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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万没想到，梁启超刻骨仇恨的袁世凯，居然会在慈禧面前为他说情。袁世凯是真的爱才惜才！忙说：“宫保大人这番好意，我一定尽快告诉卓如。倘若太后真的不再追究他，他一定会很快回国的。”
见袁世凯说话不咬文嚼字，杨度也丢掉了文人腔，打起白话来。
“我知道梁卓如一直记恨着我。皙子先生，你是他的好朋友，我今天把实情告诉你，你可以转告他，戊戌年的事，他们错怪了我。”
会客厅里的气氛骤然凝重起来。别后十年的初次见面，袁世凯居然会跟自己谈这样重大的往事，这是杨度始料不及的。关于戊戌年那桩事，杨度后来听到各方面的传说，都说是袁世凯背叛了皇上，出卖了维新党，袁也因这次告密而得到慈禧的信任，从而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梁启超本人则更是坚信这一点，一提起袁，便恨得咬牙切齿，骂袁是用别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顶子的无耻小人。杨度也基本上相信这种说法。但他一则毕竟不是那次政变中的受害者，二则他知道历史上那些干大事的政治家都不能过多地去追究本人的私德，所以他并不认为袁是如何的坏。现在，政变的当事人之一说世人错怪了他，并要道出当时的实情，这可真是一件大事，杨度不觉挺起腰板来竖耳恭听。
“梁卓如可能和别人一样，都以为皇上的密诏是我告诉荣禄的，荣禄得到我的密报后连夜进京谒见老佛爷，才有杀谭嗣同等六人的事出现。其实，我是受了天大的冤枉。”
袁世凯端起桌上的墨玉杯喝了一大口，然后将杯子重重一放，继续说：“真相是这样的。那年我寓居京师法华寺。八月四日深夜，谭嗣同不顾门房的阻挡，强行闯进我的书房，左手拿着一个簿子，右手拿着一把洋短枪，声音峻厉地对我说，太后下个月要带着皇上去天津阅兵，到时荣禄会将皇上囚禁，另立新君。你受皇上大恩，理应效忠皇上。皇上将处危难，你如何办？事情来得这样突然，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于是说，我袁门三代受皇家大恩，皇上有难，我自然应起来保护。谭嗣同说，那好，这是皇上密诏，你看后签个名字，表示领旨了，说罢将左手拿的簿子递给我。我翻开看，上面写着：着袁世凯即回天津，捕杀荣禄，带兵进京围颐和园。此谕！我看后惊呆了，半晌才说，荣禄有罪，我可以奉旨逮捕。太后乃皇上母亲，离间太后与皇上，不但不忠，而且不孝，我不能奉命。谭嗣同举起洋短枪，枪口对着我的额头说，这是皇上亲书的诏命，你若不接受，我现在就开枪打死你。谭的声音很大，站在窗外的老家人听到后，吓了一大跳，说，谭大人不要发怒，有事好商量。我心里想，这种圣命决不能领。主意打定后，心里安定下来，我坚决地说，请谭大人察奏皇上，荣禄可杀，颐和园决不可围。谭嗣同听我这样说，只得放下
手枪，收起簿子走了。第二天皇上再次召见我，只谈练兵，并未提杀荣禄围园子的事。出宫后我想，谭嗣同昨夜的诏命是假造的，差点中了他的奸计。当天下午我乘火车出京，日落时到了天津，去见荣禄，告诉他朝廷情形十分危急，一批小人结党想作乱，皇上受他们蒙骗。皇上圣孝，若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们一定要保卫好皇上。荣禄说那是自然的。”
