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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山坡上一间残破的木头棚屋里，从那儿走到最近的公路要两个小时。家里没有电、自来水、自行车、手表、时钟或收音机（简直是没有任何财物），而且他们还和一头猪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全家人一年只能在过年时吃到一次肉。昏暗的小屋里几乎没有家具，只有父亲为姑婆制作的一口棺材。“我现在还算健朗，”姑婆愉悦地解释，“但最好先作准备。”
戴满珠的父母小学没有念完，几乎不识字。他们认为女孩接受教育没什么用处。如果女孩长大后只是天天锄田和缝补袜子，为什么还要会读书写字？小学学费一年13美元，对于仅有几张破烂纸钞的家庭来说似乎是个浪费，那笔钱大可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买米。所以当戴满珠升上六年级时，家人叫她辍学。
戴满珠矮小、清瘦，留着细长干枯的黑头发，个性羞怯内向，比13岁的普通美国青少年要矮一头。她买不起教科书，甚至连铅笔和纸张费用都无法负担，但是她是该年级的明星学生，她渴望继续上学。
“当时我父母正生病，他们说交不起学费了，”她看着自己的脚害羞地说，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因为我是老大，父母要我辍学帮忙做家务。”辍学后她还是经常跑到学校，想“蹭”一些知识。她依然梦想着成为家里第一个小学毕业生。老师们特别疼爱戴满珠，不时给她旧铅笔和纸，希望支持她学习。
戴满珠和校长站在学校前，她已读到六年级，面临辍学。
（拍摄：尼可拉斯）
第一次拜访该校时，老师介绍我们与她认识。第二次再去时，戴满珠带着我们走了四英里路到她家看她父母。1990年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报道戴满珠，纽约的一名读者深为同情，通过摩根银行（Morgan Guaranty Trust pany）汇给我们1万美元帮她支付学费。我们把捐款交给学校，校方喜出望外。“现在我们可以让这里的所有孩子上得起学了，”校长称，“甚至可以盖一栋新校舍！”那笔钱的确用来建造了设备更好的小学，并且为该区的所有女孩提供了奖学金。资金用了大半之后，我们打电话向捐款者报告进展。
“您真的是非常慷慨，”我们由衷地说，“您无法相信，1万美元在中国的一座村庄里能够带来多么大的改变。”
对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开口：“可我捐的不是1万，是100。”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才搞明白，原来是摩根银行出了差错。我们联络摩根银行的资深主管，很正式地问他是否打算派遣银行工作人员要回这笔钱，而那样的话，这些孩子们都要辍学了。“如此说来，”他说，“我们乐意捐出这笔钱帮助他们。”
美国人的慷慨——和粗心，都让村民们惊叹不已。不管怎样，多亏了戴满珠，校方才得到这笔捐款。学校免了她的学费，她可以一直读下去，只要能够通过考试。于是她读完小学、初中、高中，最后上了会计学校。毕业后她在广东省找了份工作，担任当地工厂的会计。一两年后，她也开始帮亲朋好友找工作。她寄回家的钱越来越多，使父母成为村庄里数一数二的有钱人。我们几年前回访时，戴满珠的父母（姑婆已经过世了）住上了一栋六间的水泥屋——对他们而言实在过于宽敞了。他们还是养了一头猪，把它圈在那间如今已成了猪圈的老木屋里。现在家里有电、火炉、电视和风扇。
戴满珠在2006年嫁给了一名技术一流的工人（铸模师傅）；第二年，也就是她30岁时，生了一名女婴。她在东莞市的一家台资电子公司担任主管，但是她想自己创立公司。老板同意助她一臂之力，这很可能会成为她发财的新机会。
因为摩根银行资助了所有奖学金，山区的其他女孩也突然间享有了难得的教育机会，毕业后她们纷纷前往广东的工厂找工作。她们把钱寄回老家，帮忙支付弟妹的学费，弟妹们最后也在中国沿海找到了好工作。这些都让山区更繁荣、更有影响力了。如今那里铺了通往村子的公路，正好经过新盖的戴宅旁边。也许有一天，村里会给纽约那名捐款者，或是戴满珠树一个雕像——又或是给那名糊涂的银行职员也说不定。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显示，教育女孩是摆脱贫穷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妇女要能挺身对抗不平等，要融入市场经济，接受学校教育往往是先决条件。除非妇女能够算数而且能读会写，否则她们难以创业，更不要说对国家经济作出重要的贡献。
可惜的是，女孩所受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很难用统计数据来显示。只有少数几个发展领域有了比较多的研究，但是那些做研究和资助研究的人大多深信教育女孩的好处，这也使得研究不是非常严谨。这些研究方法往往不怎么令人信服，而且没有充分解释因果关系。“大部分的证据都存在明显的偏见：被调查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女孩往往来自较富裕的家庭，嫁给了更有钱、受教育程度更高且思想更进步的丈夫，”麻省理工学院的迪弗洛（Esther Duflo）教授表示，她是性别与发展研究领域最为严谨的学者之一，“这样一来，要说明全部因素所起的作用一般是很困难的，而且很少有研究尝试这么做。”简言之，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20。
