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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海关的文职官员命令香农把手提包放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然后动手检查起来。看来检查是很彻底的，仿佛在找隐藏的武器，直到他认出了一把电动剃刀。他把剃刀从盒子里取出来检查，试着摁开关。这种“雷明顿·莱克特洛尼”牌的电动剃刀是充了电的，所以一开就吱吱乱响起来。那个海关人员不作任何说明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检查完了手提包，他又做个手势让香农把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掏出来放在桌上。钥匙、手帕、硬币、钱包和护照都掏了出来。海关人员把手伸进钱包，抽出几张旅行支票，看了看，嘴里咕哝了一声又放了回去。钱包里的钞票有两张5000非洲法郎和几张100 非洲法郎。士兵们手里抓着枪就像抓着一根棍子，他们越凑越近，耳边只闻他们在灼热空气里的呼吸声，他们一个个都好奇极了。那个桌旁的文职官员把两张5000非洲法郎的钞票塞进口袋，而士兵中有一个拿走了小额的零钱。
香农瞪了海关人员一眼，那人也回瞪了他一眼，旋即撩起背心，露出9 毫米白朗宁手枪，或者也许是一支765 型手枪的枪把，那支枪插在他的裤带里。他拍了拍枪。
“警察局的。”他说，一直瞪着眼睛。香农手痒痒地想照准那人的脸猛打过去，可是他心里却不住地对自己说：“保持冷静，伙计，要绝对冷静。”
他对桌上剩下的东西慢慢地、非常慢地做了个手势，扬起了眉毛。那个文职人员点点头。香农收起那些东西放回包里。他觉得身后的士兵退下去了，虽然他们仍然双手握着枪，一不顺心就会挥舞起枪来，或者用枪托捅入。
仿佛过了很长时间，那个海关人员才向门口点了点头，于是香农走出了房门。他能感到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到裤带上。
在房间外面的候机大楼里，坐这班飞机来的还有一个惟一的白人游客，那是一个美国姑娘，由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来接她。那个神父用他的一口洋土语向那些士兵滔滔不绝地解释着，麻烦才少了些。神父抬起头，和香农四目相接。香农微微扬起一条眉毛。神父向香农出来的房间望去，难以察觉地点了点头。
机场前的热烘烘的小广场里没有车辆。香农等待着。隔了5 分钟，他听到身后说爱尔兰腔美国话的声音。
“我的孩子，我带你进城去好吗？”
于是他们坐上神父的汽车，这是一辆“大众”牌的德国小型汽车，为了安全，神父把它藏在机场大门外几码远的棕榈树丛的树荫底下。那个美国姑娘不停地抱怨着，怒气冲冲，因为有人打开她的手提包检查了。香农一言不发，他明白他们都险些挨打。这个神父是联合国医院的，他既是神父，又兼做教会救济分发员和医生。他用理解的眼光瞥了香农一眼。
“他们搜查你啦？”
“都搜查了。”香农说。损失15英镑算不得什么，他们两个都了解这些士兵的脾气。
“在这儿一个人必须非常小心，当然，要非常小心才好。”神父轻声说。“你找到旅馆啦？”
香农告诉他没有，于是神父就开车送他到克拉伦斯惟一允许欧洲人投宿的旅馆——“独立饭店”。
“戈梅斯是那家饭店的经理，他是个很好的人。”神父说。
通常当一个新面孔在非洲某城市出现时，住在那儿的其他欧洲人就会邀请新来的人去逛俱乐部，回到他们的平房去饮酒，当天晚上还会有宴会。那个神父虽然尽量帮助，却没有来这一套。这使香农很快了解到赞格罗的另一个情况，当地人的脾气也影响到白人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知道得就更多了，有许多是从戈梅斯那儿听来的。
