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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讲究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正确处理好八路军与国民党友军的关系。同时，针对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等部向太行地区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在忍无可忍之下，于1940年3月，与刘伯承一起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经过四天战斗，全歼朱怀冰和其他游杂武装一万余人。不过，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多次同制造摩擦的国民党军将领谈判。 面对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形势，邓小平十分重视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使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及民兵都发展很快。为了打击敌伪的嚣张气焰，反击日军的“囚笼政策”，1940年4月至8月，同刘伯承领导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日军控制的交通线上广泛开展破袭战。8月，指挥部队参加由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组织实施了正太、榆辽战役，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941年，为改变日军在华北推行“总力战”和“治安强化运动”所造成的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吞食的情况，坚决反对保守退缩、关起门来建设的倾向，强调以武装斗争为核心，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全面对敌。还领导所部实行主力地方化，强化游击集团，大量组织武装工作队渗入敌占区，瓦解敌军，争取群众，建立隐蔽游击区，挫败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和多次残酷“扫荡”。 邓小平作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第129师政治委员，十分注重党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把政治工作看成是完成军事任务的保证。1941年以后，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这时，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后方，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三光政策，囚笼政策，到处设立据点。由于日寇连续不断地“扫荡”，加上连年灾荒，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他十分注意发挥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抓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部队经常不断地进行吃苦耐劳、抗战前途的教育，使部队士气高涨，思想稳定。
第二部分邓小平（3）
1945年8月，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带着“七大”精神奔赴抗日前线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成立，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不久，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他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他继续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当时，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残酷的时期，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坚持打持久战的思想，与此同时，根据八路军华北前线的具体情况，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 戎马倥偬中，邓小平十分注意理论学习，写了大量的文章。凡是向部队做报告，他都亲自动手起草发言稿。与其他中央局一样，在延安整风的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也进行了整风运动。邓小平十分重视整风教育，认为这是对全党进行思想教育的极好形式，通过整风，可以提高党的战斗力。在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动员会上，他对毛泽东做了高度的评价，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提出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对于长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如何处理马列主义与本国革命实践的关系方面，邓小平的上述思想认识是高瞻远瞩的。 1945年6月，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次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小平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面对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犯，1945年9月至10月，先后发起上党、邯郸战役，有力地配合了重庆国共谈判。1947年6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刘伯承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中原，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任中原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后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形势好转后，又会同华东军区领导了淮海战役，突破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前哨阵地。1949年4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继续统率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解放南京。渡江前夕，他又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原来的统治中心——华东地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邓小平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又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途。在西南工作期间，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952年7月，中共中央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从此先后担任过如下主要职务：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还兼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1954年，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的近10年里，他一直处在第一线协助党的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如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并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和打击，备受摧残。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然而，时隔不久即再次遭到错误的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的决定，邓小平只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9年邓小平辞去当时担任的全部职务：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倡导改革开放，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被誉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有许多重要著述，已经出版的有《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等。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3岁。 （刘志青）
第三部分东条英机 大将（1）
