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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糟糕，因为以色列的空袭让纳赛尔的进攻计划胎死腹中。阿拉伯军队在这场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 “六天战争”中遭遇了一场迅速而彻底的惨败，将纳赛尔从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美梦中拉回到现实。有着西方技术和政治支持的以色列，被证明是一个强大的敌手。看来，无论是西方国家本身，还是他们在中东地区安插的傀儡国，都没有到束手就擒的地步。
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列强一直在争夺控制这片位于地中海和中国印度之间的地区。到了20世纪，西欧丧失了它们的地位，并把接力棒交到了美国人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促成了美国的独立，如今这个国家将担负起继续控制这一世界中心的任务。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挑战，一场新的大博弈即将展开。
第二十三章
霸权之路
1967年的战争是一次示警，是一次力量的展示。对西方来说这是一个信号，标示着今后继续在这一世界心脏地区保持地位和影响力将会越来越难。而对英国来说，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1968年，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宣布，大不列颠将全面放弃苏伊士以东地区的防务，包括波斯湾。如今该轮到美国——这个欧洲帝国时代的幸存者和继承者——担负起保持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任务了。
然而，面对这个各方势力交织、局势复杂多变的地区，美国人遇到的阻碍可想而知。例如，伊拉克在1961年以未被开发为由收回了大面积的油田，而这些油田曾在三十年前租借给了由西方生产商组成的财团。当总理卡塞姆被罢黜并且在摄像机前被处决后（目的是“让全世界都看到”），巴格达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了。新政权非但不愿妥协，还宣称它正领导着“一场将阿拉伯国家从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和石油巨头的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并且在一夜之间提高了巴尼亚斯（Banias）输油管的使用费。
苏联很高兴见到这一切。在中东地区的转变和反西方情绪高涨的背后，都有着苏联人小心翼翼的身影。一份中情局的报告指出，自1967年的阿以战争以来，苏联人“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将其军事影响扩张到这一俄罗斯人素来关注的地区”。苏联非常渴望填补（西方）留下的空白，并着手建立从地中海到兴都库什山脉、从里海到波斯湾的关系网络。
为了赢得这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一些微小的进展也被宣传成重大胜利。例如在苏联向伊拉克鲁迈拉（Rumaila）油田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之后，俄罗斯《消息报》（Izvestiya）大力宣扬“阿拉伯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并针对性地强调苏联是多么希望促进“阿拉伯地区国有石油工业”的发展。相反，该报接着说道，西方“控制阿拉伯石油的计划正在破产”。
在20世纪60年代，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开始明显扩张，超出了亚洲中部。60年代初，苏联对古巴革命的支持以及在该国部署核弹头的计划险些酿成战争。经过双方在海上的摊牌后，苏联最终没有选择强行突破美国海军舰队的包围圈，而是撤回了潜艇。在远东地区，二战结束后的朝鲜半岛爆发了南北对抗，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入侵又引发了越南战争，这让美国陷入了代价巨大的战争泥潭。美国政府宣称这是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极权势力的对决。但是大量地面部队官兵的英勇献身没能赢得民众的认可，对越南不断加深的幻灭感在美国引发了反主流文化的运动。
在东南亚事态恶化的同时，莫斯科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试图利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人的敌意。这种敌意非常强烈，霍梅尼在1964年宣告：“我们要让美国总统知道，在伊朗人民眼中，他是最令人厌恶的人类。”与美国决裂的不仅有敌对派领袖、宗教人士和民粹主义煽动者，连邻国伊拉克的总统也开始称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商为吸血鬼。巴格达的主流媒体将西方形容为帝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干脆就是“犹太帝国复国主义者”。
尽管存在这些敌意的表述，但是该地区对西方的态度并不都是消极的。事实上，人们对美国和英国的憎恨，并不是因为它们插足了地中海以东国家的事务，也不是因为它们纵容了腐败统治者中饱私囊的行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全新局面的必然结果：一个被边缘化了若干个世纪的地区，正在因其地下蕴藏的自然资源以及居高不下的需求而再次兴起，于是，摆脱外部利益和势力约束的愿望和野心变得愈发强烈。然而讽刺的是，这也导致该地区成了一座新的战场，超级大国们在这里相互较量、寻找对方的弱点，从而展开了一场新的“大博弈”。
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很高兴能够获得优惠贷款以购买苏联的武器。莫斯科还派出高级顾问和技术人员协助它们建造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包括位于波斯湾的伊拉克乌姆卡斯尔（Umm Qasr）深水港，以及六个军用机场。美国情报人员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基地将使得“苏联海军能够出现在印度洋”。