说到这里，仆人进来给杨度和克定斟茶。袁世凯停止说话。仆人退出后，他继续说下去：“我正准备将谭嗣同等人的密谋告诉荣禄，叶祖珪进来了，一会儿祐文又进来了，于是只得告退，约定明天再谈。第二天荣禄来访我，我告诉他谭嗣同有矫诏杀他的事，荣禄大呼冤枉。我忙申明此事与皇上绝无关系，如果累及到皇上的话，我惟有仰药而死。我和荣禄商量良久，苦无好办法。荣禄回到督署，再约祐文熟商。这天晚上荣禄派人请我去，说杨莘伯亦在坐。我一进门，荣禄便面带喜色地从茶几上将刚收到的电报送给我看，原来老佛爷已于本日凌晨从颐和园回到宫中。”
杨度仔细地听着，心里在盘算：照这样看来，荣禄不可能连夜密报给慈禧，因为先天夜晚他并不知情，当他知道后，紫禁城里的政变已经发生了。但是世间都说袁回天津当天下午便告诉了荣，荣乘夜班车去颐和园的。是不是袁说的是假话，他在有意为自己开脱？既然袁主动谈起此事，何不趁此机会核实一下，这是一桩必将载之于史册的大案子，弄清楚是非常有意义的。
杨度说：“刚才听宫保大人说起十年前的那桩事，与晚生素日所听到的，也与梁启超当面对晚生讲的不一样。依大人所说，那么太后凌晨突然回宫，是另有人在此中起作用了？”
“皙子先生，我告诉你吧，这是载漪做的事。”袁世凯断然说，“不是载漪坏了事我才说他。他知道太后不满意皇上的一些作为，他就想要太后立他的儿子做大阿哥，所以出了那个点子。”
杨度想，袁世凯说的可能不是假话，后来慈禧果然要立载漪的儿子。倘若庚子年不起拳乱，说不定载漪的儿子早己登上大清皇帝的宝座了。
“皙子先生，我请你转告梁卓如，要他仔细想想，假若这事是我告的密，第一个要抓的便是谭嗣同，因为矫旨是他造的。为什么先只抓康有为、梁启超及康广仁等人，首犯谭嗣同反而在浏阳会馆平静地呆了四天，直到第五天才被捕？谭嗣同不愿意逃，他若要逃的话，早逃之夭夭了。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袁世凯这几句话，说得杨度有一种梦醒般的感觉。是的，八月初六日凌晨政变发生，不出两个时辰，皇上就被囚禁于瀛台，梁启超当天就逃到日本公使馆，而谭嗣同的确是初十日才被抓的。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为什么世人都没有去多想一下呢？自己也没有去多想，就盲目相信了大家的猜测。千百年来，总是独立思考的少，人云亦云的多。悲哀呀，这真正是人类的悲哀！
“皙子先生，我可以说句心里话，我决不会同意谭嗣同他们杀荣禄围颐和园的主张，因为荣禄人才难得，是国家功臣。他无罪，为何要遭杀？太后更是国家稳定的柱石，大清王朝能维持到今日，全仗着太后的圣明。同时，我也不会同意世上所传说的利用天津阅兵的机会实行兵谏。当时我的兵只有七千人，聂士诚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人马和实力都比我强得多，我也不会行此冒险之举。另一方面，我也不会同意捕捉康、梁、谭等人。因为他们虽然浮躁孟浪，但毕竟还是想为国家做好事。我和荣禄商议着，也只是劝皇上摆脱他们，顶多将他们革职为民而已。”
杨度发现袁世凯那双极有神采的大眼里射出的是诚信的目光，他觉得袁的这番话是心里话。多年来因为戊戌政变一事对袁的人品的猜疑，顿时消去了十之八九。他郑重地说：“过去，听世人纷传，晚生也差点误信。今日听宫保大人这番话，往日疑虑一扫而去，我一定把这些都写给梁卓如，特别要把大人一片殷殷爱才之心转告给他。”
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湘绮师的礼物还没转送哩，忙从椅子边拿起卷轴，站起来，双手捧着，递给袁世凯说：“晚生的老师王壬秋先生，三十六年前与令尊老大人有过一次偷快的聚会，彼此认了同年，还以诗志之。这次临来京时，壬秋老先生把三十六年前的旧作抄录一过，要我敬献给宫保大人。壬秋老先生还说过，那次聚会时还与大人晤过面，不知大人还记得不？”
