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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你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吗？”她回答道。“我告诉你，不是。”
阿弗纳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他母亲来说，她之所以认了这桩破裂的婚姻，而且无怨无悔，是因为这也是一种爱国。当其他人都在为以色列牺牲生命的时候，她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的婚姻？她永远不会说哪怕是一句父亲的坏话，甚至威尔玛的坏话，尽管她总是避免谈及她。偶尔谈及时，威尔玛干脆变成了一个“你可怜的父亲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就像他被捕和坐牢一样。对于这种态度，阿弗纳表示理解。但在他心里，却控制不住地对她有些轻蔑。在某种程度上，他宁愿她大喊大叫一通。
父亲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不掩饰自己的痛苦，虽然他没明确提及痛苦的原因，“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他说。“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什么都好。你是一个重要人物。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唾弃你。”
他接着说：“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你还可’以待在附近，让他们向你吐唾沫。”
阿弗纳也许会问：“你是什么意思，他们？谁？”
但是父亲不答，沉默了一会之后重复道：“他们对待你就像对待一只橘子，把你榨干之后就扔掉。”
虽然父亲没补充任何细节，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位老人——实际上并不老，才五十五岁而已——回到以色列之后就垮掉了。使他垮掉的不仅仅是对他的讯问和监禁。“从一个角度看，坐两三年牢是一件坏事，”一次他对阿弗纳这样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值一提。我非常轻松地就过来了。”使他垮掉的也不仅仅是他多病的身体，虽然他总是在看医生。也不是担心没钱，虽然他非常拮据。他没有工作，只有一小笔养老金。回到以色列以后，他也试着做过一两笔生意，但都亏了。
真正的问题是深层次的。
“他们让你把红宝石捡起来，”一天他对阿弗纳说。“让你拿在手里玩一玩。他们说如果你干这个干那个，所有这些红宝石都是你的。于是，你干了这个又干那个。”
“接着门上响起了敲门声，来收缴你的红宝石了。他们说，对不起，什么红宝石？你说说看，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意思？”阿弗纳记得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但他的父亲只是摇头。
阿弗纳相信父亲说的都是实情，但也许只对他来说是实情，对别人不一定是实情。如果对所有的人永远都是实情的话，那留给这位荷兰小男孩的会是什么呢？一个还没有买卖头脑、不知化学和数学为何物的男孩？他必须永远待在这个魔圈之外吗？一辈子剪鸡指甲吗？永远也看不到法兰克福了？每周和肖莎娜搭一次便车去阿什杜德海边？等他姑妈给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个工作？在农场待过那么多年，在部队里有着那么好的记录，难道还要继续做一个“野客”？仅仅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什么也不干了，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也许不是“他们”的错，或不全是他们的错。也许，是父亲自己莫名其妙地搞错了。
阿弗纳在木凳上填完问卷调查表，递给那个女孩。过了几分钟，她带着他穿过那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门，走进另一个房间。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张简易木桌后面。房间里有一个装档案的铁柜子，一把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面垫着海狸皮。那个人看着阿弗纳的眼睛，使劲握了握手之后，示意他坐下。
“你好吗？”
“很好。”阿弗纳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你父亲怎么样？”
“很好，谢谢。”
“好，好。”那个人说。“呃……”他提到了阿弗纳所在部队的那个中校。精锐部队中的军官的名字，比如阿弗纳，并不是公开的。阿弗纳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提到他——也许是想跟他套近乎，也许是想再次确认阿弗纳的身份，也许是想证明自己的身份。不管是什么，他决定实事求是地回答。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很好。”
“让我想想，那是……二月份，是不是？”那个人漫不经心地问道，把桌上一个薄薄的文件夹朝自己跟前拉了拉。
“三月。”阿弗纳回答道。他声音中既没有恼火的成分，也没有对什么留下印象的意思。事实上这二者他此时都有一点。使他恼火的是这个游戏，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的仔细。在面试他之前他们一定再三查过他，然而他们仍然非常谨慎。