打造自身的联盟和关系网，这是莫斯科对抗美国计划的一部分。二战后，美国人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众多据点，以保障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安全，同时监视苏联的活动，甚至建造先发制人的进攻基地。现在，苏联人也在复制这一策略。60年代末，苏联在印度洋重新部署了军舰，以支援苏丹、也门和索马里，它们的革命党派在莫斯科的耐心扶植下已经取得了政权。苏联令人羡慕地获得了亚丁（Aden）、摩加迪沙（Mogadishu）和柏培拉（Berbera）等一系列据点，并因此拥有了封锁苏伊士运河入口的能力。这对美国政策制订者来说无疑是个噩梦。
中情局密切关注着苏联在整个印度洋（包括东非和波斯湾）的动向。后者正系统性地援助这一地区的渔业、农业和其他产业，包括训练渔民、更新港口设备，以及以极优惠的价格出售或出租渔船。作为回报，苏联被允许随意进出伊拉克、毛里求斯和索马里，并获得了亚丁和萨那（Sana？a）等港口的使用权。苏联在伊拉克和印度身上也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苏联在60年代向新德里提供了超过后者海外军事采购量四分之三的武器装备，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继续增加。这些出售的装备里有莫斯科最精密的武器，包括环礁（Atoll）导弹、冥河（Styx）导弹、米格…27和米格…29战斗机，以及最先进的驱逐舰。印度还得到了特别照顾，获准生产苏式军用飞机，而来自中国的同样的请求则遭到了拒绝。
该地区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如何左右逢源，这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在阿富汗，一个新造的词被用来形容让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来支援自己的策略：bi…tarafi，字面上的意思是“不选边”，这成为了阿富汗外交政策的一个原则，试图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取得平衡。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在1973年出版的经典报告中所指出的，苏联和美国都为阿富汗军官提供了留学接受正规训练的机会，以便美苏可以与这些未来领导人联系和纽带，但当他们回国之后，就会交换各自所学的内容。这些被选中的军官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美国和苏联都不是各自宣传工具中所描绘的天堂。”被送到国外的军官们没有被改造成新人，相反，他们的普遍选择是回国，并坚信阿富汗应当保持独立。
在伊朗也有类似的情况。只要有听众，伊朗国王便会吹嘘说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救星。“我靠着非凡的洞察力拯救了伊朗，”他对采访者说道，“我的统治挽救了这个国家，这是因为真主站在我这一边。”当被问到为什么没有人敢在德黑兰的大街上提及国王的名字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现象可能与维持其极权统治的暴力机构有关。“我猜”，他说道，他们不谈论国王也许“是出于尊敬”。
这种典型的自欺欺人的心态还蔓延到了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上。“共产主义者图谋不轨，”伊朗国王轻蔑地表示，“共产主义者不是政治犯就是刑事犯……他们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然而，几乎就在下一秒，他又大声宣称伊朗乐于“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这正反映出冷战时期，这些位于亚洲屋脊的国家都试图在美苏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伊朗国王凭借经验知道，激怒北方强大的邻国会招致严厉的反击。因此，最好的策略就是在与莫斯科如胶似漆的同时，接受美国和西方的支持。他很高兴与苏联达成一系列购买榴弹发射器、高射炮和火炮的协议，并允许苏联的技术人员协助建设伊斯法罕的钢铁厂。
虽然这种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反映出这一地区国家的艰难处境。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都会立即引起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反应；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疏远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容易给反对势力可乘之机。1968年伊拉克的一场政变，使得苏联人有机会加强他们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努力维系的纽带。现在，这些努力收获了成果：1972年，双方签署了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在伦敦看来，这完全等同于正式的“与苏联结盟”。
此后，苏联的政治触手不断延伸，这让华盛顿非常焦虑。1971年，莫斯科与印度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和平、友好及合作协议，苏联将向印度提供一系列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当达乌德和他的左翼支持者在1973年靠着政变上台后，阿富汗的局势也开始急转直下。众多伊斯兰政要或被迫或主动地逃离了这个新政权。他们在巴基斯坦找到了欢迎他们的家园，特别是在奎达周围所谓的部落区。他们在那里得到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政府的积极扶植，后者将这些人视为破坏阿富汗新政权的工具，以及让自己获得本国宗教人士认可的捷径。
