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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小鸟会马上飞出来；给客人分发的牙签都是银制的。这些都充分暴露了罗马新贵的低俗品位和过度奢华。人们在这一古代重要的繁荣时期还发明了一个不乏嫉妒心的新名词：暴发户（nouveaux riches）。
新的财富让罗马及其国民接触到新的世界和新的趣味。罗马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在他的一首诗中精确地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国际化精神以及知识传播的广泛程度。诗歌的内容是悼念一位卖身为奴的年轻女孩：她被比作一朵绽放的百合、精致的印度象牙、红海的一颗珍珠；她的头发细过西班牙羊毛，细过莱茵河畔金发女郎的头发。以前，夫妻若想要怀上漂亮的孩子，他们会在色情图画的包围下做爱。“如今，”一位犹太作家吃惊地写道，“他们带来以色列的奴隶，把她们绑在床腿上。”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当然这也说明他们有钱这么做。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赞赏这种新趣味。朱文诺尔（Juvenal）在他的《讽刺》中说，奥伦特斯河（Orontes，流经叙利亚和土耳其南部）的水已经漫过了台伯河（Tiber）——他的意思是，亚洲人的颓靡已经损害了罗马昔日的优良品德。他还写道：“如果你对裹着蛮人头巾的华丽妓女感兴趣，那就趁早滚开！”
在一些保守人士看来，有一种物品的出现特别令人担忧，那就是中国丝绸。这种丝织品在地中海地区的供应量不断增加，随处可见，于是便在保守派那里引起了恐慌。塞内加（Seneca）便是其中之一，他对这种又薄又滑的材料居然广受人们喜爱表示吃惊。他说，丝绸做的衣服根本就不叫衣服，既不能显示罗马女性的曲线，又不能表现她们的高雅。他说，婚姻关系的根基正在动摇，因为男人可以透过裹在女人身上的薄丝看到裸体，任何神秘感和想象都没有了。在塞内加看来，丝绸只不过代表着异国情调和色情诱惑，除此之外一文不值：女人不会老实地告诉你她穿丝绸的时候里边是不是全裸。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保守派已做过多次努力，包括颁布法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衣物。有些人的说法更为直白：罗马的男人们应该好好想想，身着来自东方的绸缎衣服是否得体，是否觉得丢人！
其他人出于不同的考虑，同样担心丝绸盛行的后果。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于公元1世纪后半叶写道，他反对这种高成本的奢侈品仅仅“能让罗马女性在众人面前显得光鲜”。他最大的不满在于布料的成本，他悲叹道：“这比实际成本竟高出100倍！”他继续写道：我们每年在东方奢侈品上为我们和我们的女人花费掉大笔资金，一年有多达1亿塞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货币单位）从罗马帝国流出，进入到边疆以外的东方贸易市场。
这一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帝国年造币总数的近一半，并占去年度预算的10％以上。请注意，这个数字看上去并非过分夸张。近来发现的薄草纸文献记录了在红海某港口的一份从印度穆泽里斯（Muziris）至罗马的运货合同，证明大规模商业交流到公元2世纪的时候已经形成常态。合同规定了双方的职责，明确了何时何地进行货物交接，规定日期内收不到货款的话应该怎样惩罚。长距离的商业活动中，严格的条款和细致的考虑都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罗马商人并非只用钱币来支付货款。他们同样以精致的玻璃、银器和黄金，还有来自红海的珊瑚和黄玉、阿拉伯出产的乳香精油进行交易，换取纺织品、香料以及靛蓝这样的染料。无论采取怎样的交易方式，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外流都会产生诸多的深远效应。首先是带动了商道沿线的地方经济。随着经济的繁荣、交通和商业网络的延伸、各方的紧密连接，村庄变成了小镇，小镇变成了大城，越来越多令人惊叹的纪念性建筑拔地而起。譬如坐落在叙利亚沙漠边缘的帕尔米拉（Palmyra），作为贸易中心的它成绩斐然，将东方和西方联系在一起。南北中轴线上的城市也一样经历了变革，最突出的例子当属佩特拉（Petra）——坐落在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商道这一绝佳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它被称誉为“沙漠威尼斯”，那里曾举办产品交易会，来自上百英里甚至上千英里以外的卖家和买家汇聚到这个交通便捷的交叉口上。每年的9月，幼发拉底河畔的巴特内（Batnae）就有“成群的富商参加交易会，买卖交易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物品，以及其他经陆运或海运来到这里的各类物品”。
罗马人的购买力如此强劲，甚至对中亚东部的钱币设计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月氏国游牧部落在被中国赶出塔里木盆地之后，最终得以在波斯东部找到了一处安身立足之所，并夺取了亚历山大将军后代们曾经拥有的领土。随后，一个富裕的帝国由此诞生，以部落中一个领袖群体的名字“贵霜”（Kushan）命名，并开始以罗马钱币为范本大量铸造自己的钱币。
