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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充当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石油公司却被指控违反了司法部的反垄断法，这让插足英伊石油公司的行动变得更加复杂。但正如宣扬民主的说辞能够变通，美国的法律也能够如此操作。应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司法部长作出了表态：“针对石油公司组建财团一案，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应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1954年春天，各家石油公司得到了被免予起诉的正式保证。掌控伊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政府连它的法律条文都可以丢到一边了。
鼓励美国石油公司参与收购，仅仅是扶植伊朗并使其免受苏联支配的更广泛计划中的一部分。发展伊朗社会也是美国人需要努力的目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伊朗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农民，他们没有土地，收入微薄。在一个地主反对农业改革的国度里，他们的机会十分有限：给予小农的借贷利率从30％到75％不等，这无疑会大大阻碍社会的流动性。
于是，大量的资金开始被投入到这些事务当中。美国最大的慈善组织福特基金会为小地主制定了微金融方案。合作社的成立使得他们能够走出当地低效的棉花交易市场，而将棉花销售给欧洲的中间商。尽管效果有限，而且那些试图说服伊朗高官重视农村的文盲和不平等现象的人也未成功，但伊朗国王和他的大臣们还是被迫接受了开发农村的理念。
美国政府的直接援助也出现显著的增长，比摩萨台倒台前的年均2700万美元增加了五倍。美国还提供贷款以资助卡拉杰河（Karaj）大型水坝的修建。该水坝位于德黑兰东北大约40英里处，将极大地提升首都电力及水资源供应的能力，同时也是伊朗现代化和进步的象征。
这些行动只是美国人中东策略中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巩固与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关系。尽管伊朗的石油财富使得该国对于西方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其邻国的重要性同样在日益提升，原因是它们都位于苏联的南部边境，而此时的冷战已经开始升温。
在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一条亲西方的国家带被成功地构建了起来。它们都得到了美国可观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不苟言笑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将这一国家带命名为“北线”（Northern Tier），主要有三个作用：充当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桥头堡；保证能源丰富的海湾地区的安全，并使其继续为西方输送石油，从而刺激欧洲经济的复苏，同时为本地区的稳定提供至关重要的财政收入；构成一连串的情报站以及军事基地，以防备与苏联阵营的紧张关系升级为公开冲突。
例如在1949年，一份就南亚问题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就提出，巴基斯坦“可以充当空袭苏联腹地的军事基地，以及防御或进攻中东油田的军事集结地”。同时该报告还指出，该国无疑是一个对苏联进行谍报行动的前沿阵地。因此，向巴基斯坦及其他“北线”国家提供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这些地区就有可能对西方保持中立，“或者更糟糕的，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这一担忧影响了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对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政策。1955年，在一个西起土耳其、经伊拉克和伊朗直至东方巴基斯坦的区域内，各国签署了一份单项条约，以取代之前在相互之间或与英国达成的联盟协议，建立了为人熟知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尽管该条约的宗旨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在此目标下进行共同防御，但实际上，它的目的是使西方能够对这一具有关键战略及经济意义的地区施加影响。
尽管美国人在费尽心思地确保该地区对自己有利，但是华盛顿所犯的错误还是让莫斯科有了可乘之机。例如在1954年底，阿富汗的领导人曾经小心翼翼地向美国提出援助和装备请求，但却被国务院拒绝了。阿富汗首相的兄弟纳伊姆（Naim）亲王被告知，阿富汗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家门口，例如解决与巴基斯坦的边界纠纷，而不是寻求武器援助。这一拙劣的回复是为了展现对巴基斯坦卡拉奇政权的支持，前不久一位国防官员还称该政权“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
这一消息传回喀布尔没多久，苏联人就介入了，他们表示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及发展资金。这一提议迅速被阿富汗接受了。苏联人的首笔拨款就高达1000万美元，随后又提供了其他方面的支援，以帮助阿富汗修建桥梁、升级通信设施和扩建公路系统，包括坎大哈与赫拉特之间的公路。来自莫斯科的资金和专家还被用于建设了1。7英里长的萨朗隧道（Salang Tunnel），该隧道所在的公路向北一直通到苏联治下的中亚地区。这条象征着苏阿友谊的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成为了苏军最重要的补给线。讽刺的是，它同样也是21世纪初将美国及其盟国车队带入阿富汗的关键运输路线。这条原本是为了增强阿富汗实力以对抗西方而修建的公路，后来却成了帮助西方根据自身利益重塑阿富汗的核心要道。