就在当天晚上，他认识了朱尔斯·戈梅斯。戈梅斯过去是“独立饭店”前身的旅馆老板，现在他仍是这家饭店的经理。他50岁了，是一个欧洲血统的阿尔及利亚人，是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10年前，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最后的日子里，他乘殖民地还没有垮台，就把生意兴隆的农业机器商店卖掉了。因为一垮台就脱不了手了。就在殖民地垮台前不久，他带着变卖所得的钱回到了法国。可是一年后，他发觉他无法在欧洲的空气里继续生活下去，于是他就寻找另一个去处。在赞格罗独立前五年，他就在那儿住了下来。那时，独立甚至已经在酝酿了。他用积蓄下来的钱买下一家饭店，几年的光景，他使这家饭店不断得到改善。
独立以后情况就变了。在香农来这儿的前三年，戈梅斯被粗暴地通知说，这家饭店国有化了，会付给他当地的钞票收买这家饭店。他从未收到过钱，反正那种纸币也不值什么。不过他仍然留下来当经理，抱着侥幸的念头，盼着总有一天时来运转，他在这世界上惟一的财产，会留下一些保证他晚年的生活。他作为一个经理，管理着接待柜台和酒吧，香农就是在酒吧里找到他的。
香农只消提起OAS 组织的旧友和老关系，那些法国外籍军团的士兵和伞兵，那些在刚果出现过的人，就会轻易地赢得戈梅斯的友谊。可是，那样就会把一个普通的英国游客的伪装抛弃了，而他应该是一个花了五天的时间从北方飞到这儿的游客，完全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想看一看幽僻的赞格罗共和国。想到这儿，他决定一直把游客的角色扮演下去。
不过，等到酒吧关了门，他就请戈梅斯到他的房间去喝两杯。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机场上的那伙士兵在他随身携带的一只箱子里还留了一瓶威士忌。戈梅斯一见到酒，两眼瞪得老大。威士忌又是一种这个国家买不起的舶来品。香农吃准戈梅斯比自己能喝。当他说起他到赞格罗来是出于好奇时，戈梅斯哼了一下鼻子。
“好奇？嘿，不错，这儿真够古怪的，这是个古怪透顶的地方。”
尽管他们说的是法语，并且只有他们俩在这个房间里，可戈梅斯还是压低了嗓门，说话时身子向前倾着。香农又一次产生了一种印象，除了那些横行霸道的兵痞和装扮成机场上海关人员的秘密警察，他看到的每个人，心里都存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惧感。戈梅斯喝到半瓶光景，就有些唠叨了，香农慢慢试探着摸情况。戈梅斯证实了许多香农认识的那个叫沃尔特·哈里斯的人所介绍的简况，并且还增加了更多的戈梅斯自己了解到的奇闻轶事。有些事使人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证实了金巴总统住在城里，除了偶然到河对岸文杜地区的老家去，这些日子几乎不离开城。金巴住在总统府里，那座四周有围墙的巨大建筑物，是香农从飞机上见过的。
等到清晨2 点，戈梅斯才向香农告辞，东倒西歪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这时，香农已经搜集到更多的情报了。戈梅斯发誓说，通称国民警察队、宪兵队和海关卫队的三部分军队虽然都随身带着枪，却并没有子弹。由于他们是卡耶人，金巴对他们有子弹是不放心的，他对叛乱有妄想狂。因此，他们所有的人连一发子弹也没有。金巴懂得，他们决不会为他而战，所以也必须不让他们有机会来打他。那些随身武器只是摆摆样子的。
