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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性之外，就是虐待与被虐待。
我们跟她坐在茅屋后面的草席上聊天。那天晴空万里，空气凉爽清新，不时传来悦耳的虫鸣鸟叫。戈蕾蒂穿着棕色针织衫（美国人捐给慈善组织后，辗转送至中非），下搭颜色鲜艳的黄色包裙。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几乎是理了小平头，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打理。当她说到自己时，不禁皱起眉头：“我以前总是待在家里，不认识什么人，一个人独来独往，心情糟糕极了。我先生说太太的工作就是烧菜煮饭、待在家里或去田里干活。我就是那样过活，觉得很气馁，也很生气。”
后来戈蕾蒂的婆婆告诉她，一个叫“关怀”的美国救援组织在她们村发起了一项计划，要关怀妇女的需求。戈蕾蒂迫不及待地征求伯纳德的同意，希望能够参加一次“关怀”在村里举办的聚会。“不行！”伯纳德回答。戈蕾蒂只好闷闷不乐地待在家里。后来祖母又告诉她“关怀”多么多么好，这又燃起她参与的渴望。戈蕾蒂一再向伯纳德恳求，而他一再拒绝。后来有一天，戈蕾蒂在未经许可之下擅自前往。伯纳德发现后，一开始大发雷霆，不过由于细心的戈蕾蒂已经提前准备好晚餐，照顾到了他的每项需求，他也就作罢了。
“关怀”计划以联会的方式运作，每个联会约有20名妇女。由于祖母和其他妇女都急于参加，戈蕾蒂她们组成了一个新的联会，大家推选戈蕾蒂为会长。会员们经常一起工作，这天到这家耕田，那天到那家翻地。
有一天，20名妇女全部来到戈蕾蒂家，帮忙耕作她家的整片田地。“我丈夫看到时非常高兴，”戈蕾蒂说，心里偷偷得意，“他说，‘这个团体不错。’所以他让我继续参加。”
每次聚会，每名妇女都会带来相当于10美分的钱。钱会集中起来，借给其中一名会员，这名会员必须把钱投资在能够赚钱的事项上，之后连本带利偿还。事实上，这些妇女等于成立了自己的银行。戈蕾蒂借了2美元，购买了肥料，为菜园施肥。这是她第一次管理金钱。肥料使得马铃薯大丰收。戈蕾蒂在市场一连卖了好几天，赚了7。5美元。仅仅三个月之后，她就偿还了贷款（包括利息共2。3美元）。这笔资金会继续借给另一名妇女。
马铃薯让戈蕾蒂手头突然阔了起来。她花4。2美元买了香蕉，制作成香蕉啤酒，卖得非常好。这让她开始了制造及出售香蕉啤酒的小生意。又轮到她借款时，她拿这笔2美元的贷款扩张了啤酒事业，然后用赚得的利润买了一只怀孕的山羊。一个月后，山羊生下一只小羊。现在，戈蕾蒂拥有两头山羊和一份啤酒事业（每到晚上，她得把山羊牵进茅屋里，免得遭人偷窃）。伯纳德垂涎欲滴地望着戈蕾蒂酿制的一罐又一罐香蕉啤酒，但是她坚决不让他碰——这是要卖的，不是自己喝的。由于赚钱的是戈蕾蒂，他只好勉强克制自己。一次伯纳德染上疟疾需要住院，她的地位提升了——戈蕾蒂用卖啤酒赚来的钱以及“关怀”联会的贷款帮他支付了医疗费。
“现在伯纳德不会管我了，”戈蕾蒂说，“他看到我能做事，现在还经常会问我的意见。他看到了我对家庭的贡献。”联会成员也利用聚会来交换驭夫术，学习饲养动物、解决家庭冲突及经营自己的事业。客座护士也向妇女提供健康教育，告诉她们何时带孩子去接种疫苗，如何发现性传染病，以及如何预防艾滋病。妇女也有机会接受了艾滋病病毒检测，戈蕾蒂呈阴性反应。
“以前，这里有些妇女得了性传染病，自己都不知道，”戈蕾蒂说，“现在她们已经治好了。我打了避孕针，要是能早一点知道这种事情，我就不会生六个孩子了，可能生三个就好。但如果我从来没参加这个团体，可能会想生十个。”
