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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诉女儿切除过程所带来的风险，这让女儿改变了主意。这个偶发事件让莫莉深信，终止切除外阴习俗的关键在于改变村民的态度。
1991年，她正式启动“托斯坦”的运作，把重点放在贫穷村庄的教育上。通常“托斯坦”会派遣一名当地教员到村里讲课，课程很多，包括民主、人权、解决问题、卫生、健康和管理技巧等单元。村民必须积极参与，帮助提供上课场地、课桌椅、学生以及老师的食宿。这个课程为期三年，男女都能来，不过学员们要作好心理准备，因为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一周三堂课，每堂课两或三小时。课程内容也包括训练村庄的管理者，成立小区管理委员会以及建立小额信贷体系来鼓励村民经营小生意。由当地妇女领导的这个组织非常小心，避免与村里的男人为敌。
“我们倡导女权才一阵子，就听到了反对声音，”莫莉说，“一些男人把我们的中心给关了，他们非常愤怒。后来我们坐下来，重新编写整个单元，把‘女权’改成‘人权’——民主和人权。这时男人也开始支持我们了，男人只是想参与，他们不想被当成敌人。”
“托斯坦”的谨慎作风，不愿意使用“残切”一词的做法，甚至不愿明说他们反对外阴切除的态度，有时候会激怒女权主义者。尽管如此，她们还是保持自己的风格，维持一个正面的态度，让村民有足够的知识自行去作决定。他们的课程内容包含跟外阴切除相关的人权及健康议题，但是抱持不批判的讨论态度，不会建议父母停止帮女儿作切除。最后，大家通过公开地讨论切除而打破了禁忌。妇女一旦认真思考这项习俗，明白了外阴切除并不是普世价值，就会开始担心健康风险。1997年，马里康塔班巴拉村（Malicounda Bambara）一个由35名妇女组成的团体，在上完课后踏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她们宣布从此再也不会让女儿进行外阴切除。
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个突破，也值得喝彩。但谁也没想到，这到后来竟成了灾难。其他村民痛斥这些妇女没有女性及非洲人的风范，指控她们拿白人的钱来背叛自己的族群。之后的几个月，这些女人们以泪洗面，担心女儿会成为老处女。莫莉向当地一位宗教领袖请教，了解到外阴切除是跟婚姻息息相关的，如果谁家的女儿没做切除，那会严重影响她的婚姻。莫莉认为“托斯坦”的错误在于让单一村庄独自行动。
“大家必须一起改变，否则你永远无法把女儿嫁出去，”莫莉说，“以前我母亲逼我戴牙套，我不仅流血，还哭了整整两年。要是一名非洲妇女说，‘你怎么对女儿如此狠心？’我母亲会说，‘我省吃俭用，从我微薄的薪水里省下一些钱，好让女儿的牙齿变得整齐好看，这样她才嫁得出去。你说我狠心，未免也太过分了！’”外阴切除是同样的道理。
莫莉下决心让整个嫁娶社群集体放弃外阴切除。“托斯坦”先是帮助妇女团体确认经常跟她们村有嫁娶关系的其他村庄，然后举办村与村之间的外阴切除讨论会。“托斯坦”也帮助妇女筹组共同宣誓大会，宣布她们放弃这个习俗。结果成效惊人。在2002～2007年之间，超过2600个村庄宣布停止切除。“速度正在加快！”莫莉说，并补充道，“托斯坦”的目标是在2012年之前终止塞内加尔的所有切除习俗。
2008年，塞内加尔政府检视该国所有终止外阴切除的活动，评定“托斯坦”是唯一取得重要成效的组织，于是把其方案推向全国。几天过后，西非地区的各地卫生官员也全然采纳了“托斯坦”模式。
如今，“托斯坦”已经发展到冈比亚、几内亚及毛里塔尼亚，也在东非的索马里和吉布提开设课程。莫莉表示，该方案由下而上的方式，在每个国家都能找到接受度良好的听众。“托斯坦”的努力已得到许多国际机构的赞赏，2007年被授予希尔顿人道主义奖（Conrad N。Hilton Humanitarian Prize）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这些认可帮助“托斯坦”得到私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组织”（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的财政援助，因而能够稳步扩展。为了鼓励捐助者，“托斯坦”还发展了自己的赞助计划：捐助者可以“领养”一个约800人的村庄，支付1。2万美元开设为期三年的课程。
除了华盛顿特区办公室有两名美国人负责筹募资金和推广工作外，莫莉是非洲“托斯坦”唯一的西方职员。非洲“托斯坦”强调雇用当地职员，使其成本效益极佳，部分原因是莫莉只支付自己4。8万美元的年薪。现在面临的考验是她的模式是否也能在索马里、苏丹、乍得、埃塞俄比亚和中非共和国成功推行——由于部分国家饱受战争冲突的蹂躏，在这些国家工作相当危险。
小规模运作良好的计划，搬到非洲大舞台却效果不佳，这种情况历史上早有先例。不过至少在索马里，初期迹象令人振奋。而莫莉也在疑惑，不知道“托斯坦”模式能否套用在终止其他有害的社会习俗，比如荣誉谋杀上。在非洲其他地方，别的团体也从反对外阴切除的运动中获得了动力。一些思想开明的埃及人逐渐开始公开反对这项习俗，其他救援团体——包括“关怀”，也正在进行开创性的工作。埃塞俄比亚和加纳的一些当地草根团体特别令人刮目相看。帮助根除天花的比尔·福奇（Bill Foege）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传奇人物，他认为外阴切除现象如果能消失，那么大多也要归功于莫莉和“托斯坦”职员的努力。