随着位于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人们奋力掌握自身的未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从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应运而出。萨达姆？侯赛因后来常常说，当1972年伊拉克完成了石油工业的国有化并掌握了自身的命运之后，这个国家才真正获得了独立。西方人对当地人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萨达姆宣称：“外国统治和异族剥削”的时代“结束了”。
摆脱外国强权运动的背后动力是石油，它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且影响深远。新一轮的变化开始于一场由一位野心勃勃的利比亚年轻军官所领导的政变，这位军官在英国受训时曾经被指导他的英国教官形容为“活泼、勤奋，而且认真负责”。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在刚刚夺取政权的20世纪70年代初，他要求大幅提高利比亚的石油收入（当时利比亚的石油占到了欧洲进口总量的30％）。“兄弟们，”他向他的同胞宣告，“革命不会让利比亚人贫困，因为我们拥有着巨大的石油财富。当我们住在茅屋和帐篷里时，外国人却住在宫殿里。”卡扎菲继续说道，别的国家已经将人送到了月球上，而利比亚人却被剥削得连水和电都没有。
新政权坚持要求合理的石油价格，这让当地的一些西方石油公司气急败坏。但是当发现石油国有化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会发生时，它们很快就屈服了。看到利比亚领导人能够强制重新议价，其他石油国家也开始蠢蠢欲动：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几周之后就以减少产量相威胁，迫使西方石油公司答应提高其成员国的收益。用壳牌公司主管的话说就是，“雪崩”开始了。
事件造成了惊人的结果：在之后的三年内，石油的价格翻了两番，这给石油需求和消费都快速增长的欧洲和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石油生产国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现金收入。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诺克斯？达西的石油勘探特许权协议被重新商定，虽然进展缓慢但却卓有成效，新的条款有利于伊朗。而位于亚洲心脏地带和波斯湾地区的国家几乎立刻就看到了回报的稳定增长。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事代表着利益分配比例的重大转变。十年间，伊朗政府的收入增长了30倍；而邻国伊拉克的增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0倍，在1972年至1980年间从5。75亿美元增加到260亿美元。
人们固然在抱怨“西方工业化国家对石油这一能源资源太过依赖”，正如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1973年为国务院准备的一份报告中所说的。然而，权力和财富向跨越亚洲屋脊国家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伊斯兰国家的国力必定会随着野心的膨胀而增强。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表现，是这些国家再次试图清除中东地区外部势力的代表：以色列。1973年10月，叙利亚和埃及军队发起了以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夺取了圣城麦加的战役命名的“白德尔行动”（Operation Badr）。此次进攻不仅出乎以色列人的意料，连两个超级大国都大吃一惊。就在进攻开始前的几小时，一份中情局报告还言之凿凿地说道：“我们认为这两个国家发动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很低”，尽管我们知道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正在边境集结。该报告对此的解释是，他们正在进行训练，或者是“害怕以色列（可能会采取的）攻击行为”。有人认为克格勃似乎有可能被告知这一行动的计划，但其实在一年前，全体苏联观察员就已经被赶出埃及。这说明后者的复仇决心是多么的强烈，他们的行动绝不仅仅是冷战的一部分。事实上，苏联之前一直在积极地试图平息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寻求该地区的“军事缓和”。
这场冲突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将军事戒备状态提升至三级，这比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刻都高，意味着他们能够随时发射核武器。苏联的策略则是维持现状：他们一方面要求幕后的埃及总统萨达特（Sadat）下令停火；一方面让苏联外交部长、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坛常青树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出面，亲自向尼克松总统及其新任命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施压，以期共同阻止这场战争，否则一旦战火蔓延，“真正的灾难”就来了。
这场战争发生在犹太人的宗教节日“赎罪日”，因此也被称作“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让华盛顿和莫斯科尝试合作，甚至也不在于以色列的反败为胜（在被击溃几个小时之后，以色列军队出人意料地粉碎了入侵军队，并向大马士革和开罗挺进，造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逆转之一）。事实上，这场战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阿拉伯世界联合行动的方式：简直就像是一个有实无名的哈里发帝国。其背后的主谋是拥有麦加的沙特阿拉伯人，他们不仅公开威胁要将石油作为武器，并且也如此做了：石油产量的剧减，加上政局的不稳定，使得油价迅速上涨，每桶油的价格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涨了三倍。
看到美国境内的加油站前面排起长龙，国务卿基辛格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