听杨度这么一说，袁世凯还真的来了兴趣，笑着说：“真有这样的事吗？克定，你帮着皙子把卷轴打开，我来看看。”
袁克定过来和杨度一起，一人扶天，一人托地，将王辏г说淖中毙钡匦谠揽拿媲啊Ｔ揽仁亲趴矗吹揭话耄玖似鹄矗绞植孀叛赐臧嫌锖螅嫜氖炙闪讼吕矗ЧЬ淳吹叵麓棺牛成舷殖黾老驳男θ荨�
“皙子先生，你送的这幅字是一件无价之宝，我领受了。”转脸吩咐儿子，“你把它好好卷起来，明天叫人把它悬挂在我的书房里。”
“是！”袁克定答应着，随即和杨度一起把字小心卷好。
三人重新坐好。袁世凯略带伤感地说：“岁月过得真快，一晃三十六年过去了。那天与壬秋老先生晤面的情景我还依稀记得。壬秋老先生尚能写出这样有劲气的字来，笃臣公却辞世三十四年了！”
客厅里一阵短暂的宁寂，很快袁世凯便恢复了常态，微笑着对杨度说：“烦你写封信给老年伯，就说他送的礼物我拜受了，老年伯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再到京师来住住，一切费用由我包下。”
杨度说：“大人美意，我一定函告湘绮师。”
袁世凯望着杨度，充满感情地说：“当年令伯父瑞生镇台与先嗣父笃臣公、先伯父文诚公都有过战场上的友情，我们两家算是世家了。现在我又知道，原来笃臣公与壬秋老先生还是同年，我们的友谊又多了一层。前辈如此友好，后辈不宜疏远，我虽然泰居军机，官职比你高，但你千万莫以此为障，有空常来我这里坐坐。”
袁世凯这几句话说得如此恳切如此真诚如此温暖，令杨度大受感动，说：“大人这样看得起晚生，晚生岂能不常来登门求教？”
袁世凯又端起墨玉杯喝了一口，说：“皙子先生，你不要再自称晚生了，瑞生镇台与先嗣父、先伯父是朋友，壬秋老先生又是先嗣父的同年，这样排来，我们是同辈人了。”
杨度忙站起，连声说：“大人客气了，晚生不敢当，实在不敢当！”
“好吧！”袁世凯略为思索下说，“我比你年长一大截，你不愿引为同辈，我可以理解。这样吧，克定和你上下相差不多，你们俩就认个兄弟吧！”
杨度赶紧说：“与大公子称兄道弟，晚生也不敢！”
袁世凯笑着挥挥手说：“什么敢不敢的，克定有你这样一个结义兄弟，是他高攀了。皙子，你报下生庚！”
杨度见袁世凯不是做假，又对袁克定的印象很好，便说：“晚生生于同治十三年腊月初八。”
袁世凯说：“你长克定四岁。”又对儿子说，“你向兄长作一个揖。”
袁克定抱起拳头，对着杨度说：“请兄长受小弟一礼。”说着就要弯下腰去。
杨度忙扶着：“大公子过谦了。”
袁世凯哈哈笑道：“好了，你们是兄弟了，大家是一家人了。”
杨度红着脸，心里总还有点别扭。
“皙子，听克定说，宪政馆的住处不太好，离那儿不远的槐安胡同里，我有一套四合院，闲着没人住，过两天收拾好后你就搬进去。另外，华昌炼锑公司的股金你也不用愁，我给南方几个省的督抚打个招呼，叫他们以官方的名义认几十万两银子的股分。今后公司分红了，他们也可以得个好处。你看如何？”
袁世凯是如此慷慨大度，急人之难，真让杨度受宠若惊，他感激万分地一再道谢。
五 杨度踏遍西山，下定决心要寻到静竹的墓穴
三天后，袁克定亲自将把兄接到槐安胡同。这是一座很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进得门来，里面有一块宽敞的土坪，土坪上长着两株高大挺拔的白杨树。白杨树之间有一个葡萄架。时正岁首，葡萄藤上的叶子虽然全落了，但褐黄色的枝干却粗壮光亮，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可以想像得出，只待春风一吹，碧绿的叶片和晶莹的葡萄串便会慢慢地布满整个架子。挨着葡萄架边还有一个砌得精细的小花坛。花坛正中培护着一株矮矮壮壮的石榴，石榴枝干上还保留不少深绿色的叶子，最为有趣的是叶片丛中尚挂着几个饱经霜雪的小石榴。那些石榴红里透黑，显出一种苍劲的美。