“关怀”的聚会也引导妇女到医院生产，帮新生儿登记，这样孩子才能拥有合法身份。许多国家的女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她们从来没有出生证明或其他法律档案，因此在官方眼里不合法，没有资格得到政府的救助。救援社群里越来越多人承认，国民身份证系统（当然身份证必须难以伪造）有助于保护女孩免遭拐卖，也会让她们更容易得到健康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参与“关怀”计划让妇女明白，女性不应畏缩不前，而是要能够在聚会中分享贡献，以及采取坚定的立场。“这是个女性不能发言的文化，”戈蕾蒂说，“我们有个说法，‘母鸡不能在公鸡面前咕咕叫。’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言了，我们是社群的一分子。”许多妇女，包括戈蕾蒂，也通过“关怀”参加了特殊识字班。戈蕾蒂在我们面前费力地写出自己的名字，好证明她是真的会写字。
布隆迪北部的男人往往把力气花在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咖啡上——不管是自己种，还是在种植园里当劳工领酬劳。收获之后，手头变宽裕了，许多男人就会用这笔钱包二奶——通常是少女，她们会一直待到把男人的钱花光为止。二奶得到的报酬是衣服和珠宝，她们是家庭收入的一大笔开支，也是艾滋病扩散的渠道。然而，参加“关怀”方案的妇女目前正努力根除这项传统。联会里如果谁的丈夫包二奶，其他妇女就会自组治安会，把情妇赶走。有时候，她们还会去找那名先生，罚他十美元。如果她们来势汹汹，他有时会乖乖缴款，这笔钱就成为联会的资金。
时代改变有多大，从伯纳德开口向戈蕾蒂要钱这件事上即可见一斑。“我不见得每次都给他，因为我们要存钱，”她说，“但有时候我会给他一些。他让我加入团体，这让我过得开心，因此我也想让他有机会开心一下。”此外，戈蕾蒂不再每次出去都征求伯纳德同意了。“我还是会告诉他我什么时候要出去，”她解释，“但我是告知他，不是请求他的恩准。”
戈蕾蒂打算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事业。她想要繁殖山羊出售，同时继续兜售自酿的啤酒。当然，她仍有可能遇到问题：伯纳德可能会心生嫉妒而拿她发泄；野兽可能会猎杀她的山羊；一场旱灾可能会毁了她的作物而让她债务缠身；布隆迪不稳定的局势可能导致民兵掠夺她的作物；而她酿制的那些啤酒可能会把更多男人变成酒鬼。这种乡村小额金融模式虽然可以帮助部分家庭，不过依然有局限。
但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而且这个方案费用低廉。“关怀”这个为期三年的方案，为每名妇女付出的不到100美元（三年之后，戈蕾蒂毕业了，项目会在新的地区展开）。也就是说，捐助者一周付出65美分就能帮助戈蕾蒂。这不仅改善了她的生活，也意味着布隆迪又多了一位对国民生产总值作出贡献的人。同样，戈蕾蒂的孩子现在有钱买笔和本子来继续学业了。更重要的是，这里多了一个模范，大家亲眼看到一名女子的蜕变。
戈蕾蒂和她的山羊在家门口。
（拍摄：尼可拉斯）
“妈妈变得不一样了，”戈蕾蒂上六年级的长女帕丝卡西说，“现在如果爸爸不在家，她可以自己去市场给我们买东西。”
至于伯纳德，他有点不愿意接受采访，可能是明白自己在这出家庭剧里扮演的是个较不讨喜的角色。但是在随意聊起香蕉价格之后，他承认拥有伴侣比以前拥有仆人还令他快乐。“看到妻子赚钱，把钱带回家，”他说，“让我对她更尊敬了。”
伯纳德可能只是在说我们想听的话，不过戈蕾蒂身为驯夫者的名号越来越响亮，总有人求助于她。“现在如果邻里发生了口角，他们就会找我帮忙，”戈蕾蒂得意地说。她还说要更积极地参与小区计划，参加更多村里的会议。一旁的伯纳德听得一脸惊慌，但是戈蕾蒂视若无睹。
“以前我低估了自己，我不会跟任何人表达，”戈蕾蒂说，“但现在我知道自己有好点子，而且会告诉别人我的想法。”
第十一章 中国与卢旺达
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鲁迅，《忧“天乳”》（1927）
我们一直在记录贫困妇女的世界，现在且让我们休息一下，介绍一位亿万富翁。
