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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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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至壮,至哀至豪!湖南人拯救中国的决心已写尽写绝了,还有什么语言能超得过它呢?

  这篇歌行写到这里本可以收笔了,但一向抱负不凡且爱表现的杨度,觉得这样一篇重要的必将传世的作品中如果不写写自己,那真是太可惜了。不知不觉间,早已是深夜了,室内灯光明亮,隔壁房间里未来的军事家仍沉睡不醒。窗外,夜色黑得连一丝星光都没有,只有日本海的浪涛依旧在不停地奔涌,发出比白天大得多的撞击声。杨度想起了第一次进京中举以来十年间的探索与追求: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杂相半。

  十载优游湘水滨,射堂西畔事躬耕。

  陇头日午停锄叹,大泽中宵带剑行。

  窃从三五少年说,今日中国无主人。

  每思天下战争事,当风一啸心纵横。

  面对室外寂黑的夜空和渺茫的大海,面对当今弱肉强食的不平世道,杨度从心里发出长啸:王先生所传授的帝王之学、纵横之术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展布!他心不能自已,情不能自持,再次提起笔来,为《 湖南少年歌 》续完了冲霄凌云回肠荡气的最后一节:

  执此东亚一病夫,任教数十军人辱。

  人心已死国魂亡,士气先摧军势蹙。

  救世谁为华盛翁,每忧同种一书空。

  群雄此日争逐鹿,大地何年起卧龙!

  天风海潮昏白日,楚歌犹与笳声疾。

  惟持同胞赤血鲜,染将十丈龙旗色。

  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

  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

  诸君尽作国民兵,小子甘为旗下卒。

  不知何处一声嘹亮的雄鸡啼鸣,惊醒了蔡锷的酣梦。他见书房里灯火依然亮着,便披衣走了过去。杨度正双手叉腰背对着他,桌上摆着一叠纸。

  “晳子,鸡都叫了,你一夜没睡?”蔡锷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轻轻地问。

  “松坡,你起来得正好。我的《 湖南少年歌 》刚刚写完,你是第一个读者,你帮我好好看一看,指正指正,我再修改。”兴许是喝了酒,兴许是为自己创作了这样雄壮的诗篇而亢奋,杨度虽然写了一通宵,却毫无倦意,两只有神的眼睛比往日更加闪闪发亮。

  “就写好了?我拜读拜读。”

  “湖南少年歌。”蔡锷轻轻地念着题目。“好,题目取得好!梁师有《 少年中国说 》,你有《 湖南少年歌 》,正好配合。中国好比一个新生的少年,湖南也是一个新生的少年。”

  蔡锷一边夸奖着,一边看下去。嘴里小声地念着。杨度侧过脸去,也看着稿纸,和他一起欣赏自己的佳作。

  “好,不悲当日苍梧死,为哭今日民主稀。写得妙!”蔡锷念的声音高昂起来,杨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好,心性徒开道学门,空谈未救金元辱。写得对,正是如此。”蔡锷又大声念了两句,杨度听了很舒服。

  “军官归为灶下养,秀才出作谈兵客。写得生动!我今日又是一个作谈兵客的秀才。”蔡锷特别欣赏将“秀才”与“谈兵”相联系起来的诗句。

  “一针见血,一针见血!”蔡锷伸出大拇指指着稿纸上的两句诗,杨度看时,原来他指的是“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两句。

  “哎呀,晳子兄,你这几句真是写绝了!”蔡锷忘形地拍打着杨度的肩膀,高声朗诵起来,“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我担保,稍有点血性的湖南人读了这几句,都会去为中国的生存而奋斗。”

  杨度的脸上流光溢彩,心里鲜花怒放:“松坡,你不要光说好,也要提意见。”

  “要提意见嘛,我提一条。”蔡锷指着稿纸说,“‘若道汉唐国果亡’这一句,‘汉唐’二字改为‘中华’二字更好。因为汉唐作为历史上的两个朝代,实际上早已消亡了,若作为中国人的代称,则人们会理解为汉人唐人,如此,则排斥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扒开满人不说,中国还有回人、藏人、蒙人,光我们湖南就有苗人、土家人、瑶人、侗人等等。不如改用‘中华’二字,则包括了所有的民族。”

  “说得对!”杨度心悦诚服地接受蔡锷的意见,提笔将“汉唐”二字圈掉,工工整整写上“中华”二字。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蔡锷重新念了一遍。“这就完美无缺了。”

  接下去,他一口气将全诗念完,由衷赞道:“黄钟大吕,铁板铜琶,上下古今为湖南人唱赞歌的,再没有哪篇能超过这首《 湖南少年歌 》了。我马上就送给梁师去看。” 

  蔡锷说着,捧起一叠纸飞快地跑了出去。

  窗外,天色已大亮,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彩霞如锦,波光如镜,一轮朝阳就要从它的怀抱里跳跃出来了。杨度久久地伫立在窗边,眺望着这宇宙间最为壮观的景象,心里默默地念道:“大海呀,你真伟大!” 



