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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另一个镇上设立了女子小学，15岁的埃德娜前去担任实习教师。她上午给女生们上课，下午找高中男生班老师给她做私下辅导（因为埃德娜跟男生同处一室学习是不妥当的）。学校每年都会有一些奖学金让索马里人前往英国深造，毫无疑问，大家认定这些奖学金是给男生的。但是埃德娜获准参加了考试（她一个人在一间教室里，跟男生分开考），不久，她成为第一位到英国念书的索马里女孩。她在英国待了七年，学习了护理、助产学和医院管理。
埃德娜成了该国第一位合格的护理助产士，第一位会开车的索马里妇女，而后成为索马里的第一夫人。她嫁给了索马里总理易卜拉欣·埃加勒（Ibrahim Egal）——在前英属及意属索马里领地合并后，埃加勒于1967年成为索马里总理。埃德娜和先生曾到白宫拜访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埃德娜拿照片给我们看，照片里的她美丽活泼，约翰逊总统笑容灿烂地耸立在她身旁（她身高1。58米）。
埃德娜后来离了婚，受聘于世界卫生组织，过起了作为一名联合国官员的优裕生活。她奉令被派驻世界各地，但最大的梦想还是在自己家乡创办医院——“一所我父亲会想在里头工作的医院”。20世纪80年代初，她开始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着手建立自己的私人医院，但是后来战争爆发，兴建计划被迫放弃了。
接着，埃德娜升职为坐镇吉布提的世界卫生组织高层官员，联合国为她配备了舒适的办公室和奔驰轿车。但是她希望给世人留下的不是一辆奔驰，而是一座医院。这个梦想在她心里挥之不去。虽然没有精确数据可以证实，她知道索马里是世界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为没有人记录死亡。1997年从世界卫生组织退休后，埃德娜向索马里兰政府（当时该国政府已赢得了内战，脱离了索马里）声明，她要卖掉奔驰，并把卖车的收益，加上自己的储蓄和退休金拿来盖一座医院。“你已经试过了，”她前夫，也就是索马里总统说。
“我必须再试一次，”她回答，“现在比以前更急迫，本来我们有的两三家健康中心，都被战争毁了。”
“那把镇子边上的一块地给你吧，”他说。
“不行！”埃德娜执拗地说，“要是有人半夜两点生孩子，她怎么去医院！”
如果地点选在哈尔格萨镇内，只有一块地可以用，那里是前政府的阅兵场，常用来囚禁、鞭笞和处死人民。内战结束后，这块地废弃了，索马里兰人把它当成垃圾场。埃德娜去探查场地时，被那里的脏乱差吓了一跳，但她也看到了优势：这里位于镇上的穷人区，靠近最需要她的人们。埃德娜拿出30万美元（她的毕生积蓄）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着手规划自己的医院。
这个梦想相当大胆，可能也很愚蠢。设于哈尔格萨镇的联合国观察哨所的一名官员表示，埃德娜的愿景是伟大的，但是对于索马里兰来说，野心过大。他讲得有理。非洲国家充斥着残缺不全和半途而废的计划，因此对于一个驱动力主要来自梦想而非资金负债表的计划，抱持怀疑态度是正常的。建这个医院的另一挑战是，像索马里兰这样不受国际承认、独立出来的国家，联合国和私人救援团体这类的潜在支持者不会非常积极地提供帮助。
医院大体上兴建完毕，但还没盖屋顶时，埃德娜的钱已经用完了。联合国和其他捐助者深表同情，但是不愿意提供资金。这时伊恩·费希尔（Ian Fisher）在《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关于埃德娜和她梦想的文章。安妮·吉尔胡利（Anne Gilhuly），一名刚从美国康涅狄格州富人区的格林尼治高中退休的英文老师读到了这篇文章。她当时在成人继续教育班教授古典文学，同时继续做她的莎士比亚和剧场研究。但是这篇文章触动了她，照片上，埃德娜站在尚未兴建完成的医院旁边，这也令安妮相当感动。安妮在格林尼治镇的一位朋友塔拉·霍尔布鲁克（Tara Holbrook）也读到了这篇文章，她们通了个电话。
