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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就这样。现在出去吃顿晚餐怎么样？”香农询问道。他的提议立刻引起了一片大声的赞同。他们三个除了在飞机上吃了点午餐和小吃外，几乎再也没吃过东西，这会儿早已饥肠辘辘了。香农领着他们出门，转了个弯来到帕普内克饭店就餐。虽然他们仍在说着法语，但其他人们对此根本没在意，惟有当他们四个爆发出一阵阵哄堂大笑时，才有人瞥上一眼。显然，他们是遇上了什么高兴事儿，不过，局外人谁也不会猜到，坐在角落里的这群人是为了能即将在“猫儿”香农的指挥下重赴战场而如此兴高采烈。
当天晚上，英吉利海峡彼岸另有一个人正在冥思苦想着卡洛·艾尔弗雷德·托马斯·香农，只是他的念头令人咋舌。他在公寓房间内的客厅里踱来踱去。这幢公寓坐落在巴黎巴士底广场附近一条满是住宅的大街上。眼下他正在凝神思考着上周收集来的情报，以及数小时前从马赛传来的最新消息。
假如当初曾将夏尔·鲁作为二号候选人推荐给西蒙·恩丁的那位作家，果真深知这个法国佬的为人，那他就决不会在恩丁面前把这个雇佣兵说得头头是道了。遗憾的是，作家仅仅了解此人的一些基本背景，而对他的性格却几乎一无所知。自然作家也不会获悉，更不可能告诉恩丁，鲁心里对他所推荐的另一个人——“猫儿”香农怀着妒忌和仇恨。
当初恩丁离开鲁时，他曾满怀希望地整整等了两个星期，期待着恩丁第二次来访。当希望最终成为泡影时，他不得不推断，不是这个自称沃尔特·哈里斯的来访者已放弃了正在酝酿着的方案，便是其他人夺走了他即将到嘴的肥肉。
根据第二种估计，他着手寻找那个英国商人可能选择的其他任何人选。正是在他到处打探风声、委托别人替他查找时，他得悉“猫儿”香农曾在巴黎逗留过，用真名实姓住在蒙马特尔的一家小旅馆里。这使他深为震惊。因为自从与香农在布尔歇机场分手后，他便失去了香农的行踪，他还认为香农早已离开巴黎了呢。
正是由于这个消息，使得他在一周前通知手下的一个心腹去详细调查一下香农的情况。那人名叫亨利·阿兰，早先也是个雇佣兵。
阿兰在24小时内便来汇报说，香农自从离开蒙马特尔的那家旅馆后，再也没有露过面。他同时还告诉了鲁其他两件事：一是香农是在鲁与那位伦敦商人在他的公寓房间里会晤后的第二天上午消失的；二是前一天下午香农在旅馆里也接待了一位来访者。在一小笔钞票的利诱下，那个旅馆职员仔细地描绘了一番香农的来访者的模样。鲁本人深信去那家旅馆拜访香农的人与他接待的那个家伙其实就是一个人。
这么说来，伦敦来的哈里斯先生虽然只需要一个人，但却在巴黎会晤了两个雇佣兵首领。其结果是，香农就此杳无音信；而他——夏尔·鲁，却被人搁在一边。在所有的人之中，惟有香农得到这项合同，更使得他怒火万丈。因为这位住在巴黎第十一区一套公寓房间里的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莫过于香农了。
鲁布置亨利·阿兰监视那家旅馆为时整整四天，可香农再也没回来。接着，他试图采取迂回战术。他回忆起新闻报道中曾提及香农与科西嘉人朗加拉蒂在刚果作战时最后曾并肩战斗过，那么假使香农再次出面活动，他是决不会忘记朗加拉蒂的。于是他让亨利·阿兰前往马赛打听这个科西嘉人，再顺藤摸瓜找到香农。阿兰刚刚返回巴黎，报告说朗加拉蒂已在当天下午离开马赛，飞往伦敦了。
鲁转向他的心腹说：“好吧，亨利，暂时就这样，等我需要时再和你联系。还有一点，如果香农再回蒙马特尔那家旅馆住下，那个职员会不会通知你？”
“肯定的。”说着，阿兰站起身来。
“那么，一有风声立刻给我来电话。”