  
六 从看到千惠子的第一眼起,杨度就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日本女郎
 
 


  当杨度送别蔡锷回到东京后的第二天,梁启超主办的《 新民丛报 》便在第一版显著地位刊登了署名晳子的《 湖南少年歌 》,并亲自为这篇歌行加了一段热情的赞语:“湘潭杨晳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罗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晳子。顷晳子以新作《 湖南少年歌 》见示,亟录之,以证余言之当否也。”

  一时间,东京中国留学生界,谈话的内容莫不是《 湖南少年歌 》,纷纷赞扬这篇歌行气势宏阔,才华信美,充溢着强烈的爱湖南爱中国的少年激情,不少人都叹息本省无此美才,也有人对“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这两句不太满意,似乎有点惟湘独尊,眼无他省的味道。但更多人反驳道,这是诗,诗应当有夸张,晳子这里说的湖南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以及光复中国的决心;何况他也有所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载之典籍的名言,如果我们每省都有湖南这种决心,那中国就绝对不会灭亡。湖南人读了这首少年歌,莫不惊喜若狂。这篇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歌行,激发了他们作为一个湖南人特殊的自豪感,无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派,以及没有明显政治倾向以学习科学技术为目的的湘籍留学生们,无一不敬仰晳子,爱戴晳子。这一期的《 新民丛报 》不仅在学生中,而且在整个日本的华人社区中,成了最为抢手的一张报纸。在国内,尤其在三湘四水之间,更是广为传抄广为传颂,颇有点洛阳纸贵的势头。

  为了更好地研究宪政,杨度离开了弘文学院,进了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这里也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他抱着广交朋友的宗旨,很快结识了他们,尤与范源濂、汪兆铭友善。

  那是在进法政大学不久的一个中午,饭堂大门边张贴了一幅海报,十几个中国留学生围在旁边看,杨度也挤了进去。海报上写着几排中文字:论辩大会。题目:中国的前进应采用何种方式为宜。地点:秋赏斋二楼北头教室。时间:十二日晚上七时正。主持者: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法政大学分会。欢迎全体中国留学生及日本朋友参加。对于这类论辩会,杨度有很高的热情,而且也喜欢发言,只是因为刚进学校,不明情况,这次先听听。

  准七时,杨度来到秋赏斋。这间可容纳百来人的大教室已差不多坐满了,其中还有七八个日本学生。主持人简单地讲了几句开场白后,发言者便一个接一个,都是血气方刚、多闻博识的年轻学子,讲起话来,无人不滔滔扬扬辞气激励,对中国的现状几乎都不满意,对中国谋求进步富强的方式的看法却各有不同。除少数人主张应当以普及教育、发展实业的手段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外,绝大部分人都主张应从政治上入手来改变现状。从政治上着眼的主意虽多,归纳起来,仍不外乎维新和革命两种主要途径。主张维新者多为康有为信徒。他们以身处之地日本为最有力的例子,认为不必废除君主制,只要把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搬掉,把权力集中于光绪皇帝一人之手,那么光绪帝就是中国的明治天皇,中国也就会跟日本一样迅速强大起来。主张革命者多信奉孙中山的理论。认为满人的朝廷,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都是一丘之貉,绝无新生之理。第一步先推翻满人的政权,第二步再建立民主共和国,走美国、法国的道路,永远废除君主专制,中国才有可能真正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

  双方各执一端,争辩十分激烈,间或还杂有人身攻击,使得气氛颇为紧张。这种论辩,过去在弘文学院也时常有过,杨度不以为怪。只是他发现,与一年前相比,今晚的辩论会明显的是革命派占了上风,维新派显得有点阵营不强气势不壮。发言的有十六七个人,给杨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个人。

  一个人中等偏矮的个头,长方脸,鼻宽嘴阔,操一口湘北官话。他认为中国要变革,但不能太剧烈。他打了一个比方:中国现在好比一辆破车子,轮子已陈旧,车板已腐朽,拉车的马是跛子,驾车的人已昏老,若陡然来个急转弯,则必然是车散人亡,一切都颠覆了。因此,只能缓缓地转弯子,昏老的驾车者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的,那时再让年轻精明的人来代替,情形就会好多了。以后,再换马换轮换车板。经过十年二十年这样的逐步替换,这挂车就会变成轻车快马,奔在别人的前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内多办学校,大兴教育,多培养各种人才,不但要培养驭手,还要培养造车轮车板的工匠。中国与日本相比,最大的落后是在教育上,教育是振兴民族的基础。此人的比喻很形象,听众都笑了起来。杨度也觉得他的演讲风趣。

  他刚一说完,座位上立即站起一个人,高声喊道:“静生此论大谬!”说着便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听众鼓起掌来。杨度忽觉眼前一亮,心里说着:“好个一表人才!”走上讲台的人面庞端正,身材匀称,着一套乳白色西服,系一根浅花条纹领带,神采奕奕,风度翩翩。他一上来便指斥刚才发言的静生是懦夫,所抱的态度乃是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他慷慨激昂地说,人民已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已在虎狼包围之下,人民随时都可能死亡,国家随时都可能被瓜分。这种危急的局面,迫使我们一年都不能等待,一天都不能等待,必须采取最迅捷最厉害的一着来救国救民。这个漂亮的年轻人认为此着即为暗杀。他毫不隐蔽地说,第一要暗杀慈禧老太婆,第二要暗杀懦弱无能的光绪帝,第三要暗杀狡猾阴毒的袁世凯。他大声疾呼,是好男儿就要为国家为百姓洒一腔热血,舍得一身剐!他自己决心做荆轲、聂政,以一死而博得个流芳百世。漂亮年轻人的壮士气概,赢得掌声雷动满堂喝彩。杨度虽不赞同他的观点,却为他的气概所感动,心里默默地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热血志士!”