那个人递给他一支烟，他谢绝了。他注意到那个人自己也没抽。不抽烟的人通常是不给别人烟抽的。所以这个举动一定是在看阿弗纳是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一个抽烟的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把烟接过来。噢，真是精明！这种诱惑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这就是土匪阿弗纳——他想假装改变主意去要一支烟，看看那个人会如何反应。但是没有。
相反，那个人说话时，他仔细地听着。那个人说如果阿弗纳被接纳的话，这个活还是非常有趣的。在目前这个阶段，他甚至不能说他们欢迎阿弗纳参加录用考试。如果通过的话，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大约一半的人会被淘汰，他也许是其中一员。但如果他顺利过关的话，这个活还是极具诱惑力的。
这个活很诱人，而且对国家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他有了安全保障和一笔养老金，也意味着有了保险和医疗福利，甚至还有一套牙齿护理计划。也许还要去海外进行许多次激动人心的旅行。那个人说，他会发现这个组织就像一个金字塔，很多人都在底层，顶上的人非常非常少。他到底能走多远，要看他，也只能看他。
“就拿我来说，”他兴奋地说。“我开始时在底层，吃了很多苦头之后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噢，你今天到了什么地步？阿弗纳暗自思忖道，一个五十岁的笨蛋，坐在一把木椅上面试新人，房间里闷热难当。很让人激动嘛！
那又怎么样？这套位于波罗晓夫大街上的破旧不堪的公寓很显然是在最底层的。这个组织里最让人激动的也许还是在顶层。这位“约翰·韦恩”向往的顶层也许完全不同。
然而这次面试之后，迷人的牙齿护理计划却没有随之而来。没有电话，没有信件。但阿弗纳也永未下定决心。顺其自然最适合他此时的心情。这是1969年夏天。
“你还没有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那个家伙的消息吗？”在一个周末，肖莎娜这样问他。
“没有。”阿弗纳摇摇头。
“他是不是不着急？”
恰恰是肖莎娜自己不着急，这个问题等于白问。这个夏天，她就拿到教师资格证书了。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谈特谈婚姻。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爱着对方。阿弗纳在部队的四年中，肖莎娜没有跟别人幽会过。如果他们结婚的话，她父母会资助他们的。毕竟，他们不可能老是用一辆借来的破车约会。
“不仅仅是以色列航空公司，”阿弗纳对她说，“我还有一个活。”
“是吗？什么活？”
“噢，政府的活。如果得到的话会非常好。我正在等。”
关于这个活，他跟她就说了这些。肖莎娜也没问。她有一头蜜黄色金发，像公主一般窄窄的五官和像瓷器一样深蓝的眼睛。除此之外，阿弗纳喜欢的就是这一点：不多问。但即便如此，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永远无法言表。
一个多月后，他母亲收到了一封电报。
阿弗纳这时差不多把这事都忘了。如果他还惦记着什么的话，他更急切地想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来信。哪怕做一个乘务员，或者事务长，或者任何空勤人员，都行，只要能旅行。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些人，谁知道是些什么人？
这一次，电报上让他去的地方不是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虽然这个地方跟那套公寓一样破旧。不同的是那个让他在外面等着的女孩不同了。她不苟言笑，领着他穿过的那扇门也不同，但也没有任何标记。里面也不同，虽然木桌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坐在木桌后面的人却不同。
“我们一直在跟你谈的那个活，”那个人说，“你还有兴趣吗？”
“有兴趣。”
“好。”那个人拿过他面前的日历，在一个日期上画了一个圈，把它递给阿弗纳。然后从桌子对面滑过来一张纸。
“在这天去这个地址报到。记住这个地址后把它还给我好吗？不要别人送，自己搭公共汽车去。你在那里要参加一个短期课程。上课期间会有一些测试，课程结束后会有一个考试。其余的就由我们来定了。”
阿弗纳有些犹豫不决。
“有什么问题吗？”
“嗯——我被雇用了吗？”阿弗纳说。“我有工资吗？”
“你被接受参加训练了，”那个人说：“当然，我们会给付你工资的。你将成为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临时雇员，但我还不知道是哪一家。他们每周会寄给你一张支票。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了，没有了。”阿弗纳站起来。“谢谢。”
“祝你好运。”那个人向他伸出手，但并没起身。那个不苟言笑的女孩已经把门打开。没过多久，这位“穆萨德”新特工已经站在了大街上。
那天晚些时候，他和肖莎娜坐在“雪铁龙”汽车里，在一阵莫名其妙的冲动之下，阿弗纳问她愿不愿意考虑移民。这个问题问得太突然了，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向她提这个问题。
肖莎娜不解地看着他。
“移到哪里？”她问道。
“我不知道。德国，哪里都行。也许美国。”
“你的意思是永远吗？”
“当然是永远。‘移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
肖莎娜大笑起来，心里也许有点不安。
“说说可以，你不能当真。”她说。“我这个夏天就当老师了。我父母……这是……我们的家。”她看着阿弗纳，补充道：“别担心。你迟早会找到工作的。”
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没有告诉肖莎娜他已经有工作了，也许还是个不错的工作呢。尽管他不知道“超时空效应”这个词的意思，他却有一种曾经经历过这个时刻的感觉，他被这种感觉牢牢地控制着。这种感觉很奇特，根本说不清。那天晚上睡觉之前，那个时刻又漂进他记忆里来。当然，这个时刻就是他父亲问他母亲是否愿意待在法兰克福而她的回答是“你一定是疯了”的时候。