这无疑是一次冰冷的教训。然而几个月后，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而且更富戏剧性。1955年底，曾经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推翻了埃及国王法鲁克统治的革命者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也想向莫斯科寻求军事援助。这让美国人大吃一惊，立即表示愿意与英国和世界银行一起为阿斯旺（Aswan）大坝的修建提供资金。华盛顿与伦敦进行了数次高层磋商，讨论如何继续安抚纳赛尔。讨论的结果是承诺向埃及提供武器，并且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同意与埃及签订条约，希望以此改善两国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
其实，惹恼纳赛尔的是《巴格达条约》。他认为该条约阻碍了阿拉伯世界的联合，并且为西方人维护其在本地区的地位提供了工具。如果西方的资金和援助能够马上到位，他也许不会那么暴躁，至少在短期内如此。但是，由于美国议员担心大坝的修建将使得埃及棉花的产量激增，从而导致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农民的利益，因此资助的承诺最终又被取消了。这一私心是致命的，它成了压垮美国同埃及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纳赛尔是一名玩弄政治冒险的高手，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曾经说他一心想要“成为阿拉伯的拿破仑”。现在，他决定让事态升级。英国外务大臣在1956年春天傲慢地评论说：苏伊士运河是中东石油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对英国的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对此，纳赛尔尖锐地反驳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埃及就该分享运河的利润，就像石油输出国分享石油的收入一样。他十分清楚，西方人为了维护其资产会不择手段，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将运河国有化必定会给埃及带来巨大的利益。
当美国人开始计算关闭运河将给石油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时，英国的领导层却已陷入了一片悲观失望的气氛当中。“真相是，我们进退两难。”颇受好评、人缘极佳的英国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写道，“如果我们对埃及采取强硬手段从而导致运河被关闭、通向黎凡特的输油管被切断、波斯湾造反、石油生产停滞，那么，英国和西欧就没指望了。”但是反过来，如果西方人什么都不做，纳赛尔将不费吹灰之力地赢得胜利，而且还会在别的地方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有中东国家都将有样学样地将他们的石油工业国有化。
纳赛尔继承了摩萨台的衣钵，并在他倒下的地方重新出发。西方的外交官、政治家和情报人员们开始考虑联手行动，以应对这些与西方利益作对的领导人。没过多久，英国就开始寻找“推翻该政权的方法和途径”：伦敦的一位高级外交官指出，“我们必须要除掉纳赛尔”；首相安东尼？艾登则认为，不仅要推翻纳赛尔，还要把他弄死。在几轮外交商讨无果之后，英国和法国认为，有必要展示一下西方的力量，以便让中东地区的领导人牢记，任何胆敢对抗西方旨意的人都将遭到直接的打击。
1956年10月底，一场针对埃及的军事行动拉开了序幕。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前往保护运河区，同时他们的以色列盟军发动了深入西奈半岛的打击，以协助对苏伊士运河的保护并给纳赛尔施加最大的压力。不过，此次侵略很快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埃及将轮船、驳船和维修船沉入航道，并将伊斯梅利亚（Ismaila）北部富阿德港（El Fridan）的可移动铁路桥炸断掉入水中后，苏伊士运河被彻底堵塞。类似的障碍物约有49个，其影响比关闭运河要严重得多。当时有报告称：“这使得正常的商品流通出现了严重的断层。”运往西欧的石油数量急剧减少。
后果远不止这些，据中情局判断：“世界贸易中许多基本商品”的价格必将上涨，那些在经济上依赖于苏伊士运河的自由世界，很可能会“出现相当高的失业率”。苏联人也会感到压力，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关闭，他们与远东进行贸易的船只不得不绕着非洲航行7000英里才能回到他们在黑海的母港。美国人注意到，莫斯科开始将基本必需品转由横跨亚洲的铁路线来运输，使得这些铁路的重要性迅速增加。
尽管认识到埃及的局势正日益紧张，但是军事行动的爆发还是让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吃一惊，因为这一入侵计划并没有征求美国的意见。总统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并在私下里不留情面地指责了英国首相。在运河区使用武力对于自诩为“自由世界”捍卫者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场舆论灾难，这与苏联当年坦克驶过布达佩斯的街道以镇压匈牙利大规模起义的行为毫无二致。不过，苏伊士行动最终还是带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果：美国在20世纪时继承了西方列强的地位，如今它不得不在西方和中东的石油国之间作出选择——美国人的答案是后者。
艾森豪威尔总统解释道：“我们不能让阿拉伯人生我们的气。”如果他们生气了，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量将出现整体下降，因为运河会被关闭，石油生产也可能被停止，那些对受到肆无忌惮恐吓的埃及抱有天然同情的本地区其他国家也会实行石油禁运。“只要中东地区拒绝向英国提供石油一至两年，我们的黄金储备就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了黄金储备，英镑区（sterling area）就会分崩离析。一旦英镑区崩溃而我们又没有任何储备……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还能负担得起最低限度的国防开支。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防，那它也就走到了尽头”。这是不可避免的糟糕结局。“即便如此”，艾森豪威尔本人在私下承认道，“对于西欧面临的燃料及金融的困境”，我们还是“无法袖手旁观”。然而，正如他在给北约（NATO）首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的信中所说的，做任何事都“不要激怒阿拉伯世界”。