“他们做到的事情，是联合国会议、无尽的决议案和政府宣言所没能做到的，”福奇告诉我们，“非洲发展史要是写成文字，赋权女性这一步定会记上重重一笔，因为这是一个转折点。‘托斯坦’已经显示赋权是有感染性的，不论是个人还是村庄，都是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实现的。”
全世界都在悉心学习像“托斯坦”这样的组织，吸收他们的实地工作带来的重要经验。其中之一，是让大家确信进步是可能的；挑战唯有在直面问题时才能克服，至于如何克服，我们已有更好的战术。失败的大型运动之所以没有达到目标，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抗外阴残切运动，以及西方人标榜赋权女性的阿富汗救援任务，就因为那是由“高坐在树顶”的外国人所制订的。他们向当地人请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西方人举办会议和改变法律的做法，在无数议题上已证明效果不佳26。如同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后来担任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说：“50年的人权机制，30年几十亿美元的发展计划，以及无数的高级修辞，把这些结果相加起来，你会发现它们所产生的全球影响力是相对逊色的。这是执行上的失败，其规模之大，让我们全都抬不起头来。”
相反，有些计划则产生了惊人的改变：托斯坦、奇迹基金会、乡村银行、布隆迪“关怀”计划、孟加拉国乡村进步委员会、印度的“自雇妇女协会”和“世界自救妇女”。共同之处在于这些计划皆是民间草根计划，所有权属于当地人，有时候比较像是社会或宗教运动，而非传统的救援计划。通常由特别优秀且有紧迫感的社会企业家所推动，这些社会企业家曾经接触过“树顶”的努力，加以改造后创造出更为有效的由下而上的模式。对于把目标放在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新国际运动，这是往前迈进的关键步骤。
女孩帮助女孩
民间援助受虐妇女的作战前线可能是在非洲和亚洲，而乔丹娜·康菲诺（Jordana Confino）在新泽西的韦斯特菲尔德镇（Westfield）读高中时，就已经想出奉献之道。乔丹娜留着暗金色的长发，像是刚从宝座上走下来的舞会皇后。她在中上阶层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认为生而平等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后来她才意识到，并不是人人都拥有优渥环境，她为此也深感困扰。
乔丹娜及与其一起从事援助工作的高中学生，代表了社会企业精神的兴起。这促进了兼职救援工作者的增加——就连那些坐在高中教室的学生都加入进来了。大约十岁时，乔丹娜受到了母亲莉萨·奥尔特（Lisa Alter）的启蒙。母亲试着让女儿们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给她们看新闻报道，或告诉她们国外女孩所面临的挑战：看看你们住在新泽西有多么幸运！莉萨发现，乔丹娜对于别人这些骇人听闻的境遇感触颇深，远超过她的预期。
乔丹娜·康菲诺在一次以女孩的教育为主题的会议上。
（拍摄：莉萨·奥尔特）
“我们谈论那些文章，尤其跟女孩有关的文章，”乔丹娜说，“有些议题令人非常难过，包括外阴残切、抛弃女婴、童工问题。大约这时，关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禁止女孩接受教育的丑闻也被公之于世。我们全家一起讨论，如果女孩不识字，一定难逃受虐的下场。我得承认，理解和面对这些问题似乎超出了我们的能力，但我们开始集思广益，想看看如果把女孩团结起来能够做些什么。”
这个想法在乔丹娜的心中酝酿着。八年级时，她和一名女性朋友组队合作，开始认真讨论成立社团来专门处理这些议题。莉萨和朋友的母亲帮助她们研究并拟订计划，而且一起参加了联合国举办的妇女会议。乔丹娜被听到的故事所深深打动，她们铆足力气筹备策划，不久，一个为国外女孩的教育筹募资金的组织“女孩学习国际”（Girls Learn International； 。girlslearninternational。org）成立了。她们打电话、贴海报、发邮件，乔丹娜也去拜访其他学校，吸收更多志愿者。她上高中时，已经是“女孩学习国际”的一名斗士，该团体也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分会。
在布朗克斯区青年女性领导学校的年会上，乔丹娜作了专题演讲。她提醒听众，可能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要面对，但其他国家的女孩面临的是直接的生存难题，更别提上学读书这种奢侈的事情。乔丹娜几乎是会场里唯一的白人女孩，但是看她谈论全球各地各种挑战的架势，俨然已成为许多同龄女孩的榜样。