张茵是个娇小、热情的中国女性。她一开始是名成衣女工，一个月赚六美元，除了养活自己，还要帮家里养活七个兄弟姐妹。20世纪80年代初期，她搬到深圳经济特区，在一家中外合资的纸张贸易公司工作。在那里，张茵学得了经营纸张生意的微妙之处。本来可以继续待在公司不断发展，但是她野心勃勃，想要不断突破。1985年她到香港独闯，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不到一年，那家公司破产了。张茵就在香港自立门户，在当地购买废纸，再运回内地。她很快发现，美国和中国的废纸市场之间有庞大的套利机会。由于中国的森林不多，大部分的纸张是由稻草或竹片制成，质量低劣，这使得从美国回收的废纸（由木浆制成，在美国当地非常不值钱）在中国成为贵重商品——尤其因为工业化的关系，纸张需求急遽上升。
张茵与来自中国台湾的丈夫合作，一开始通过中盘商购买美国的废纸，1990年，她搬到洛杉矶，开始自己去联系业务。她开着二手的道奇小货车拜访加州各处的垃圾场，跟他们约定时间收取废纸。垃圾场也很乐意和她交易。
“我得从头学起，”张茵说，“这是我和先生两人的公司，而我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她能够以低廉的费用把废纸运回中国，因为货船把玩具和衣服从中国运到加州港口后，回程大多没有装载任何商品。随着中国对纸张需求的蹿升，张茵的事业愈做愈大。1995年她回到中国，在南方新兴都市东莞开设了制造纸板的造纸厂，专做包装出口商品的瓦楞纸箱。
张茵在加州的回收公司叫作“美国中南控股”，就交易量而言，目前是美国输往中国最大的纸原料出口商。她在中国的造纸厂“玖龙纸业”有5000多名员工，但她还怀有更大的雄心壮志。“我的目标是在3～5年之后，让玖龙成为纸板的第一品牌，”她跟我们《纽约时报》的朋友戴维·巴伯札（David Barboza）表示，“我一直渴望成为业界领袖。”
到了2006年，张茵的身家已达46亿美元，在中国富豪榜上名列前茅。她当时应该是全球白手起家的女性当中最富有的，虽然后来的市场波动让她的身家大幅下跌，还威胁到公司的运营。但无论如何，这其中隐含更大的寓意：根据追踪中国财富的《胡润百富》数据显示，世界上白手起家的女性富豪，十名中有六名是中国人。这再次反映出中国已为女性建立了更平等的竞赛场。
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性别议题的模范：从压制女性进化为解放女性，这表明只要有政治意愿，文化障碍相对而言是可以快速克服的。全世界背景迥异的国家，比如卢旺达、博茨瓦纳、突尼斯、摩洛哥、斯里兰卡，也同样在赋权女性方面有迅速的进展。挑战依然存在，但是这些国家提醒我们，性别障碍是可以逐渐消除的，这对男性与女性来说都有好处。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们对于反抗性交易、外阴切除或荣誉谋杀等怀疑的声音，认为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好意碰到了数千年的传统，哪起得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以中国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世纪前，生为中国女性可以说是最为命苦的，裹小脚、童养媳、纳妾及溺女婴的习俗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女孩，有时候甚至没有真正的名字，只是被叫作“二妹”或“四妹”，或者更没尊严地，被取名为“来弟”、“迎弟”或“招弟”，取“招来弟弟”之意。女孩们极少有机会接受教育，常被贩卖，许多人最后沦落到上海的妓院。
那么，批评裹小脚和溺女婴这类现象，是西方人的文化帝国主义作祟吗？或许吧，但是如此批评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坚信某些价值观，譬如全人类不管肤色或性别人人平等，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害怕为捍卫这些价值观挺身而出；如果我们为了尊重他人的信仰或文化，而接受奴役、虐待、裹小脚、荣誉谋杀或外阴切除等广泛存在的事实，这样未免也太没责任及道义心了。中国让我们学到一点：我们不需要接受歧视女性是难以根除的“社会文化”这一观点。要是文化无法改变，中国还会很穷，而雪莉也得蹬着三寸金莲摇摇晃晃地走碎步。