“我们讨厌圣诞节送给孩子们那些塑料玩具，更愿意通过这个方式为世界的孩子做点好事：帮助他们的母亲活下来，”安妮回忆道，然后很快自嘲地加上一句，“听起来是陈词滥调，我知道。”
于是安妮和塔拉联系了埃德娜。她们也咨询了各个领域的专家，评估埃德娜的目标是否切合实际，是否能够达成。美国前大使罗伯特·奥克利（Robert Oakley）和其他专家表示可能性很大，这让安妮更有劲头了。不久，她和塔拉发现，明尼苏达州也有群人读到了伊恩的文章，想要助一臂之力。这群人当中有几名索马里兰人，牵头的是做计算机主管的穆罕默德·萨马塔（Mohamed Samatar）和精力充沛的旅行代理桑迪·彼得森（Sandy Peterson）。
桑迪的女儿六岁时曾遭邻居强暴，接下来又经历了从心理咨询、进精神病院到自杀未遂的一连串后续事件。桑迪发现许多非洲女孩也遭遇过同样的痛苦，但是没有得到过丝毫的帮助。明尼苏达人成立了名为“埃德娜医院之友”（Friends of Edna's Hospital）的组织，申请了免税资格。两组人马集中力量团结合作。第二年六月获得免税资格后，安妮开始对外呼吁。
“我和塔拉发送的第一批筹款信，主要面向我们这一代的妇女，我们认为她们应该会对埃德娜在父系社会中的成就感到光荣，”安妮回忆道，“她们的确回应了。”
埃德娜在她位于索马里兰的医院门口。（拍摄：尼可拉斯）
有了安妮和她朋友的帮助，医院终于落成了。在兴建过程中，埃德娜打破了索马里兰营业的所有常规。首先，她禁止工人咀嚼卡塔叶，那是一种含有类似安非他命14物质的叶子，全区的男人都喜欢咀嚼。工人不相信她会来真的，后来她解雇了一些不服从的人，他们才乖乖听话。接着，埃德娜坚持让泥瓦匠教妇女制作砖块。起先他们抗拒不从，但是谁付钱谁是老大，因此索马里兰很快有了第一批女性制砖者。哈尔格萨镇的当地商人也支持医院，让埃德娜免费使用建筑设备，他们甚至捐助了860袋水泥。
最后，一座三层的白色医院建成了，前方用英语写着“埃德娜·阿丹妇产医院”（EDNA ADAN MATERNITY HOSPITAL），完全看不出来它的前身是垃圾场。沐浴在午后阳光下的这家医院，有着西方医院的卫生标准和办事效率。任何习惯了破破烂烂的非洲医院的人，看到它都会惊叹不已。医院有60张床位和76名职员，埃德娜住在医院内部的一间公寓里，以便能够随时待命。她不领薪水，甚至还动用世界卫生组织发放的退休金来补足医院运营的开支。
“像这种东西对我们就非常珍贵，”她拿着外科手术口罩说，那是在索马里兰买不到的。医院的所有医疗用品都是进口的，也幸亏有来自四方的捐款和物资，医院才得以运作下去。发电机是丹麦难民委员会送的；超声波仪器来自曾经来访的一位德国医生，他把旧的送了过来；血液冷藏箱是一位索马里人捐赠的，他欠埃德娜人情；联合国难民署捐赠了一辆救护车；荷兰送了两个婴儿恒温箱；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建造了一座门诊中心；英国捐赠了手术室的设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赠了疫苗；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输血的检验试剂。
“埃德娜医院之友”一开始是在美国搜集仪器设备和医疗器材，然后运到索马里兰。后来渐渐变成纯粹募款，好让埃德娜就近购买医疗器材。该团体也资助了埃德娜的两名护理学生就读医学院，将来她的医院就能够拥有两名“自己的”全职医生了。此外，“埃德娜医院之友”也设法成立了捐赠基金会，好让医院在埃德娜去世后继续运作。
