作筹码，让英国人自己去对付东印度公司，逼他们接受加税。李鸿章有点犹豫，他觉得电报利薄，鸦片利丰，英国人算盘打的精，未必肯这么牺牲。
盛宣怀却觉得曾的提议不错，不妨一试。于是盛宣怀亲自出马，先扔给大东公司一个蜜枣儿。
盛宣怀先见了大东公司的总办滕恩，后来升格到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在3月31日议定了一份《上海至香港电报办法合同》，许诺允许他们先架设香港到上海的海线，在宝山县城外上岸，与中国电报局的淞沪陆线相接，福州和汕头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地方设置中转趸船。
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盛宣怀要求他们在合同里写清楚：沿途诸口岸都不得分设线端。盛宣怀还悄悄在合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个条款，言明这个项目如涉争议，不允许援引丹麦的先例。刚柔并济之下，大东公司终于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高高兴兴去筹款订货，把大北公司抛去了脑后。
那边厢曾纪泽带着成果去给英国人看，成功地提高了鸦片税。这边厢盛宣怀叮嘱大东公司这份合同千万保密，而且要求他们延缓半年到一年再行施工。大东公司虽不明就里，但也满口答应了。
扫干净了外围阵地以后，盛、郑二人开始正式对丹麦人发动了总攻。
大北公司的中国地区总办恒宁生是丹麦方面的谈判代表。这个人颇有来头，清朝打算修筑福台电报线路时，正是恒宁生与闽浙总督李鹤年交涉（参看第二节），后来他长期担任天津电报学堂的教员，与李鸿章一直关系密切，还得过御赐三等第三宝星勋章，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跟盛宣怀也是旧识。第三节里曾讲到朝廷在修长江支线的时候，盛宣怀伙同大北公司陷害胡雪岩，当时大北公司派去与盛宣怀一起秘密商议的代表，就是这位恒宁生，双方合作得非常愉快。
恒宁生觉得凭借自己在中国的资历和这份交情，盛宣怀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可他刚一坐座，一看谈判对手还有一个郑观应，心中立刻暗暗叫苦。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清廷筹划津沪线时，承办方是大北公司，而中方负责验收大北代购电报材料的就是郑观应。郑观应拍着胸脯跟李鸿章保证，津沪线不成自己不领薪水，颇有庞令名抬棺决战的气魄。
大北公司本来以为中方官员都是些满口之乎者也的老腐儒，就算是洋务派的官员，也不过是粗通商务，对技术一窍不通，自己可以从中大捞一笔。结果他们代购的材料三番五次被郑观应退了货，还写信严厉斥责大北公司不按合同办事，还清楚地指出哪里不符合标准哪里以次充好，该用五米的冗余回路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