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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纳在旅行时没有做过对不起肖莎娜的事，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漂亮女人，也不是因为这种事有违“穆萨德”的规定，而是因为他很多时候都太忙，手头上事情太多。而且，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抗拒。也许与父亲有关。我不要重蹈父亲的覆辙，我要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阿弗纳能抵抗住诱惑的主要原因，也许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让女人感动的地方。她们需要被感动，是不是？如果他们知道阿弗纳是靠什么来谋生的话，她们会被感动的。但是他不可能告诉她们这些。有些男孩也许会用其他话题来感动女人，但阿弗纳从来不会。如果他碰到一个美女，只会像个傻子一样地站在那里。这确实让人失望——手里捏着王牌，却不能打出去。
为了替自己辩驳，阿弗纳对女人产生了某种酸葡萄心理，只要机组里其他小伙子迷上了某个令人倾倒的金发女郎，阿弗纳——虽然他的眼睛都要瞪出来了——却只耸耸肩。“哦，”他说。“在外面时，也可以将就将就。”
肖莎娜不同。她也美——那种恬静的美，也许不能让人倾倒。她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需要被感动。阿弗纳什么都不用说，她理解他。虽然她从没向他提过问题，但毫无疑问她心里大致清楚他频繁旅行是为什么。只要有人问她，她总是很满足地回答：“噢，阿弗纳在为政府干活。”在以色列，这样就够好的了。
结婚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照片上，阿弗纳嘴巴咧得大大的，笑得很开心。他的脸庞呈深棕色，身穿耀眼的白色上衣。肖莎娜身着白色长裙，看起来严肃端庄、神秘莫测。当时前来参加婚礼的有邻居、朋友，甚至还有三四个阿弗纳从前的战友。长长的桌子上摆放着制作精巧的蛋糕和以色列蜜黄色甜酒。母亲当然来了，父亲也来了。周围有人时，父亲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他是和他后来的妻子威尔玛一起来的。每个人都很兴奋。母亲、父亲和威尔玛甚至一起照过一些照片——肖莎娜的父母亲也在上面——不过，母亲和威尔玛总是望着不同的方向。
第二部 改变犹太人的历史
第三章 戈尔达·梅尔
慕尼黑惨案发生时阿弗纳正在巴黎——跟当时的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也守候在电视机前。他飞回以色列时，正值受害人下葬。虽然这是一次隆重的国葬，但总理戈尔达·梅尔却没有来。她的姐姐刚刚去逝。她为什么没来，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由于悲痛过度。而有些以色列人却怀疑，她是怕人家在葬礼上向她吐唾沫或者扔石头。把这场悲剧归咎于她几乎没有什么道理，但国人的悲痛和愤怒史无前例。
阿弗纳几乎还没有在以色列待到二十四小时就被派到了纽约，执行一次不太重要的送信任务。通常，他对这样的旅行是心怀期待的，但是这一次他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在纽约感到很不安，周围全是漠不关心的美国人。星期五那天，也就是恐怖分子袭击奥林匹克运动员两周后，阿弗纳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感到很高兴。
跟往常一样，他带回来很多廉价的纪念品——给肖莎娜买的T恤衫、给母亲和肖莎娜的家人买的钥匙扣和盐瓶。就连那只牧羊犬查理，他也给它从纽约带回了一盒供它咀嚼的牛奶制成的骨头。肖莎娜和阿弗纳非常喜欢查理。查理是他们结婚时阿弗纳以前的一个战友送给他们的礼物。这个战友记得他曾经谈起过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宠物波比。波比也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飞机着陆时天色已晚。阿弗纳一直想着带肖莎娜出去吃晚饭。但在以色列，星期五太阳落山之后你是买不到什么热东西吃的。所以当他看见部门的头在机场迎接他时，他不太高兴。
“这趟还行吧？”部门的头问道。
“还行。”阿弗纳说。上司来机场接他并不常见，除非他们正好在那里有其他事要办。“有什么重要事情吗？我想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当然可以。”这位上司说。“我来只是告诉你，明天别作其他安排。九点钟有人会去你家接你。”
“有什么事吗？”
“我不太清楚。”对方回答道。“九点钟准备好就是了。”
阿弗纳不高兴了。“噢，”他说。“我累得都快散架了。我飞了十二小时，想好好睡一觉。”
“那就去睡一觉。”他的上司说。“谁让你不睡觉了？”就说了这么几句。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差不多把这场对话忘了，已经把游泳裤放在一个包里了——在特拉维夫，星期六大家都会去海滩——他突然想起来了。“算了吧。”他对肖莎娜说。“我不能去了。他妈的，现在快九点了。再过两分钟有人要来接我。”
跟往常一样，肖莎娜什么也没问，她甚至没有表现出失望的神情。她只是端着杯子站在一旁。阿弗纳既想喝咖啡，又想系鞋带。
九点过一分，楼下的门铃响了。阿弗纳一边扣衬衣扣子，一边咔哒咔哒地走了两段楼梯，从二楼上下来。在门口，他停了一下，认出了门廊里的那个人。他们有过点头之交。那个人跟他一样，是个负责安全的特工。只是，他的任务长期不变，他是“穆萨德”的头头、老板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司机。