虽然离上课的时间还有两个星期，但阿弗纳还是在第二天忍不住把“雪铁龙”借来，开着出去了——当然是一个人——朝着特拉维夫区的海克亚方向。然后取道海法路北行。
他心里充满了好奇。他很熟悉这个地方，但他记不清哪栋是“穆萨德”培训中心。他沿着那条路开了一两个来回，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是三五成群地在有很多孔的水泥台阶上散步，就是一堆一堆地坐在那里。街道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周围是由铁链连接起来的栅栏。在这片开阔地的中央，从地下升起来一个蘑菇形的圆屋顶，看起来就像一个发电厂，也许是一个防空棚。阿弗纳想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测试。很显然，他不能这时候才想起来问问题，他也几乎无法回到坐在木桌后面的那个人面前，告诉他自己找不到那个地方。事实上，也许根本就没人会回去。因为无论是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还是另一套公寓，看起来都像是临时租用的。
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掉转车头，把车开到这条街与一条大道的交叉口，然后把车停进一个空荡荡的停车场等着。此时车不多，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有几辆车出现了，随后又消失了。阿弗纳看着他们，让他们过去了。他正在等他的第六感觉给他发信号，发出某个让他可以进行推理的信号。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等的车才来。这辆车和其他车没什么区别，车里的两个人可能是大学里年轻的教授或教师。但是阿弗纳知道他们不是。他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知道的，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政府的车就是政府的车，即使在以色列也是这样。
当阿弗纳开着那辆破旧的“雪铁龙”跟着政府的车，沿着蜿蜒曲折的背街而下时，他始终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示礼貌。他们向那片开阔地尽头的铁链栅栏驶去。快到栅栏时，车头猛地向右一转，径直沿一栋大楼的边缘奔去。车没有撞在水泥墙上，而是沿着大楼和栅栏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车道继续向前驶去。阿弗纳这时才看清这条路。在这条车道的尽头是一扇滑动的电门，它正慢慢打开，让车进入。在门那边，路面陡地沉了下去。政府的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弗纳没有跟进去。两周以后他来这里报到培训。除他之外，还有十二个人，都是男的，大多数人的年龄跟阿弗纳相仿，只有两三个人年纪相当大了，有一个人看上去已经四十多了。阿弗纳一个都不认识，在年纪较小的那些人中，有两三个人以前好像见过，也许是在以前部队里联合演习的时候见过。从自己以前的部队里来的，除他之外，再没其他人。
一周以后，他收到了通过邮局寄来的第一张支付薪金的支票。是特拉维夫自来水厂寄到雷霍沃特他母亲家里的。一百二十以色列镑。钱不多，一个人要是靠这点钱来成家的话，那就得三思而行。但是暂时，没关系。阿弗纳从来不担心钱。即使在那些比现在还缺钱的日子里，他都没有担心过。他所关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能让他兴奋、四处旅行、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同时还能让他超群出众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教官都很年轻，也许只比他大四五岁。只有一个名叫戴夫的轻武器教官例外。他的脸看上去有六十岁了，而身材却精瘦结实，就像一个二十五岁的运动员。阿弗纳很少见到体形这么好的人。
戴夫是个美国人，以前当过海军，从来没有学过希伯来语。阿弗纳和另外几位都很乐意跟他说英语，但是戴夫却坚持说希伯来语。“你们学他妈的枪法，我学他妈的语言。”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说话的腔调就像美国卡通片中的人物大力水手，缓慢悠长。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妙的威严。“我们彼此都好好学，好吗？”
“我没问题。”阿弗纳回答道。
“你们部队，呃？”这个有些年纪的人问道，“你们部队教过你射击吗？”
“他们给我们发了一些枪。”阿弗纳谨慎地答道。
“你帮我一个大忙，”戴夫严肃地说，“你也帮你自己一个大忙。把你以前见过枪这回事忘掉吧。你第一次看见枪是在这里。”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虽然他在部队里学过很多关于如何使用随身武器的知识——他所在的部队毕竟是突击队——但阿弗纳从来没见过像这个老大力水手那样射击。首先，他对身体状况的要求很高。不是指体力，而是指协调性。“你觉得举重运动员射得好吗？”戴夫问道。“举重运动员射得他妈的一点都不好。如果你想向敌人扔石头，你就举重吧。如果你想向敌人开枪，你就跳绳，像个小女孩那样。”
全组的人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在地下健身房跳绳。十几个未来的秘密特工就像一群十二岁的女孩那样跳着。戴夫似乎相信跳绳和使用好手枪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相信程度简直不可思议。他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你不会跳绳，你就不会射击。”阿弗纳从来不怀疑他说的话。戴夫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