戈梅斯还告诉他，城里的军队清一色都由金巴的文杜族人掌握，那些可怕的秘密警察通常穿便衣，携带自动手枪，军队的士兵则持马枪，就像香农在机场上见到的那样。而总统的警卫队有机枪，他们无一例外都住在总统府的大院里，是绝对忠于金巴的。没有至少一个班的卫队前呼后拥，金巴是决不出门的。
第二天早晨，香农出去散步。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10岁上下的男孩在他身边跑来跑去，这个小男孩是戈梅斯派来跟着他的。后来他才弄清是什么原因。他开始时认为戈梅斯一定是派这个男孩来做向导，但言语不通，并没有什么用。其实，真正的目的却并非如此，不管顾客是否要求，戈梅斯都提供这种服务。万一某个游客不知何故被抓上车带走，那么小男孩就会穿过丛林，飞奔回去报告戈梅斯。戈梅斯就会把消息报告瑞士或西德大使馆，让使馆人员乘那个游客还没有被揍得半死之前就去谈判，要求释放。这个男孩名叫博尼费斯。
香农溜达了一早晨，走了一程又一程，那个男孩紧跟在他身后小跑着。谁也没有阻拦过他们。车辆几乎看不见，住宅区的街道多半空无一人。香农从戈梅斯那儿弄到一张该城的小幅地图，是殖民时代留下来的。他按图索骥，找到了克拉伦斯的主要建筑物。在惟一的银行、惟一的邮局和政府六个部的大楼，港口和联合国办的医院里，都有六七个士兵在台阶周围溜达。他去兑换旅行支票时，在银行里留神到门厅里的铺盖卷，并且两次看到吃午饭时，一个士兵给他的同事带来几盒饭。香农断定在每一所房子里都有这些特遣卫队吃住在那儿。当天晚上，戈梅斯就证实了这一点。
他走过六个大使馆，注意到每一个使馆门前站着一个兵，其中有三个倒在泥地上睡着了。到了午饭时间，他估计在这座城市的主要地区的周围分散着100 名士兵，分成12个小队。他也注意到他们的武装情况。每个士兵手持7。92的老式毛瑟枪，大部分看来又锈又脏。士兵们穿着深草绿色的裤子和衬衫，长统靴，系着宽皮带，头戴很像是美国棒球帽的一种有檐帽。一个个都是那么邋遢，衣服不熨不洗，叫人望而生厌。他估计他们的军训水准、对武器的熟悉程度、指挥及作战能力还是零。他们是一帮粗鲁、没有纪律的恶棍，只会用武器凶残地去吓唬胆小的卡耶人，不过，也许他们从未动怒开过一枪，不用说，了解他们底细的人也没有向他们开过一枪。他们执行警卫任务的目的似乎是预防老百姓暴乱，但香农估计，倘若真的开起火来，他们就会溜之大吉。
最有趣的是他们子弹盒的状况。那些子弹盒被压扁了，里面空空如也。每一支毛瑟枪当然配有子弹盒，不过所有的毛瑟枪只有5 发子弹。
这天下午，香农巡视了港口。从陆地上看，这个港口就不一样了。那两个沙洲伸入海里，形成了一个天然港口，底部约有20英尺高，前端有6 英尺露在水面上。他从底部走到前端，一直到沙洲的尽头。沙洲上都覆盖着齐膝或齐腰高的矮树丛，经过漫长的旱季曝晒，已经都枯黄了；这从飞机上是看不见的。每一个沙洲的前端约40英尺宽，底部40码宽，就是一段海岸线。从每一个沙洲的前端反顾港区，就能看到滨海地区的全景。
港口正中是水泥地，后面就是一个仓库。仓库北面是几道木头的防波堤，有些早就崩落了，一根根支柱犹如零碎的牙齿露出水面或没人水中。仓库南面是铺满圆卵石的海滩，有几条捕鱼的独木舟漂在那儿。从其中的一个洲头是望不见总统府的，它隐没在仓库后头，可是从另一个沙洲看，总统府的最高一层历历在目。香农踱回港口，仔细看着海滩，无意中想到，这儿一个通往海边的缓坡是登陆的好地方。
仓库后面就没有水泥地了。倾斜的坡岸长满齐腰深的矮树丛，被许多小路划成一块一块的，其中有一条红土路是供卡车用的，往前通总统府的。香农走上了这条路。当他走到坡顶齐胸的地方，那座旧殖民地总督官邸的正面就映入眼帘，离他200码远。他往前又走了100 码，到了旁边的一条沿海公路。在两条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伙士兵守在那儿。他们一共四个，模样比军队的士兵帅气，穿的也好一些，手持苏式卡拉什尼柯夫AK47冲锋枪。当他沿着公路向投宿的旅馆走去时，他们默默地瞅着他。他点头跟他们打招呼，但他们只是回瞪着他。这些人就是总统的卫兵。