阿弗纳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搞错了。
“你按我的门铃了？”他边问边摸索着衬衣的最后一颗扣子。那个司机点点头，替阿弗纳一直把门开着。然后他跟着他走到大街上，打开停在围栏边的汽车的门。坐在后座上的是扎米尔。
阿弗纳迟疑不决。
“进来吧，进来吧。”将军一边说，一边向他不耐烦地挥手。
阿弗纳钻进车里，在“穆萨德”组织的头头旁边坐下来，思绪一片混乱。他以前见过扎米尔两次。一次是训练的时候别人把他和另外一些年轻特工介绍给他。另一次是在飞往罗马的飞机上。当时扎米尔是乘客，阿弗纳是空中警官。这次他们甚至还说了几句话。
现在扎米尔就坐在汽车里，他的旁边！就像上次一样。
以色列是个平等、不拘礼节的小国。尽管阿弗纳感到吃惊，但他还不至于像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低级特工发现自己坐在约翰·埃德加·胡佛局长旁边那样惊讶。在以色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职业距离比其他多数国家都小。他们都是犹太人，一起划着同一条船，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汽车沿着哈玛斯革街行驶着。驶过德瑞克基布兹后，掉头向东，向高速公路驶去。“我们去耶路撒冷。”扎米尔说。
阿弗纳点点头。此时问什么问题都没用了。他很快就会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这时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际，他也许犯了什么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一定很严重，因为扎米尔都亲自出面了。阿弗纳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犯过这么严重的错误，所以并不紧张。
那个星期六早晨，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空旷无人。9月末的阳光仍然灼热难当。他们从特拉维夫出发，半个小时后，汽车驶入耶路撒冷周围的丘陵时，天气明显变冷了。阿弗纳喜欢耶路撒冷丘陵中那条蜿蜒曲折的公路，稀疏的树林，被风雨侵蚀的岩石。柔和、干燥的空气使他想起欧洲那些活泼、轻快的夏日。高速公路上点缀着“三明治”残骸——它们是由国产盔甲保护起来的卡车。在独立战争期间，这些卡车保证着耶路撒冷与全国其他地方之间的供给线的畅通。当年卡车穿过阿拉伯人广阔的疆城时常常受到游击队员的袭击。今天以色列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遗物。大多数以色列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不会多看一眼，然而对阿弗纳的影响却很大。
扎米尔似乎很友好，但心不在焉。在车上，他除了问了问他父亲的情况之外没有说很多话。阿弗纳对此已经习惯了。父亲被捕审判后成了名人，几乎跟埃利·科亨一样出名。有人曾撰文论述他对以色列的功绩，甚至还出过一本书。当然，写这些东西的人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也没有提到他的个人感情问题。他众所周知的那个名字并不是他在雷霍沃特生活时用的那个名字。不管怎么说，阿弗纳在部队时也把名字改了。
“他还好。”他回答道。“身体还过得去。”
那位将军点点头。
“告诉他我问起过他，”他对阿弗纳说。“告诉他这几天我要顺道去看看他。”
“他会很高兴的。”阿弗纳礼貌地说。他不知道父亲会不会高兴。他怀疑兹弗·扎米尔也许就是父亲一谈起来就非常不高兴的神秘的“他们”中的一员。
随后他们一言不发地走完了剩下的路程。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也就是以色列最窄部分的距离，紧赶慢赶也要大约一个小时。而那个星期六他们不到一小时就走完了。阿弗纳记得，他们把车停在城市近郊的一栋楼前时，还不到十点。
阿弗纳认为他知道他们到了哪里——不过，他几乎无法相信。首先无法相信的是扎米尔将军，其次无法相信的就是这一点。他疑惑地瞥了一眼老板，但他已经下车，示意他跟着他。大门外面站着一个警察，他们走近时，他把门开得大大的。
他跟在将军后面，有些茫然。那套公寓虽然不算豪华，但古朴，看上去非常不错，阿弗纳看到墙上的照片时已经非常肯定地知道他们在哪里了，但他不愿意承认。那是她的照片，有剪彩的照片，向印度总理尼赫鲁鞠躬的照片，还有站在本·古里安旁边的照片。
戈尔达·梅尔走进客厅。她打开门时，阿弗纳看见她是从厨房来的。她的背有些驼了，身上穿一件便服，走路时发出啪哒啪哒的声响。她向阿弗纳伸出手。
“你好吗？”以色列总理说。“你父亲还好吗？”
阿弗纳不知道自己咕哝了一句什么。
“很好，很好。”戈尔达·梅尔说。“听见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你认识这个人吗？”
阿弗纳这时才注意到房间里除了贴身保镖和扎米尔将军之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穿着制服，肩上戴着以色列徽章——一条细细的麦梗穿过一个工程师的量杆。阿弗纳从在部队里时就知道这个人，他是阿里埃勒·沙龙大将军。他是他崇拜的英雄。他们握了握手。
“你是喝茶？”戈尔达·梅尔问道。“还是喝咖啡？还是来点水果？”