罗马货币通过印度北部港口——如巴巴利库（Barbaricum）和巴里加沙（Barygaza）——流入贵霜帝国。这些港口的入口和锚地都非常复杂，领航员必须亲自指挥货船进港。对那些经验不足或不熟悉水流的人来说，两港进口都十分危险。一旦登陆，贸易商们便可以找到胡椒、调料、象牙和纺织品，包括成品丝绸和丝绸纱线。这是一个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和中国各类货物的大型商业中心。大批的财富从这里被商队运送到控制着绿洲城镇及宽阔大路的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统治地位的建立，意味着尽管货物能够从地中海通往中国，且数量剧增，但中国本身在穿越印度洋与罗马的贸易活动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只有当大将军班超统领部队进行一系列探险并于1世纪末抵达里海后，才开始有中国的外交使节被派往西方，任务是收集有关西方强大帝国那些“高大而呆板”的家伙的信息。禀报给朝廷的奏疏称，大秦（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拥有大量的黄金、白银和珠宝，那里是诸多稀世珍品的出产地。
中国和波斯的交往也变得更加密切频繁。据中国的文献记载，他们每年都会派出使团前往波斯，每个使团至少由十位大使组成。就算是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也会有五六个使团被派往西方。外交使节一般跟随大型商队出发，这些商队携带着准备交易的货物，返回时又满载着国内渴望的物品：红海珍珠、玉石、天青石，还有洋葱、黄瓜、香菜、石榴、开心果和黄杏。需求量最大的物品是乳香和没药，其实这些物品出自于也门和埃塞俄比亚，但在中国被称作为“波斯货”。我们从后来发现的资料中得知，撒马尔罕的桃子因为大如鹅蛋、色泽鲜艳而颇受中国人珍爱，并称之为“金桃”。
中国和罗马没有太多的直接交往，汉人对喜马拉雅山脉之外的印度洋和地中海地区都知之甚少。能确定的一次接触发生于公元166年，一个罗马使团被派往中国朝见汉桓帝。罗马的目光也并未延伸到远东，它正坚定地注视着波斯——这并非一个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一头彻彻底底的猎物。早在罗马尚未全面控制埃及之时，维吉尔（Virgil）和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就已激动地展望着罗马的扩张。贺拉斯（Horace）在一首歌颂屋大维及其成就的诗中并未提及罗马占领地中海，而是强调统治整个世界——包括印度人和中国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马必须先解决波斯，这已成为统治阶层的首要任务。宏伟的计划已经确定，帝国的边疆将拓展到波斯帝国腹地的里海湖口：罗马必须控制全球的心脏！
事实上，罗马人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些梦想。公元113年，皇帝图拉真（Trajan）亲率大军远征，他迅速越过了高加索山脉，然后转头向南，朝幼发拉底河流域进发。他征服了尼西比斯（Nisibis）和巴特内，通过迅速发行钱币宣称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向罗马人称臣”。随着抵抗力量的逐渐衰弱，图拉真继续前行，并将其兵力一分为二。波斯帝国的一座座伟大城池迅速沦陷：在一场历时数月的漂亮战役之后，艾登尼斯特拉（Adenystrae）、巴比伦、塞琉西亚（Seleucia）和泰西封（Ctesiphon）均落入罗马人之手。发行的钱币上刻着“PERSIA CAPTA”，即“波斯已被征服”。随后图拉真乘着一艘伪装成驶往印度的货船南下恰拉（Charax），即今日坐落在波斯湾入海口的巴士拉（Basra）。他感伤地看着货船：要是他像亚历山大那样年轻，他可能已经渡过了印度河。
从建立亚述省和巴比伦省的设计蓝图来看，罗马人似乎对揭开历史的新篇章信心十足：将边疆扩张至印度河谷，然后继续开拓，最后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但图拉真的成功之路并没有走得太远：美索不达米亚各城市的大规模反攻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皇帝本人因患上了脑水肿而离世，犹太地区迅速蔓延的暴动让帝国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不过，继位的统治者仍坚定地紧盯波斯这个目标，大笔的军费都集中在这里。哪里是边界，边界之外还有什么，这些都是罗马人非常关心的。
与罗马帝国在欧洲的省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皇帝需要频繁地在亚洲征战，而且并非总能获胜。例如在公元260年，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成了阶下囚，被当作“下贱的奴隶”，饱受凌辱。他躬下腰，给波斯国王充当上马的脚凳。他遭受了毒打，“被打得皮开肉绽，脱离肌肉的皮肤都染成了猩红色，最后被扔在一座供奉异族神灵的庙宇。他获胜的记忆或许可以长存心中，但这样的景象也该被记住，以此警示我们的外务官”。他所经历的苦难让所有人看到了罗马的愚蠢和羞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罗马的扩张和野心反倒有助于波斯的发展。比如，来往于东西方之间的长途运输就让波斯获利匪浅，成功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出来。从前，波斯优先考虑在临近草原的地方设立重镇，以便和游牧部落商谈牲畜与马匹的交易事宜，并监督外交协议的实施以断除草原上其他危险部落可能产生的任何非分之想。这就是为什么尼萨（Nisa）、阿必瓦儿的（Abivard）和达拉（Dara）等绿洲之城如此重要并成为皇家豪华宫殿所在地的原因。