阿兰走后，鲁把全部情况仔细地考虑了一遍。在他看来，朗加拉蒂偏在此时离开马赛前往伦敦，意味着这个科西嘉人是投奔香农去了。这就从反面证明了香农正在招兵买马，意味着他已得到了一项合同。鲁完全相信，那就是沃尔特·哈里斯的合同，就是那项他曾自认为非他莫属的合同。这简直是天大的耻辱。不仅如此，香农这小子居然还从法国领土上招募走了一个法国人，鲁向来把这里看成是他自己的势力范围。
他之所以急于要得到哈里斯的这项合同，其中还有一个原因：自从布卡武战斗以来，他一事无成。除非他现在就能为法国的雇佣兵们找点事做，否则他对他们的控制将崩溃。假使香农无法将工作继续下去，比如说，倘若香农就此永远销声匿迹，哈里斯先生定会理所当然地回到鲁这儿来，像他第一次就应该做的那样把合同交给他。
他没有耽搁，立刻拨了巴黎市内的一个电话号码。
回过头再看伦敦，此时晚餐已接近尾声了，四个人已灌下不少酒。和绝大多数雇佣兵一样，他们也觉得酒性越烈越过瘾。小马克起身举起酒杯，喊起了当年在刚果到处可闻的祝酒词：“死神万岁，战神万岁，英勇的雇佣兵万万岁！”
四人之中，独有“猫儿”香农此时还未醉。他靠在椅背上浮想联翩，心中暗自揣测，当他放出这群战争的猛犬直扑金巴的总统府时，总统府里的那帮家伙不知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他悄悄地端起酒杯，独自为这群战争的猛犬于了一杯。
夏尔·鲁今年48岁，看上去有些疯疯癫癫，虽说这一情况与他的年龄毫无关系。迄今为止，尽管从未有人证实他患有神经错乱，但绝大多数精神病医生至少会偏向于认为他精神不正常。做出这种诊断的基本依据在于，他是个相当程度的妄自尊大狂。大概由于世上有不少生活在精神病院和疯人收容所之外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此症，因而人人都尽力把它说得委婉些，称之为“自我中心狂”，至少阔佬和社会名流们患有此病时是如此。
那些精神病医生也许还会发现，这个法国雇佣兵多少还患有偏执狂。严格的学者甚至会断定此人是个变态精神病患者。可惜，鲁从未有幸受过任何名医的检查，加之他这种神经质又完全被表面上的某种精明和狡诈深深地隐藏起来，所以，从未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惟一使他露出马脚的，是一种深深渗透他全身的错幻感和惟我独尊的意识。他总是固执地认为惟他正确，别人皆错，而且对那些他觉得是挑他岔子的人更是恨得要死。
一般说来，他对之怀恨在心的人，往往除了以事实使他丢丑现形外，几乎并无得罪他的地方。但是，在香农的事上还另有原因。
鲁曾在法国陆军中当过上土，年近40岁时因卷入某项贪污事件而被开除军籍。
1961年，他由于闹着没事，便自费来到刚果加丹加省，在当时的加丹加分离运动领袖莫伊斯·冲伯面前自吹自擂，说他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事顾问。那一年，年轻的刚果联邦境内战火四起，一片混乱，矿产富饶的加丹加省反抗中央政府、争取独立的战争进入了高潮，一些后来的雇佣兵首领，都是在这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中开始他们冒险生涯的。霍尔、德纳特、施拉姆等人都在其中。说来使鲁伤心，尽管他雄心勃勃，但仅在加丹加军队中混上个芝麻绿豆大的官衔。后来，当强大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用政治手腕最终解决掉这群化整为零、无法在战场上消灭的加丹加匪徒时，鲁和其他雇佣兵们一起溜出了这个国度。