沙龙将军和老板各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阿弗纳犹豫了一下，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来戈尔达·梅尔的客厅里干什么，即使他的第六感觉也无法告诉他。他惊诧不已地看着她走进厨房，又看见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托盘，然后在桌上摆放茶碟和茶杯。贴身保镖这时消失不见了。扎米尔将军和沙龙将军没有帮她，在轻声交谈。阿弗纳站起来，随后又坐下，因为梅尔夫人朝他摆了摆手。他入迷地看着她无拘无束的灰发，她短粗有力的手指以及手腕上那只男式旧表——虽然他以前见过她一次，她乘机去巴黎时他做过她的安全特工，但他从没真正地端详过她。她让他想起自己的奶奶——阿弗纳想，戈尔达·梅尔让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的奶奶。她开始削苹果，并从扎米尔将军开始，把苹果一片一片地递给他们，好像他们是孩子一样。
接着，总理开始说话了。
起初，阿弗纳弄不清她在跟谁说话。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她在跟他说话，但她又没有看着他。不过，他发现她也没有看着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扎米尔将军。她的目光仿佛越过他们的头顶，固定在墙上的某一点上，好像她在跟房间外面某个看不见的听众说话。也许她在跟整个耶路撒冷的人说话，在跟整个国家的人说话，虽然她从没提高过嗓门。也许她只是在自言自语。
阿弗纳听着戈尔达·梅尔的话语，心里渐生疑窦。并不是因为她正在讲的内容，她讲得简洁、动情、有力，每一个字阿弗纳都赞同。她讲起了历史，讲起了犹太人仅仅因为想要一个家怎样在世界各地受到袭击和杀戮。她讲起了无辜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怎样在雅典、苏黎世和洛德被杀。就像在三十年前一样，犹太人被德国人绑起来蒙上眼睛杀掉。而其他人却忙着打排球，用黄铜乐器奏着乐曲，举着奥运火炬，而犹太人却扛着棺材回家。犹太人总是孤立无援，过去以来一直是这样。而其他人最多发出一些伪善的噪音。没有人保护他们，只有靠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
以色列国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犹太人，戈尔达·梅尔说，从敌人中把他们拯救出来，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提供一个避难之所，让他们能够平静地生活。即使打仗，以色列也总是有区分的。她不会把自己降低到敌人那个层次。即使在保卫自己的孩子时她也极力奉行克制原则，去设法拯救他们时总是让两只手保持干净，遵从每条文明行为准则，避免不必要的野蛮行为，避免伤及哪怕是一个旁观者的生命。以色列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即使对恐怖分子、从事破坏活动的人和间谍也是如此。戈尔达·梅尔说，在她看来，谁要让以色列偏离这条道路，她就反对谁。任何违反道德准则的计划，哪怕其中只有一条违反了，她都会否决。
总理第一次正视阿弗纳。
“我想让你知道，”她说。“我作出了一个决定，责任全部由我承担。”
她从桌旁站起来。
“这是我的决定。”她重复道。“你们可以聊一聊。”
戈尔达·梅尔离开了房间。
阿弗纳呆住了。对他而言，梅尔夫人所说的关于以色列及其历史的每个事件绝对都是真的。但是她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呢？或者为什么要跟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兹弗·扎米尔将军说这些呢？为什么“穆萨德”组织的头头要在安息日这天把阿弗纳带到耶路撒冷，难道只是为了听总理亲口讲这些事情？他和以色列的大多数人都对此确信不疑啊。说到决定，什么决定？他们对她说的话有什么好聊的？
沙龙将军打破了沉默。
“你也许已经猜到这里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他看看阿弗纳冷冰冰地说。“我不必告诉你。你知道吗，如果不重要的话，你不会坐在这里。”
阿弗纳点点头，很显然这是预料之中的。
“问题是，”沙龙继续说。“你愿意承担一项任务吗？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不必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会完全扰乱你的生活。你必须离开祖国，不能回来——谁知道呢？也许好些年不能回来。”
阿弗纳一言不发。
沙龙瞟了一眼扎米尔，继续说。“当然，你跟任何人都不能说这件事。”他说。“我们会安排你偶尔跟你妻子在国外见面的。但你不能告诉她你在干什么。”
阿弗纳沉默了，沉默了好几分钟。其他两个人也沉默着。后来沙龙将军又说话了。
“我希望，”他平静地说。“他们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阿弗纳不再头晕目眩。虽然他的大脑里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但思绪开始连贯成形了。一项任务——当然，必须是一项任务。他应该早就猜到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别的理由把一个处于底层的特工带到戈尔达·梅尔的房子里来？重要嘛——当然必须重要。但为什么是他？怎么可能是他？
他必须说点什么，这时他想起一个问题，就问道：“是我一个人干吗？”老板第一次开口说话了。“不是，”他说。“但这个问题与现在无关，你的答案呢？愿意吗？”
“我要……”阿弗纳说。“……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