地方贸易和长途运输不断增加，中央财政靠税收和运输费便有大笔的收入，于是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开始上马。包括将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泰西封转型为大都市，以及在波斯湾的查拉塞尼（Characene）等港口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满足海上物流需求的不断增长。海运货物并非完全以罗马为目的地：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波斯釉面陶器的贸易量剧增，产品分别被销往印度和斯里兰卡。
罗马军事力量的最大效应是它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在邻国的强大压力下，波斯经历了一场重大变革。公元220年前后，一个新的执政王朝——萨珊（Sasanian）开始出现。它提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取消过于独立的省级总督的决策权，推行中央集权制。一系列行政改革涉及帝国的方方面面，总之是严加管控：责任制被提到了首位，配有印章的波斯官员会记录决策的过程，使责任可以被追究，确保上报信息的准确。上千枚留存下来的印章表明，当时的行政重组已深入到各个角落。
商人和市场都感觉到了新规则的约束。信息中心记录着生产商和交易商（大多已组成行会）都分布在集市的什么地方，这样监督人员就可以检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否符合标准，更重要的是确保有效的收税和纳税。对都市环境的关注、对商业交易地点的考察，慢慢延伸到水源系统的改进，有些地方的供水系统甚至扩展到几英里之外，只为促进有效资源的利用，并为都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无数的新城横空出世。遗存下来的波斯文献证明，当时整个中亚、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近东地区都处在城镇发展的繁荣期。
胡齐斯坦（Khuzistan）和伊拉克的大规模灌溉系统正在构建，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步骤之一，而且一定会有助于降低粮食价格。考古学的发现证明，出口的包裹必须经过严格检查，任何与合同相关的纺织品都要加盖印章，存在登记处。波斯人有意强化与东方的贸易活动，而贵霜帝国对城镇和疆域长达两百年的整合也恰合波斯的这一心意。
波斯既然崛起，罗马自然衰落。萨珊帝国并非唯一的问题所在。到了公元300年，罗马帝国的整个东方边界——从北海到黑海，从高加索到也门的最南端——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帝国一直都建立在扩张的基础之上，靠着训练有素的军队做保障。随着地域扩张的结束——已抵达莱茵河及多瑙河的天然边界和小亚细亚东部的托罗斯山脉（Taurus）——罗马成为典型的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它已成为漫长边界线以外所有对手的攻击目标。
面对日益减少的税收和迅速增长的边疆防御开支，罗马采取了多项极端措施以防不测。一位评论家曾感叹，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很想解决每年的财政赤字问题，结果他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他的贪婪和焦虑把整个世界弄了个底朝天”。他盘查了帝国资产的根茎和枝叶，以此作为改革税收体系的开端。他将税务官员派往帝国各地，未经通告便突击检查每枝藤蔓、每棵果树，试图以此增加帝国的收入。他发出一道全国性的法令，给日常必需品和高档进口商品——如芝麻、孜然、山葵和桂皮——定价。近来在土耳其博德鲁姆（Bodrum）发现的该法令残片表明了当时的帝国想要触及的领域有多深：至少有26种款式的鞋子——从镀金的女性凉鞋到“紫色巴比伦风格”的低帮鞋都被罗马税务检查官设定了价格上限。
重建罗马帝国的努力把戴克里先折腾得精疲力尽，他退位后住到克罗地亚海边，将注意力集中到帝国事务之外更让他高兴的事情上。“我希望你能到萨罗纳（Salona）来，”他在给前下属的信中写道，“看看我种的白菜，它们是如此的可爱以致让人能够完全忘记对权力的渴望。”在罗马近郊著名的奥古斯都雕像处，屋大维把自己称作战士，而戴克里先宁愿将自己称作农夫。这基本上是三百年间罗马人野心变化历程的缩影——从关注怎样将领土扩张至印度，到关注怎样种植最棒的蔬菜。
罗马人紧张地关注着局势。风暴的乌云在空中聚集，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开始行动了。他是帝国某高层领袖的儿子，有野心、有能力、有天赋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他看到了罗马的前景，清晰了然，令人震惊。帝国需要强势的领导人和主心骨——其实人人都明白这一点，但他在个人权力之外还有更大胆的想法：他要建一座新城，一颗连接地中海和东方世界锦带上的新明珠。他的选址也再恰当不过，那里正是欧洲和亚洲的交会点。
一直有传言说罗马统治者在考虑迁都。据罗马一位学者称，尤利乌斯？凯撒曾考虑将亚历山大港或小亚细亚的特洛伊旧址作为都城，因为这里更便于管理罗马的利益所在地。公元4世纪初，迁都终于实现。在欧洲和亚洲的交会点上，一座宏伟的新城拔地而起，标志着帝国的关注焦点已然确定。
一座辉煌的新都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两岸的拜占庭旧址横空出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