东条英机（Tojo Hideki，1884—1948）日本法西斯军阀， 只秸吞窖笳秸淖锟？之一，甲级战犯。 1884年12月30日，东条英机出生于东京山手地区的军阀家庭。其父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大学首届毕业生，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曾担任大本营中佐参谋，日俄战争时期为姬路第10师团第8旅团的旅团长，后晋升为中将，是日本陆军的所谓战术家。东条英机就是在这样一个极端崇尚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家庭薰染下成长起来的。 1899年，东条英机进入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1902年至1904年，东条英机先后转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5年4月，被授予少尉军衔。不久，随陆军第15师团开赴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获得了实战经验。1907年，晋升为中尉。1909年，同富家女胜子结婚。1912年，被保送到陆军大学。1915年毕业，被授予大尉军衔。 1920年，东条以少佐军衔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在德国期间，东条与驻德国的武官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敏四郎等人过从甚密。1921年10月，他们在德国南部的巴登巴登温泉饭店聚会，并订立“盟约”，立誓要刷新日本陆军体制，使日本通过对外战争称雄于世界。以巴登巴登聚会为开端，东条等人逐渐形成了以改革日本陆军体制，建立法西斯总体战体制，推动日本走向现代战争为目的的“一夕会”。“一夕会”成员后来发展为所谓的“统制派”，其中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后来都成了日本军界的掌权人物，在日本法西斯的对外扩张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由于东条效忠天皇，狂热地鼓吹对外战争，加之他精明强悍，爱独断专行，强调“闪电”效率，因而有“剃刀东条”之称，在日本军界的地位扶摇直上。1921年，升任军务局的高级科员。1928年，晋升大佐并任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长 。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因严重的经济危机而陷入混乱。日本帝国主义加速走上战争冒险的道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东条充当侵华的急先锋，积极参与策划侵略阴谋。1935年9月，东条被任命为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负责维持伪“满洲国”的所谓治安。东条充分施展其雷厉风行的铁腕，大搞“强化治安”、“整肃纲纪”，对东北人民实行恐怖的宪兵和警察统治。因此，东条以擅长推行所谓“宪兵政治”而臭名昭著，而他的忠实爪牙则被称做“东条宪兵”。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快了推行军事法西斯独裁体制的步伐。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在1931年至1936年间，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和政治阴 保笸加醚虢０丫俟舷峦？上战车。其中，1936年2月，“皇道派”青年官兵发动的二二六事件影响最为重大。这次军事叛乱，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多名阁僚。叛乱虽经平息，但却震憾了日本朝野，元老重臣及工商巨头对陆军中的狂热分子长期心有余悸。而东条及其“统制派”却得以借“整肃纲纪”为名，通过排斥“皇道派”而独揽陆军大权。同时，他们又把二二六事件的重演当做一枚炸弹，对元老重臣和工商巨头施加压力，操纵日本政局。
第三部分东条英机 大将（2）
东条英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
1936年12月，东条晋升为中将。1937年3月1日，东条升任关东军参谋长，参与策划侵华阴谋。不久，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东条极力向日本统治阶层主张出兵华北，并亲自指挥“察哈尔兵团”向内蒙一带进犯。在东条督率下，日军马不停蹄快速进攻，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很快就攻陷了承德、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等地，在中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察南傀儡政权，为日军而后向中原大举进犯建立了稳固的侧翼，也为觊觎苏联提供了战略要地。察哈尔兵团由于在东条指挥下“战功卓著”而被称为“东条兵团”。东条的所谓临阵指挥的实战才能也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大肆吹嘘，成了他加官进爵的资本。 1938年5月，东条晋升为陆军次官，6月调任陆军航空本部长，12月任陆军航空总监兼陆军航空本部长。东条步步高升，逐渐进入了日本军界的上层。这使他愈发骄横不可一世，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更加膨胀起来。 1940年7月，东条出任第二届近卫内阁陆军大臣，从此具备了左右日本政界的政治力量。在任期内，他主张推行法西斯战时体制，“整顿国内组织，确实使战时体制臻于完善”，加速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的运转，支持近卫推行法西斯“新体制运动”。1941年1月8日，出任第三届近卫内阁陆军大臣的东条颁布由他制定的《战阵训》。这个典型的法西斯战争条例，宣扬狂热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号召全体官兵为法西斯战争卖命，不惜用生命效忠天皇。《战阵训》在日本广泛流传，毒害极深，而东条却由于对天皇制法西斯独裁政治“忠的发狂”而备受青睐。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以“闪击战”方式发动了侵苏战争，并在战争初期取得了惊人的战果。日本法西斯十分羡慕希特勒的胜利，急呼“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急于迈出南进的步伐。东条的心情尤为迫切，强硬地反对在日美谈判中做出让步，坚决主张立即对美英开战。而此时作为首相的近卫权衡美日的实力，感到立即对美英开战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反对立即开战。东条对近卫的表现极为不满。针对美国提出的以日本从中国撤军为条件的妥协办法，东条以陆相身份断然说：“对陆军来说，在驻军问题上决不能让步。”“撤军问题是要害。如果完全屈从美国的主张，中国事变的成果就将毁于一旦。满洲国也将难保，朝鲜的统治也将陷入危机。”针对近卫“必须谨慎行事”的主张，他说到：“有时候我们也要做点非凡的事情，像从清水庙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十足地表现了他的赌徒心理。东条甚至公然声称，“近卫只有愿意合作才能留任，否则必须下台”。在东条咄咄逼人的压力下，近卫被迫辞职。 近卫内阁垮台后，经宫内大臣木户幸一推荐，天皇授命东条组阁。在主张立即对美英开战的军国主义者的拥护声中，刚晋升为大将的东条于1941年10月18日完成了组阁工作。为强化法西斯战争领导体制，实现总体战的目标，东条获得大将军衔，并兼任内务大臣、陆军大臣等职，集政府和陆军领导权于一身。 东条上台的第二天，就公开宣称：“完成支那（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帝国既定的国策。”要全体国民“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在东条的推动下，御前会议在11月5日做出12月上旬对美英开战的决定。为配合军事行动的秘密展开，东条加派来栖三郎为特使赴美国协助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继续同美国谈判，以欺骗舆论，麻痹对手。 1941年12月8日拂晓，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指挥下，一支以航空母舰为作战主体的日本海军舰队偷袭美国的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以21个师团的兵力向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发动了猛攻，将北界西伯利亚、南濒太平洋、东起中途岛、西迄印度洋的广大地区置于自己的铁蹄之下。 为确保“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东条内阁采取多种措施强化战争机器。1942年11月，为加紧掠夺占领区的资源，东条内阁专门成立部级机构“大东亚省”，负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941年12月11日，德日意三国缔结共同对美英作战和不单独讲和的协定。次年1月18日，又签订了德日意军事协定，强化了法西斯轴心。东条内阁为加强国内的法西斯统治，先后制定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战时刑事特别法》等。在军事上，日本侵略者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旗号，残酷屠杀亚洲各国人民，在太平洋战场上则进行一系列新的冒险。
第三部分东条英机 大将（3）
东条英机自杀未遂
但是，东条内阁对内对外的种种倒行逆施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