不可思议吧，医院就这样建成了。一次，凌晨三点，一名男子用独轮手推车把即将临盆的妻子推来医院。医疗团队立刻行动，火速把产妇推进产房。另一次，一名游牧妇女因在沙漠中分娩而得了瘘管，她丈夫无法忍受妻子的臭味和滴流不断的尿液，拿刀往她的喉咙一刺，刀子刺穿她的舌头，却卡在了上颚。其他牧民把她的喉咙用针线简单缝合后带到埃德娜的医院，一名瘘管手术客座医生把这名妇女的伤口从喉咙到膀胱都缝合了起来。
埃德娜在医院里巡视走动时，有如十月的天气：时而激愤如风暴，时而温煦如暖阳。她在医院的主要工作是一拨又一拨地训练助产士、护士和麻醉师，而且她不断用英语盘问这些培训生，希望他们全都能对答如流。在走廊上，这一刻，她停下脚步训斥一名出错的护理学生，确保她不会重蹈覆辙；下一刻，她跟一名瘘管病人谈话，又展露出无比的同情心，聆听病人哭哭啼啼地叙述丈夫如何逼迫她离开家里。
“我也是女人啊！”埃德娜握着那名女孩的手，“我听了也快哭了。”有一次，一名男子开车进入医院大门，后座里躺着即将临盆的妻子。车刚停下，妻子就生了，于是丈夫立刻调头要把车开回去。
“停下！停下！”埃德娜对他大吼，“你这样会害死你老婆！胎盘要取出来！”
“我不会付你钱的，”男人吼道，“我要走了。”
“关上大门！”埃德娜大声吩咐警卫，然后转身面向那位先生，“不付算了，”她说，然后当场在后座把胎盘拉出来，才命人打开大门让他离开。
索马里兰人有个迷信观念，认为火烧婴儿的胸口就能预防肺结核，因此埃德娜必须时时予以防范。至少有一次，一名母亲就在医院厨房这么干过。
医院建成后，美国赞助者们陆陆续续来到了索马里兰，他们想看看自己的支持促成了什么样的改变。旅行代理桑迪·彼得森是前往哈尔格萨镇的第一个，后来其他人也陆续到来，包括安妮·吉尔胡利和她丈夫鲍勃。他们几年前拜访埃德娜时，埃德娜还身兼两职，除了在医院行医之外，她还担任索马里兰的外交部长。安妮在发给我们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埃德娜在她的医院帮一名妇女分娩。（拍摄：尼可拉斯）
我们跟她一起在伯贝拉市（Berbera）的亚丁湾（Gulf of Aden）游泳，当然是一件衣服也没脱就下去游了（除了鲍勃，他是男的，可以穿泳裤）。我们在那温暖的蓝绿色海水里畅游，远方是粉红色的山脉，她的保镖带着机关枪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来回巡视。
这比在我们家附近的基督教青年协会打桥牌有趣多了。
安妮也看到埃德娜强悍的一面。有一次，一名资深护士过了很久才召唤医生来做剖宫产手术。埃德娜认为护士危害了那名产妇的性命，当场勃然大怒，对着护士破口大骂，让安妮和鲍勃相当震惊。后来他们认为埃德娜是正确的：要拯救病人和改变医护人员的态度，她的确得来个下马威。
“埃德娜认为医护人员对产妇的处境不够敏感，她不希望这样的事再次发生，”安妮回忆道，“在她的医院里，每一名病患都要被给予全面关注。这次的经验着实给我上了一课，仿佛心灵受到了洗涤，我这才了解到埃德娜承担的是如此重任，而我们外人要真正感受到这一点，又是多么难。”
第八章 家庭计划与『上帝鸿沟』
每当食人族濒临饥荒，无限仁慈的上帝就会送给他们一位肥美多汁的传教士。
——王尔德
一天下午，26岁的肯尼亚妇女罗丝·汪洁拉出现在妇产科诊所。她身旁紧跟着一名小孩，肚子里是另一个即将出世的婴孩。罗丝身无分文，没有做过产前健康检查。她是贫民窟诊所里一位特别的客人，因为她上过大学，又会说英语。她坐在肮脏、昏暗的诊所一隅，一边等，一边跟我们诉说几星期前野狗是如何把她丈夫咬死的。护士终于叫到了她的名字，她躺上折叠床，医生帮她检查，听诊腹部，然后告诉她受了感染，她和胎儿的性命都有危险。医生帮她登记参加了安全孕产计划，好让她得到产前护理及分娩协助。