争取女性权益在当时的中国，跟在今天的中东一样艰难，而且挫折连连。当时，看到年轻女性开始剪短发，中国社会保守人士怒不可遏，认为这让女人看起来像个男人。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街头混混有时会把短发女性抓过来，把她的头发全部扯掉，甚至割掉她的乳房。“要是想变得跟男人一样，”他们说，“这样才彻底！”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较正确的一项政策是解放妇女。毛泽东把女性引进到劳动领域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废止童养媳、卖淫和纳妾。“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豪言壮语就是出自毛泽东之口。
中国在改善妇女地位方面取得的长足进展，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匹敌。过去100年来，中国已成为女性权益保护最好的国家（至少在城市是如此）。中国都市的男性往往比大多数美国男人更会投入煮饭和带小孩等家务事中。事实上，中国女性通常主导家庭决策，因此产生了“妻管严”这样的说法。虽然在职场上歧视女性是事实，但不是因为性别主义的关系，而是雇主需特别提防中国对孕产妇的优待补助。
我们可以看到雪莉祖先所住的中国南部村庄也在不断进步。雪莉的外婆五岁时，被母亲用裹脚布把她的脚从趾头缠到脚跟，冒着从此将会压碎小骨头的风险，只为让她拥有小巧娇美的三寸金莲。这种小脚被认为是性感美丽的：19世纪的中国人描述女性小脚的词汇，比描述胸部的修辞更色情。与丈夫搬到加拿大多伦多后，雪莉的外婆把裹脚布拆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一辈子生了七个孩子，是位意志坚强的母亲，但是一直到生命结束时都还穿着小鞋子蹒跚而行，走起路来像只踩着矮跷的苗条版企鹅。
我们开始造访中国时，裹小脚的习俗已经消失了，但是多数乡村妇女依然默默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然而，教育的普及化和年轻女性工作机会的增加，让性别观念快速得到校正。教育及赋权女孩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许多家庭眼中，以此带来的经济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良性循环在中国发生了：女孩一旦有了经济价值，父母就会在她们身上投资更多，并给予她们更大的自主性。中国女性也打入了一度由男性占压倒性优势的领域。中国数学系及化学系学生虽然大多是男性，但是男女数量的差距比美国还小。下棋是全世界男性最热衷的消遣活动，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中国的女性迎头赶上，速度比其他国家还快。1991年，谢军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子国际象棋冠军，之后诸宸和许昱华两名中国女性成为棋后。此外，一位名叫侯逸凡的女孩可能是女性国际象棋界有史以来最神奇的天才：2008年，年仅14岁的她在世界女子锦标赛的决赛当中差点夺冠，现在依然进步神速。如果现在棋坛上有哪位女性将从男性手中夺得国际象棋冠军的头衔，很可能就是她。
中国之所以是女权保护的重要模范，正是因为它因解放女孩而带动了经济起飞。其他快速成长的亚洲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