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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绕经海南岛之南，逃往香港暂时躲避。（27）
1932年7月8日，陈策签字宣布向中央投降，交出所部军舰和海南岛。按此约定，停泊在香港深水泊锚地的“福安”，以及在海南岛的“海瑞”等舰应由南京政府海军统编，广东省长陈济棠以“巨舰难得”为由，坚决要求“福安”等留用于广东。几经磋商，所有原第四舰队军舰仍旧保留在广东。
坐稳了南天王宝座的陈济棠，从平息陈策叛变开始，倾全力扩充广东的海空军力量。海军方面，除东北海军叛逃而至的“海圻”、“海琛”、“肇和”三舰使得广东海军实力迅速膨胀外，陈济棠还先后购买和建造了“海周”、“福游”以及MTB鱼雷艇等舰艇，当时舰龄已近四十年的“福安”舰在广东的重要性日益降低。
关于此后“福安”的命运，国内外著作以往多采择台湾“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的一则说法，即该舰于1938年在广东遭日军飞机轰炸沉没。（28）然而经过仔细查对史料，这段出处不详的叙述并不属实，“福安”舰的归宿其实与她的姊妹舰“通济”舰惊人相似。
1932年削平陈策叛乱后，“福安”等舰归入广东省江防司令部名下管理。后来随着新舰的增多，尤其是1936年广东当局以10万港币从香港的英国渣甸轮船公司购得一艘4000吨级的货船，改制为“永福”号运输舰后，舰况已经极差的“福安”便因失去用途，而被裁列为废舰。（29）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为了防止日军舰艇由珠江三角洲的虎门、横门、蕉门、磨刀门、虎跳门、崖门等海湾口侵入，上溯内地，广东省江防司令部开始布置海口防御。鉴于所辖军舰“数量固少，战斗力亦复微弱，不能全靠之以防阻敌舰侵入”，而库所存的水雷“均系旧品，能使用者不及百一”，于是决定采取沉船封江的方式堵塞海口。8月间，包括“福安”在内的12艘老旧废舰分别在虎门、大刀沙、横门、崖门堵塞线等地自沉殉国。一个月后，广东海军的“肇和”、“海周”舰便在由这些曾经的战友用生命构筑的防线旁，展开了抗战时代中国海军与日寇进行的首次舰艇海战。（30）
后 记
根据民国海军档案记载，比“福安”晚一个月殉国的“通济”舰，在自沉时全舰所有武备都没有被拆除，显得十分蹊跷。其原因可能是接获自沉命令时事发突然，根本没有来得及进行拆卸处理。“通济”沉没后，舰上官兵因此未被组成炮队，而是分解到其他各舰作战，多有在抗战中英勇殉国者。
进入人民共和国时代，江阴阻塞线沉船在“大跃进”运动中被大部彻底打捞拆解。1962年2月上海打捞工程局工程队开始着手打捞“通济”舰，因舰内积淤过多无法直接起吊，在经历了漫长的清淤工作后，于5月起捞出水，拆解炼钢，但未见到有任何关于捞获、保存舰上标志性物品的记录。（31）
又过了四十多年，“通济”舰的故乡福州马尾兴起船政文化建设热潮，也就在这时，马尾区和船政文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经过费心寻访，竟在山东青岛市一位私人藏家的藏品中发现了“通济”舰的标志物人力舵轮。又经过两年多的反复商洽，这件中国近代海军摇篮舰的遗物终于进入船政文化博物馆展览，重新又回到了世人的目光中。目睹郑重陈列在展厅内的“老通济”遗骨，一些曾在这艘军舰上渡过海上生命中最初岁月的老海军们唏嘘不已。
【注释】
（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5…436页。
（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
（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
（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6页。
（6）本数据综合参考了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醇王府档案中“通济”舰的资料，以及《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的记载。遇有数据记载不一处，采用醇王府档案。
（7）本数据综合参考了右列材料：《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571页。《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醇王府档，210号，“‘海容’、‘海圻’、‘通济’舰表”。
（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
（10）《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1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11）苏小东：《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九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12）《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94页。
（13）《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14）陈书麟、陈贞寿：《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99…101页。《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719…721页。
（15）《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5页。
（16）《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9，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17）《革命的海军》，第252、253、256期。