  正在激动之际,听众席上出现了骚动,几个留学生在高声吵闹。有人站了起来,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叫骂,这个骂那个是满虏的奴才,那个骂这个是祸国的暴民,最后竟然扭打起来。许多人都去劝阻,将扭在一起的人扯开,杨度也挤过去制止。一场热气腾腾的辩论会,因热得过头而不得不中途散会。

  第二天,杨度找到了矮个子,跟他互换了名片,才知那人叫范源濂,字静生,湖南湘阴人,半年前从弘文学院转到法政大学。两人原来竟是同乡又是先前的同学,见面之后分外亲切。范源濂早慕晳子大名,见他主动来访,说了许多钦佩的话,自然是彼此都遇到了知音,二人立即成了好朋友。结识了范源濂后,杨度又去拜访漂亮年轻人。那人名叫汪兆铭,字精卫,广东番禺人,为人极是豪爽热情,与杨度一见如故。杨度十分高兴结交了这两个政见虽不同但才气都很足的同窗。三人在一起高谈阔论。彼此政见不同,难免有脸红脖子粗的争吵,杨度常在中间充当和事佬。不过争吵归争吵,友谊归友谊,第二天见面又都无嫌猜。后来杨度与留学生界接触日久,方知日本留学生之间大抵都如此。吵得激烈时,甚至大打出手,捅刀子的事都做得出,过后又握手言欢,不记前仇。一旦谁遇到困难,不管政见如何,多数人都会伸手相援。这是因为一则都有着爱国救国的共同目标,二来大家都漂泊异邦,因而更看重乡谊亲情。

  范源濂是个活动家,喜欢并擅长筹备组织各色集会活动。他一天到晚出没于东京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学校,又与国内有密切的联系。他精力充沛,活力很强。汪兆铭挂了个法政大学生的名,其实很少上课,他常在校外秘密学习炸弹地雷的制作方法,十天半月不回校,整夜整夜不归寝室是常事。他与孙中山、胡汉民的关系特别好。

  无论是范源濂的串联活动,还是汪兆铭的爆炸试验,杨度一概不参加,他集中精力钻研各国宪政,将研究所得发表在东京各种华文报刊杂志上。杨度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他因为不介于派别之争,反而获得了大部分留学生的认可,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当东京留日学生总会改选时,他被一致推举为干事长。从那以后,饭田町杨寓成天人来人往,门庭若市,成为东京留学生们聚会的重要场所。

  杨度一方面负责全日中国留学生的联络、组织、指导,同时还担负湖南籍学生创办的《 湖南学生界 》和《 游学译编 》的主编。他夜以继日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团结各种派别的留学生,同时发愤攻读宪政方面的书籍。他一天到晚为大家服务,尽心尽力,无求无索,任劳任怨,不仅赢得了留学生的敬重,连田中夫妇也对他很尊敬。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近半个月里,杨度未去法政大学,也谢绝了大家的来访,他在闭门构思写作一本名叫《 金铁主义 》的书。他要在这本书里详细地全面地阐述自己改造中国的思想,他将全副心思投入到这本被他称之为伟大的著作之中。

  天气不知不觉间变得和暖起来,草木也渐渐地由黄变青,他似乎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一天清早,他突然看见庭院里几株高大的樱花树已绽出花瓣来。他欣喜地走出庭院,看到左邻右舍街头巷尾的樱花都开放了,来来往往的行人脸上荡漾着温和的微笑,少女们特地换上了鲜艳的和服,小孩子们打扮得比往日更加漂亮,一向脚步匆忙的东京人明显地放慢了步伐,他们在极有情趣地观赏四周的樱花。

  日本国遍地都种着樱花树,每年三月末四月初时分,樱花便陆续开放了。单独的一朵樱花,小小的,娇娇弱弱的,似乎并不起眼,一旦到了高峰期间,它便一朵接一朵,一层压一层,开得满枝满树,密密匝匝。那白白的、粉红色的花层,犹如蓝天的祥云降落地面,给人世间换上一幅极为壮观极为瑰伟的美景,带来一股使人情绪昂奋心灵愉悦的浓烈春意。但这奇异的春景却为时短暂,前后加起来不过二十来天,花事最盛时则只有五六天。这几天里,日本全国,从天皇到百姓,从城市到乡村都休假赏花。人们倾家外出,携幼扶老地来到公园、郊外等樱花树集中的地方,一边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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