他一边走，一边迅速地朝左边看，这一回就看得仔细了。总统府30码宽，底层的窗子现在都用砖砌死，并且涂上和楼房其余部分一样的灰白色。楼前一道又高又宽的木门，上了门栓，控制着楼下的出人。不用说，这又是后来添造的。在被砖砌死的窗户前有一个大平台，由于和楼里不通，现在是毫无用处了。二楼上有一排窗子，一共七扇，从总统府正面的一头排到另一头，三扇在左，三扇在右，还有一扇在门的上头。最高的一层有十扇窗子，比楼下的小得多。顶楼窗户上方是导水沟，倾斜的红瓦顶上有一个尖顶。
他注意到前门有更多的卫兵在溜达，还看到二楼的窗子有百叶窗，可能是钢制的（他离得太远难以识别），已经拉上了。显然，如果没有公事，就只能走到那个路口，想再靠近通往总统府的地方是不准的。
下午剩下的时间他用来远远地巡视了一番总统府，这时，太阳快偏西了。他能看到总统府三面都有新砌的墙。墙高8 英尺，从主楼到外面80码，房后还有一道墙和其余的墙连在一起。有趣的是，整个大院没有别的门。墙一律都是8 英尺高——他看见士兵们挨着墙溜达，能从他们的身高估计出墙的高度来——墙上扎着碎瓶子片儿。他知道他决不可能看到总统府的内部，不过他还记得从飞机上看到的样子，这使他险些笑出声来。
他对博尼费斯露齿一笑，说：“小家伙，你瞧，那个傻瓜以为可以用扎上碎玻璃片儿的高墙来保卫自己呢。其实，他只是把自个儿困在一个砖砌的陷阱里，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可笑的陷阱里。”
那个小孩也冲着他咧开嘴大笑起来，其实他一句也没有听懂，他比划着表示要回家去吃饭。香农点点头。他们一起走回饭店去。香农只觉得脚底发热，大腿酸疼。
香农既没有做记录，也没有画地图，但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在脑子里。他把地图还给戈梅斯。吃过晚饭，他就和那个法国人坐在酒吧里。
酒吧紧里头的桌子上坐着两个大使馆来的他国人，正静静地喝着啤酒，所以这两个欧洲人不好说什么。再说，窗子又都敞开着。可是后来，戈梅斯很想找个伴儿谈谈，于是他拿了一打啤酒，请香农到顶楼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他们坐在那儿的阳台上，透过黑暗，向外眺望着沉睡中的城市；由于停电，这个城市大部分都隐没在黑暗中。
香农迟疑不决是否要对戈梅斯说心里话，不过，最后他打定主意还是不露真言。他只提到他找到了一家银行，在那儿兑换50英镑的一张支票，很惹人注意。戈梅斯听罢哼了一下。
“老是这样，”他说，“在这儿，他们不懂什么是旅行支票，长期以来也不认识许多外国的钞票。”
“银行里当然应该懂得。”
“也才懂得不久。金巴把这个国家的财富都锁在总统府里。”
这立即引起了香农的兴趣。他听了两个小时才了解到详情。原来金巴还把全国的武器弹药都放在旧总督官郧的老酒窖里，上了自己的锁，并且把国家广播电台也迁入府里，使他能从通讯室里直接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别人是无法从总统府外面去控制这个电台的。国家广播电台总是在政变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香农还了解到金巴没有装甲车和高射炮，除了分散在首都周围的100 名士兵，还有100 名士兵在城外。20名在机场沿途土人的小镇上，其余则分散在半岛朝赞格罗河桥那一边卡耶人的村落里。这200 名士兵就是全国军队的半数。另一半在兵营，其实也算不上兵营，只是殖民时期警察的临时工事罢了。那是一排低矮的白铁皮棚屋，离总统府400码，外面围着一道芦苇编的篱笆。全部军队就是这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