英法两国陷入了困境。尽管华盛顿设计了从美国向西欧运输石油的计划，但是为了解决埃及问题，该计划被故意搁置了。由于预见到英国经济会崩溃、英镑将大幅贬值，伦敦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财政援助——仅仅过了40年，英国就从世界的霸主沦落到了伸出帽子向人乞讨的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更丢人的是，为了争夺苏伊士运河这颗西欧最珍贵的宝石而向埃及派出的部队，现在没有完成任务就被撤回了。全球媒体都在关注英国部队的这次撤退，这标志着世界已然发生了改变：印度被放弃了，伊朗的油田也脱离了英国的控制，现在又轮到了苏伊士运河。1957年首相安东尼？艾登的辞职仅仅是帝国衰落尾声中的又一插曲。
另一方面，当美国进入亚洲屋脊之后，它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新责任。它不得不小心翼翼，苏伊士运河危机就是前车之鉴。英国的威望和影响力一蹶不振，预示着阻挡苏联向南扩张的计划很可能“因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的渗透和成功而彻底失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6年底这样写道。
而且，军事行动的流产还在整个中东地区重新唤起了一股反西方情绪。纳赛尔鼓起勇气并最终战胜西方军事压力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该地区的民族主义煽动者。随着埃及领导人地位的大幅提升，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发，将所有阿拉伯人统一成一个国家的想法也随之扩散。这种团结一致的声音将使他们在西方集团和苏联阵营之间取得平衡。
其实早在纳赛尔的冒险政策取得成功之前，一些精明的观察者就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了解这一地区，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声音必将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他在1953年写道：“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的中东国家……将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政策。”纳赛尔正是这一趋势的带头人。
这些情况促使美国的立场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众所周知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总统敏锐地意识到苏联正在中东寻找机会，他告诉国会：“美国应该赶在苏联之前填补中东的权力真空”，这不仅对于美国的利益而言至关重要，也是“世界和平”的关键所在。于是，国会批准了一项耗资巨大的预算，用以对该地区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除此之外还授权为受到武装侵略威胁的国家提供保护。美国人必须抢在苏联前面先发制人，同时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一个比纳赛尔更好的选择，一个能让他们从华盛顿获得大量拨款的选择。
美国的新立场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赞成。以色列人对美国改善与阿拉伯人关系的努力就很不以为然，他们不愿意相信美国人的保证，即美国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也将使以色列受益。以色列人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正在被愤怒的敌人所包围，特别是在苏伊士干涉行动失败之后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虽然以色列军队为支援英法两国而进行的协同作战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关键问题在于，该国正在迅速成为西方干涉本地区事务的象征，以及这种干涉的受益人。因此，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矛盾让美国援助的计划受到了不少质疑。
以色列现在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正如几百年前十字军在圣地所遇到的情况一样，以色列这个由外来户建立的国家，其本身就是让阿拉伯人摒弃分歧团结一致的原因。以色列人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为原本四分五裂的敌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目标。
叙利亚领导人大力支持纳赛尔及其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构想，他的反以言论尤其强烈。1958年初，叙利亚与埃及正式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是统一阿拉伯人的第一步。华盛顿紧张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亨德森大使警告说，阿拉伯的团结一致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全力应对着可能出现的局势变化，国务院当中充满了争议，很多人相当悲观。一份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局的文件焦虑地指出，纳赛尔提出的激进民族主义很有可能席卷该地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已经因埃及领导人在苏伊士运河的成功以及与叙利亚的合并而被削减。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的哥哥、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为：纳赛尔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是时候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了，“在我们必须要保护的地方垒起沙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