那是发生在1962年的事。两年之后，当刚果各省像九柱戏中的木柱那样接二连三地倒人共产党集团支持的西姆巴人手中时，西方国家把正在流亡中的冲伯重新招回来。这一次，他不仅接管了加丹加，而且俨然成了刚果全国的领袖。冲伯刚一登台，马上请回了霍尔，夏尔·鲁与其他雇佣兵一道，作为霍尔的部下也乘飞机返回了刚果。作为法国人，鲁本应加入由说法语的雇佣兵组成的第六突击队，然而因为那时他是从南非直接来到刚果的，结果他进了说英语的第五突击队，并在其中混上了个连长。半年之后，也就是在他指挥的这个连队中，来了一个年轻的盎格鲁——爱尔兰人当排长，此人名叫香农。
鲁与霍尔之间关系的破裂，发生在香农来后三个月。深信自己是个军事天才的鲁，此时受命率部攻打一个西姆巴人设置的路障。他一手制订了进攻方案，结果全连大败而归。他手下有四个白人雇佣兵在战斗中丧生，二十来个加丹加兵做了枪下鬼。至于失败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作战方案制订不周，部分是由于鲁在进攻发起前喝得酪配大醉——他在借酒壮胆。别看他平时总是装腔作势，其实却是个一上战场就吓掉魂的胆小鬼。
霍尔上校命令鲁交上战况汇报，结果发现汇报中有些地方与已知的情况不符。于是他喊来这个连仅剩下的一位排长——卡洛·香农，从他口中追问出了事情的全部经过。随后，霍尔根据掌握到的事实下令把鲁撵出了第五突击队。
鲁接着溜到北方，参加了驻扎在保利斯的德纳特手下的第六突击队。他对德纳特解释说，他离开第五突击队是由于他作为一个法国指挥官招来了手下英国军官们的种族歧视。德纳特毫不怀疑这是谎言，很快就任命他为第十四突击队司令塔韦尼埃的副手。这支突击队人员较少，驻扎在瓦察，虽说名义上附属于第六突击队，实际上却几乎完全是独立行动。
转眼到了1966年，霍尔这时已告老还乡，塔韦尼埃也已离开了部队。第十四突击队眼下归沃泰尔司令指挥。与他的前任塔韦尼埃一样，他也是个比利时人。仍然身居副职的鲁把他视为眼中钉，这倒并非这个比利时人曾干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而是因为鲁早就在垂涎三尺地期待着塔韦尼埃走后指挥大权能落入他手中。岂料一切都成泡影，因而他对沃泰尔恨之人骨。
绝大部分是由加丹加士兵组成的第十四突击队，在1966年反抗刚果中央政府的兵变中成了叛军的主力。沃泰尔亲自精心拟定了进攻方案，看样子满有成功的希望。当时身任第十突击队司令的布莱克·雅克·施拉姆率领的那支也是加丹加士兵占多数的部队并未卷入兵变，仅在一边静观战局发展。其实，假使进攻真能由沃泰尔亲自指挥，也许会大获全胜；而如果进攻真能得手，施拉姆很可能立刻率领部下投入兵变；果真如此，刚果政府势必早已垮台。为了发起这场兵变，沃泰尔带着第十四突击队来到了位于刚果河右岸的斯坦利维尔，与左岸规模巨大的军火库隔河相望，储存在那座军火库里的武器弹药，足够任何控制它的军队用来统治刚果中部和北部多年。
就在进攻发起前两小时，沃泰尔司令被人打死，死因至今未能完全查清。实际上此事是鲁干的。他出其不意地对着沃泰尔的后脑开了一枪，将其击毙。沃泰尔死后，稍有头脑的人也许都会取消这次袭击，但鲁却坚持、接过指挥权，发动了进攻，结果一败涂地。事实上，他的部队根本就没能打过河去。刚果军队在得知军火库仍在他们手中后，重新集结在一起，将鲁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施拉姆暗中庆幸自己没有率队贸然行动，从而躲过了这场惨败。鲁吓得屁滚尿流地逃到了也未参加兵变的第五突击队里藏身，第五突击队新上任不久的司令约翰·波得斯把吓破了胆的鲁用绷带包扎起来，假装成英国伤兵偷偷地送出了境。