倡议女性教育的人士也因为挑选了最佳例子作为证据，而削弱了他们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比如说，我们虽然认为教育女孩确实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加强社会的稳定，但是在印度乡下教育最普及的喀拉拉邦，经济却停滞不前。同样，阿拉伯世界中给女孩提供最多教育机会的两个地方，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前者是冲突的旋涡，后者是暴力的宗教激进主义的滋生地。我们的看法是，上述例子皆属例外：喀拉拉邦因实施了反市场的经济政策而导致发展受阻；黎巴嫩由于相互冲突的宗教派别及仗势欺人的邻国而纷乱不安；沙特阿拉伯则是受困于极为保守的文化和政府。世界是复杂的。每当我们看到什么法宝，就想测试一番，但教育不见得是万灵丹。
话虽如此，投资女孩教育的理由依然真实确凿。我们听说过许多女孩在接受教育之后，就能够找到工作或自行创业，进而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广泛地说，大家一般公认，东亚在近几十年来之所以繁荣兴盛，原因之一是女性接受了教育并进入劳动力市场，这种方式是在印度或非洲所没有的。一些方法精密可靠的研究试图去呈现当女孩（包括贫穷或保守家庭的女孩）所受的学校教育大幅提高时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举个例子，在1973～1978年之间，印度尼西亚大幅提升了学生的到课率。由麻省理工学院的露西娅·布里洛瓦（Lucia Breierova）及迪弗洛教授所作的研究显示，这使得女性较晚结婚，孩子生得也较少。在降低生育率方面，教育女孩的影响比教育男孩来得大。
同样，印第安纳大学的尤娜·欧西莉（Una Osili）和哈佛大学的布丽奇特·朗（Bridget Long），在调查尼日利亚自1976年起大幅扩张基础教育的影响后发觉，每增加一年的基础教育，就会让女孩少生0。26个孩子——这是很大的幅度。都说初中教育是最为关键的，但是这项研究发现，小学教育也能大幅影响生育率。
挑战就摆在眼前：在全世界1。15亿名小学辍学生中，57％是女孩。在南亚和西亚，2/3的失学儿童是女孩。
美国人常以为，要提升教育程度，就得兴建学校。在某些地区这的确是必要的。最近我们在柬埔寨建了一所学校，就像西雅图的弗兰克·格里哈尔瓦校长带领那群学生所做的那样，但是光建学校还是有问题。兴建学校费用昂贵，而且无法确保老师们会好好教。印度一项研究发现，在任何时候都有12％的学校是关闭的，因为那天老师没有去上课。
提升学生到课率，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式之一是帮学生除虫——肠道寄生虫影响儿童身体及智力的发育。事实上，普通寄生虫一年会导致13万人丧命，丧命原因通常是寄生虫引起的贫血或肠梗阻，而贫血尤其会影响生理期的女孩。20世纪初期，美国南方推行除虫政策时，学校老师对于除虫的效果大为震惊：学生突然间变得更机灵、更用功了。同样，肯尼亚一项划时代的研究发现，除虫可以降低1/4的旷课率。
“被忽视的热带疾病全球管控网络”（Global work for NeglectedTropical Disease Control）是除虫领域颇为领先的一个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彼得·霍特兹（Peter Hotez）说：“美国人平均每年花50美元帮一只狗除虫；在非洲，你用50美分就能帮一名孩子除虫。”通过兴建学校来增加入学率，每有一名学生注册入学，成本是每年100美元左右；通过帮学生除虫来提升入学率，每有一名学生注册入学，成本每年只要4美元。
让更多女孩就读中学的另一个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法，可能是要帮助她们处理生理期的问题。非洲女孩生理期时通常使用旧布，而且重复使用；她们往往只有一条破烂的内裤可以穿。女孩担心经血渗漏及沾染有损颜面，有时候生理期干脆就待在家里。救援工作者正在试验着把卫生棉分发给非洲少女，并为她们建造厕所以便更换。他们已经发现这种简单方式能够有效提升中学女生的到课率。
不过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生产“丹碧丝”及“护舒宝”卫生棉的部门在非洲制订免费分发方案时，却碰到出乎意料的挑战。首先，女孩需要一个地方来更换卫生棉及清理个人卫生，但是许多学校没有厕所。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学校建造有自来水的厕所，这样一来成本就大幅增加了。接着该方案遇上了经血的文化禁忌，比如女孩们不愿意把用过的卫生棉丢到垃圾桶里。他们必须为丢弃卫生棉制订特别规定，在一些地方甚至要分发焚化炉。这个方案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教育，结果则是大家所熟悉的：企业做慈善的诉求是提升其品牌的优质形象，因此往往倾向于采用吸引眼球却不一定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镀金方案。