罗丝就诊的这家诊所是救援组织联盟设立的特殊前哨，专为难民妇女提供生育健康护理。她们往往是地球上最孤苦伶仃的人。这个联盟包括国际救援组织“关怀”（CARE）、“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mittee），以及艾伦·罗森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的“孕产妇死亡残疾防范组织”（AMDD）。这家诊所由联盟的另一个成员运营，即“玛丽斯特普国际”（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但是后来小布什中断经费，不再支持玛丽斯特普和整个联盟在全世界的运营了，只因为玛丽斯特普在中国帮助提供堕胎服务。这种行为令人发指。
由于经费削减，玛丽斯特普不得不放弃原定帮助索马里及卢旺达难民的推广计划，关闭肯尼亚的两家诊所，并解雇了80名医生护士——正是照顾罗丝的那些医护人员。该政策断绝了罗丝健康护理的唯一来源，她成为美国堕胎政治的无数受害者之一。“这些诊所针对的是贫民窟中最贫穷、最边缘的人，”玛丽斯特普肯尼亚分部主任西普里安·阿威提（Cyprian Awiti）表示。
这个事件反映出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上帝鸿沟”。在制定人口及家庭计划政策时，宗教扮演特别重大的角色，非宗教的自由派人士和保守的基督徒总是定期宣战。双方本意虽好，但是彼此之间皆怀着深沉的猜忌——这样的嫌隙，恐怕难以促成兼容并蓄的左右派联盟，否则，在打击人口贩卖和解决凄惨至极的贫穷问题时，效果将大大不同。这些冲突的大战场，向来与是否资助玛丽斯特普这类关注堕胎议题的组织有关。
部分受迫于保守的基督徒，共和党籍的总统（包括老布什和小布什）制定了《全球禁制通令》（Global Gag Rule）。通令规定，任何援外团体只要提供妇女堕胎选择的咨询，或是跟堕胎有任何关系，包括使用其他来源的经费从事堕胎相关服务，美国政府都会禁止提供经费。加纳的医师尤妮斯·布鲁克曼·阿弥萨（Eunice Brookman…Amissah）表示，“与法令所声明的意图恰恰相反，全球禁制通令反而造成更多的意外怀孕，更多的不安全堕胎，以及更多的妇女死亡。”
保守派主要攻击的对象之一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该组织致力于推广家庭计划、孕产妇健康护理及新生儿救助。联合国的机构往往程序繁多，效率欠佳，灵活度及成本效益原则都远低于私人援助团体。联合国机构最大的受惠者可能是复印机产业，而非世界最贫困的人——但是联合国机构还是无法取代的。我们想想尼日尔津德尔地区的手术室就好，那名医生拯救了拉玛多和她的孩子，而那家医院的设备就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提供的（详见第六章）。相反，普鲁登斯之所以无法被救活，原因之一可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喀麦隆执行的孕产妇健康计划资源不足，无法支撑她就诊的医院（详见第七章）。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1969年成立时，总统尼克松的行政团队是强力支持者，美国政府是最大的捐助者。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堕胎运动人士开始把攻击目标锁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然而以下模式一再出现：反对堕胎的保守人士虽然出于一片好意，但是他们在生育健康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却伤害了他们试图帮助的人，结果导致了更多的堕胎。支持堕胎的“选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