这时惟一飞出刚果境内的飞机是前往南非的，夏尔·鲁便去了那儿。10个月后，鲁听到风声，谣传说1967年7 月刚果将再一次发生兵变，于是他便带了五个南非人飞回刚果，来到驻扎在金社附近施拉姆的第十突击队司令部。兵变发生时，他又回到斯坦利维尔了。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是在德纳特和施拉姆手下。进攻刚刚开始，德纳特不幸被手下一个士兵走火打伤了头部，这一来，身为第六和第十突击队总指挥的德纳特不得不在战斗的紧急关头退下了战场。鲁立刻乘机跳出来，坚持宣称，由于他是在场最好的指挥官，又是惟一有资格统率全体雇佣兵的首领，再加之又是法国人，所以应当由他而不是比利时人施拉姆来接替德纳特全权指挥战斗。
然而，大权却落到了施拉姆手中。这倒并不是因为白人士兵公认施拉姆是他们之中的最佳人选，而是由于他是惟一能够指挥加丹加土兵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加丹加士兵参加，一小撮白人雇佣兵要想和对方较量，简直是以卵击石。
鲁的美梦是在两面夹击下破产的。首先是那些加丹加士兵们厌恶并且由衷地不信任他；因为他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去年正是在这个家伙的指挥下，他们的加丹加兄弟部队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另外，在德纳特躺在飞机内的担架上飞往罗德西亚的当天晚上，白人雇佣兵们开会讨论了夏尔·鲁的毛遂自荐。在许多发言反对鲁的人当中，有一位便是香农。一年半前，由于他不满彼得斯的领导离开了第五突击队，如今已是德纳特手上第六突击队里的一个连长了。
谁知这一次雇佣兵们又未能攻下河对岸的军火库。施拉姆率队撤出斯坦利维尔，长途跋涉前往布卡武——位于布卡武湖畔的一个风景如画的游览城镇，和邻近的卢旺达共和国毗连，一旦形势变糟，可从此处退往邻国。
鲁这一回把枪口指向了香农。为了将这两人隔开，施拉姆命令香农率领他的连队承担危险的尖兵任务，突破刚果军队的堵击，为雇佣兵部队、加丹加士兵、以及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们辟出一条通向湖边的道路。鲁被安插在大队人马的后面，因而两人再也没碰上面。
部队到达布卡武不久，他俩终于又见了面。当时刚果军队已从除城后的布卡武湖外三面紧紧地围住了他们。1967年9 月的一天，鲁由于喝得烂醉如泥，在一场牌局中神志不清，一败涂地。他输急了眼，指责香农打牌作弊。香农则讥讽他打起牌来就像当年进攻西姆巴人的路障似的糊里糊涂，原因也都一样——根本就没有头脑。香农的话刚一脱口，牌桌四周立刻一片寂静，其他的雇佣兵都悄悄地向墙根退去。鲁在两人的对峙中坚持不住，垮了下来，他干瞪着眼，瞧着对面。这个年轻的对手起身向门口扬长而去，直等到这个爱尔兰人走到门口时，他才敢伸手摸出他那支0。45口径的柯尔特手枪瞄准香农的后背。香农反应更快，在飞转回身的同时，顺手抽出自己的自动手枪，对着长长的大厅另一端开了火。子弹打中了鲁的右上臂，在二头肌上穿了个洞，使得他右臂无力地垂下来，鲜血顺着手指尖滴落在掉在地上的柯尔特手枪上。
“有一件事我还记得，”香农对着整个大厅高喊着，“我还记得沃泰尔当时是怎么死的！”
这一枪算是结束了夏尔·鲁的雇佣兵生涯。他被送过界桥，进人卢旺达，然后乘车前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再从那儿飞回法国。就这样，那年11月布卡武因弹尽粮绝而宣告失守时，他不在场，自然也就逃开了雇佣兵们其后在基加利一座拘留营里度过的五个月战俘生活以及和香农再一次摊牌的机会。
由于鲁是第一个从布卡武返回巴黎的雇佣兵，采访的人们纷至沓来，他的牛皮也越吹越大，忙不迭地向人们炫耀着他那“战场”上负的枪伤，吹嘘他如何渴望重返前线去指挥他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