“2007年，在世界各地的村落社群里，有将近6600万名女孩没办法接受教育，”她说。“当这些女孩长大时，”乔丹娜继续说，“她们成为文盲，男女之间的性别鸿沟更加扩大……教育机会遭到剥夺的女孩更有可能陷入贫穷和疾病的恶性循环，被迫结婚和从妓，成为性交易、家暴和所谓荣誉谋杀的受害者。”
“女孩学习”目前在全美的中学成立了20多个分会，也正在努力制订成立相关大学分会的计划。有些女生一开始加入时，只是为了让申请大学的社团活动履历更漂亮。但是，在得知国外学生的处境后，她们深受触动，最终真心实意地投入了这个工作。
“女孩学习”的每一个分会，都与贫穷国家的一个伙伴班级配对，那些国家是传统上女孩受教育不多的地方：阿富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印度、肯尼亚、巴基斯坦、乌干达、越南。美国女孩筹款帮助她们的伙伴班级，并且帮助伙伴班级所在的学校。乔丹娜还帮助改善了穆赫塔尔·马伊——也就是那位巴基斯坦乡村反强暴民运人士——的办公室。当穆赫塔尔·马伊发电子邮件告知我们她所遭受的最新威胁时，她用的是“女孩学习”所赞助的计算机和网络联机。
“女孩学习”的伙伴班级，大多是由乔丹娜、她母亲和曼哈顿办公室两名专业职员所建立的人脉来挑选的。每一分会一年至少要筹募500美元，而这些年轻人总共已筹募了5万美元左右，专门用来帮助国外的伙伴班级。给予支持的大人每年独立筹募10万美元以上，用来支付行政开销。也就是说，“女孩学习”不是支持国外女孩教育的慈善机构当中最有效率的，因为，比起支援巴基斯坦的女孩继续上学，他们更多的经费是拨给曼哈顿办公室的行政费用。话虽如此，这个组织依然值得赞扬。“女孩学习”的宗旨不只是支持国外女孩的教育，还包括促进交流，以及在家乡建立推行公益运动的基础。就把这当作是美国女孩的教育性风险投资好了，其实这是再划算不过的了。原本会着迷于设计师品牌包的美国高中学生，现在却会把零用钱送去国外，好让印度的女孩有笔记本可以用。
“说到让女孩参与的时间，”“女孩学习”组织成员卡茜迪·杜兰特…格林（Cassidy DuRant…Green）说，“从中学开始不是最好的吗？培养这些女性领袖是我们未来20年要做的工作。”也就是说，表面上该组织虽为像巴基斯坦这样国家的女孩们争取了权利，但是主要受惠者是美国女孩。你在乔丹娜身上，在她为这个目标奋斗时的历练与热情上，可以看出来她深受启发，并在迅速成长。在布朗克斯区演讲时，乔丹娜成熟、自信、有同情心，她呼吁学生支持“女孩学习”分会的成立，指出许多跟在座同样年纪的女孩正遭受拐卖或是荣誉谋杀的现实，最后她以一句响亮有力的口号作结：“女孩的权利就是人权！”
第十三章 你能够做什么
与其等待世界改变，不如先改变自己。
——圣雄甘地
几十年来，美国人都深知种族隔离的不公，但是种族歧视似乎是深植于美国南方历史和文化的复杂问题，大多数好心人士不知道怎么做来改变这样的非正义。接着出现了人权斗士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反对歧视黑人的白人团体“自由骑士”（Freedom Riders），以及约翰·霍华德·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的《黝黑如我》（Black Like Me）这种令人眼界大开的书。突然之间，非正义成了不能忽视的问题，同时经济形态的转变也逐渐摧毁了种族歧视。其中一个结果是广大的民权运动应运而生，有关同盟纷纷成立，媒体也开始关注相关弱势群体，而那层让善良的人也只得默认种族歧视的眼罩最终被扯了下来。
与此同时，20世纪的大半时候天空灰蒙、河川油腻、动物濒临绝种，但是环境破坏继续进行，没有多少人批评或反对，似乎这是进步的代价，虽然可悲但不可避免。接着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环保运动应运而生。
同样，今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鼓动全世界，让大家勇敢正视被困锁在妓院的女性，以及蜷缩在孤立茅篷、饱受瘘管之苦的十几岁少女。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广泛的运动应运而生，来对抗全世界的性别不平等，推动全世界女孩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机会。美国的民权运动是个典范，环保运动也是，但是这两个模式又有所不同，因为它们牵涉的都是关系自身的国内问题。至于把美国女性运动当成楷模这一观点，我们则有所保留，因为如果一项国际性运动被戏称为“女人的议题”，那么它就已经失败了。不幸的现实是：女性议题确实遭到了边缘化。无论如何，性交易和集体强暴都不该被视为女人的议题，就像奴役制度不应该是黑人的议题，或者大屠杀不应该是犹太人的议题。这些全是人道议题，超越任何一个种族、性别或宗教信仰。我们之前曾经提到新运动的理想模式，即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人奋力终止奴隶交易的过程。这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