朝南的正房有三间，一间布置为卧房，一间为书房，一间为客厅，一色的新家具，连床上的被褥都铺好了。东西两边是客房、杂屋和厨房。整个院子里大大小小有八间房子，环境十分幽静，把院门一关，外间的杂音一点儿也不会进来。此地仿佛不是喧嚣闹腾的京师，而是一尘不染的山庄村舍。杨度十分满意，连连道谢。
袁克定笑着说：“早点把嫂子接来吧，一个人住怪冷清的。”
原来，黄氏又怀着两个月的身孕了，长途跋涉，自然是生下孩子以后的事。夜晚，杨度躺在暖和的丝棉被里，很久不能入睡。从宪政馆的状况以及主管大臣的态度来看，朝廷对立宪似乎并无热情。今后的事情如何去做，他一点把握都没有。
慢慢来吧，大事业总得一步步去做。他自我安慰着。不管怎样，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觉得湘绮师过去所传授的帝王之学，完全可以和自己在日本所钻研的君宪学问结合起来；或者说，君宪学就是传统的帝王学在今天的表现形式，而眼下应该说是迈开了实践伟大抱负的第一步。自己年纪轻轻，既无祖荫又无功勋，要办大事，必须先得依靠有力者的提携。
京师中有力而自己又可以依傍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袁世凯。
张之洞本是杨度心目中的崇高偶像，可是这次再见这位年迈的大学士时，杨度却很感失望。他并没有对杨度表示格外的礼遇，接到老友所赠的旧诗，其态度也平平。杨度琢磨着，这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姿态呢？还是年老体弱，已失去过去锐意进取的激情？
与张之洞相反，袁世凯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大大出乎杨度的意外。关于袁世凯，京师口碑不一。有说他能干的，也有说他人品不好的，说人品不好的最重要证据就是指戊戌年出卖了皇上。十年后袁世凯说明了戊戌年的事情原委，杨度相信袁的话是真的。既然出卖皇上一事是冤案，那么他的人品就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坏，倒是他这种爱才惜才礼贤下士的态度，真有当年信陵、平原之风。他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也应以赤诚之心待他。
想到这里，杨度霍地起床，挑亮灯盏，铺纸磨墨，给梁启超写起信来，他要把袁世凯几天前说的话详详细细地告诉远在横滨的挚友。
又过了十来天，载泽才打发人将劳乃宣、杨度叫去。载泽懒洋洋地躺在暖炕上，一副没有睡醒的神态。他把馆中日常事务交给劳乃宣，叫劳召集馆员们多读宪政方面的书，以备太后、皇上垂询。书若不够，写信请驻外国公使馆代买，买回后再让人翻译出来。劳乃宣禀报馆里的房子都很破旧，需要全部修缮，大概要五六千两银子，请国公爷奏请批准。载泽不耐烦听这些，叫他以后少提银子的事。劳乃宣只得闭嘴。
载泽交给杨度的事很简单，只有一件，那就是草拟一份九年预备立宪清单，从光绪三十五年起到光绪四十三年止，逐年列出应该做的大事，待这些事都做好后方可言正式立宪。给杨度的时间也很宽裕，半年之内拿出就行了。至于宪政讲习所的事，要等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们商议后再说，行则讲，不行就不讲。杨度提出，九年的预备期太长了，现在全国要求立宪的呼声很高，预备期最好定为三年，顶多五年。载泽白了杨度一眼说，九年预备期，这是老佛爷提出的，谁能反对？你就这样去列吧！说罢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