提升女孩教育的另一个简单方法也很令人心动，就是为人们提供碘化盐。发展中国家有31％左右的家庭无法从水或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碘。缺碘的人容易得甲状腺肿大，而孕妇如果缺碘，造成胎儿脑部损伤的概率也很高。胎儿在孕早期需要碘来发育出正常的大脑，从对人类和动物的研究结果来看，雌性胎儿尤其如此。厄瓜多尔的一项研究指出，缺碘往往会导致孩子的智商降低10～15分，全世界光是缺碘就导致人类集体智商降低10亿分以上。根据一项估计，贫穷国家需要的碘化盐，仅仅1900美元就能解决。另一项研究发现，这么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该费用的九倍之多。因此，供给碘化盐虽然是援助方式中最不起眼的，却得到了狂热者的热烈支持。
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每两年给所有可能怀孕的女性分送一颗碘化油胶囊。每颗胶囊的成本只要50美分。哈佛大学埃丽卡·菲尔德（Erica Field）教授的研究重点是在坦桑尼亚，该国某些地区的妇女从1986年开始能分到这种胶囊。菲尔德教授发现，得到胶囊的妇女，其女儿的学业表现明显更为优异，而且留级的可能性相当低。
第三个扩展女孩受教育范围的智慧策略是“贿赂”——没有人愿意用“贿赂”这种字眼，但事实就是如此。使用这一策略的先驱之一是墨西哥。1995年，墨西哥货币暴跌，经济萧条。当时该国的反贫方案以发放食物补助金为主，不仅无效率，而且很大程度上只满足了食品公司的需求。财政部次长圣地亚哥·利维（Santiago Levy）担心这种状况会对穷人造成致命打击，于是默默地筹划了实验性的反贫穷计划。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或招致反对，他把地点放在了远离首都的坎佩切（Campeche）。利维构想的精髓是“贿赂”贫穷家庭，好让其子女持续上学，并且让他们定期作医疗检查。他们小心谨慎地作记录，列表显示执行该计划的村庄及对照组村庄的结果。后来总统柴迪洛（Ernesto Zedillo）看到了该实验的成功，于是果敢地同意逐步淘汰食物补助金，发起全国性的新计划。该计划现在被称为“机遇”计划（Oportunidades）。
“机遇”是全球最令人敬佩的反贫穷计划之一，大约1/4的墨西哥家庭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过这项计划的帮助。只要家庭同意让子女继续上学，让子女注射疫苗，带子女体检及参加健康教育讲座，他们就能得到现金补助。补助金少至三年级学生每人每月10美元，多至中学女生每人每月66美元（中学女生得到的补助金最多，因为她们的辍学率是最高的）。补助金直接由中央政府支付，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地方政府贪污的机会。而且补助金是交给母亲而非父亲，因为研究显示，母亲更可能为了孩子的利益而使用现金。该津贴也因此提升了母亲的家庭地位。
“机遇”计划设置了严谨的评估程序——这是大多数援助计划所缺乏的。他们与外聘专家签订合约执行评估，与对照组村庄作比较（他们随机挑选村庄来作实验或作为对照组），小心翼翼地衡量该方案的成效。外聘评估机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对该方案非常认同：“仅仅三年之后，‘机遇’计划成果斐然，墨西哥那些贫穷的乡下儿童的就学率增加了，饮食更为平衡了，得到了更多医疗护理，并且知道自己的未来可以跟过去迥然不同。”世界银行表示，该计划提升了中学生到课率，其中男生提升了10％，女生提升了20％。参与计划的儿童，其身高每年平均比对照组的儿童多长一厘米。“机遇”计划的本质是鼓励贫穷家庭投资在孩子身上，这是富裕家庭已经在做的事情，此举可以打破穷人世代无法翻身的常态。“机遇”计划对于女孩特别有利。一些早期的研究指出，该计划创造了更多的人力资本，为墨西哥注入了经济力量，前期的投入不但能够在未来回本且生生不息。现在该计划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被广泛复制，甚至纽约市也开始试验用“贿赂法”来增加学生到课率。
“贿赂”也开始在联合国的学校营养午餐计划中发挥作用。营养午餐由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长久以来受到前参议员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大力推崇。世界粮食计划署通常会把粮食分送到一所乡间学校，由当地家长帮忙，每天给学生们做餐点。学校的所有学生都能免费享用——假定他们没吃早餐，所以通常是一顿早午餐；此外该计划还定期为学生除虫。到课率良好的女生还能把得到的定量口粮带回家，好说服父母继续让她们接受教育。
“这种方法有助于让女孩持续上学，”阿卜杜·穆罕默德（AbduMuhammad）表示。他是塞比拉索（Sebiraso）的小学校长，这所学校位于非洲东北部厄立特里亚的偏远草原上。他一边看着家长把炖菜舀给排队领餐的学生一边说：“现在学生可以专心学习，跟得上进度了。自从营养午餐计划开始后，我们就没有任何女生辍学，除了那些即将结婚的以外。以前女生往往读到五年级就辍学了。”
学校营养午餐计划的成本，只是每个孩子每天十美分而已。研究人员发现该计划大幅提升了学生的营养、发育速度和到课率，对女孩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