（18）《海军抗战事迹》，（民国）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181…182页。
（1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9页。
（2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82…483页。
（2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页。
（22）《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
（23）马幼垣：《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铨》，（台湾）联经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
（24）苏小东：《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25）《程璧光殉国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48页。
（26）陈书麟、陈贞寿：《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27）“陈济棠两炸‘飞鹰’舰”，《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四辑。
（28）姚开阳：“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60。250。180。26/chin/1606。html2010年5月10日访问。
（29）广东海军购买“永福”的情况见：“陈济棠统治时期的广东海军”，《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政协广州市委员会，1965年版，第79页。
（30）《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1813页。
（31）《上海救捞志》，。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0962/node70967/node70995/userobjectlai74961。html，2010年4月10日记录。
罗星夕阳——福建船政“建威”级鱼雷炮舰
再聘洋员
裕禄，姓喜塔腊（清太祖努尔哈赤母亲的家姓），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监生出身，捐刑部笔帖式（清代各部负责翻译满汉奏章文书的官员），后历任刑部郎中、热河兵备道、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务。1894年在盛京将军任上亲历了甲午战事，战败获咎，后改任福州将军，是当时地方督抚级别大员中一位身世显赫、经历丰富的重要满族官员。（1）1896年7月28日，裕禄在驻地福州接到一道不同寻常的上谕，清廷命令他负责办理并没有任何经验的造船事务，兼任总理船政事务大臣。
这一任命的缘由，需要追溯自数月前闽浙总督边宝泉的长篇奏陈。边宝泉于1895年接替谭钟麟出任闽浙总督，同时兼管船政，上任伊始对船政事业显得格外用心。边宝泉先是努力留用船政学堂的教习法国人迈达，以图维持船政造舰技术的继续精进，另一方面对棘手的经费问题，边宝泉采取官督商办的主意，想要将船政的造船业务彻底推向市场以图解决船政的困境，在南洋等地招徕殷商承包经办，但是“华商既无力承揽，洋商又未便招致”。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中，1895年末的京城里也在就船政的问题进行讨论，12月23日户部上奏，为改变日益萎靡的造船局面，提议应该按照船政创办时的旧制，重新“特派大臣总理”。（2）
对船政事务充满热情，被外人评价为沈葆桢第二的裕禄，因为在任时间短暂，除创议建造了“建威”级鱼雷炮舰外，没有能够尽展其复兴船政的抱负。1900庚子事变期间，任职直隶总督的裕禄率军抵御八国联军，兵败后自杀殉国。
船政最初的几任总理大臣中，如沈葆桢、丁日昌等，都属于没有上任之前就已经是声名洋溢的人物，他们能够凭借自身拥有的官场人脉资源，能够直接影响国家朝堂上的政策，处在福建当地的官场里，也因自身独特的政治背景而与总督、巡抚、布政使等不分伯仲，努力为船政争取地方的优惠条件。虽然在任上尽管也面临用人、经费、技术等诸方面的难题，但大都能迎刃而解。而此后的几任大臣，任职前的身份都较低阶，在福建本省尚且处在地方大员的羽翼下，更不用说在更高层的朝廷上为船政呼吁，因而导致船政在各种官场势力的夹缝中，建设每况愈下，举步维艰，乃至官场上以船政大臣一职为畏途。自从创造了“平远”舰的大臣裴荫森去职后，船政大臣职位就始终空设，只是以闽浙总督兼管船政事务而已。
此时户部奏请派一位知名大臣重新肩负船政大臣职务，可谓是切中要害的一项建议。奏上之后，清廷即命令当时正兼管船政事务的闽浙总督边宝泉就此发表意见。1896年5月11日边宝泉上奏，完全支持户部的意见，“总督事繁，不能兼顾，委员总办，权势较轻，非有专管大员驻工督率，破除情面，不足以振全局而扩前功。应请如户部原奏，简派廉干精核之大员来闽接办”（3）。
除此外，边宝泉还就船政现状，提出四条改革意见，其中尤以第一条“造船宜讲求实际”最为重要，奏称福建以往建造的“伏波”等级炮舰“以之运粮、载勇、巡洋、缉盗，颇为得力，惟马力既微，行驶较缓，不能与商船争一日之长。船政本为海防而设，若所造之船无事但借以转输，有事难以冲击，徒糜巨款，无裨实用”，建议应该停造这类老式军舰，“应添置机器，募精于工作之洋员，督率在事员匠认真讲求，改造新式巨舰，务使坚固迅捷，成一船即得一船之用”（4）。
奏上后，又经总理衙门讨论，延至7月28日，便有了福州将军裕禄收到的那封上谕。任命裕禄兼任船政大臣同时，因正值甲午新败，海防扩充急需新舰，清廷还以边宝泉的奏议为基础，同意船政的发展方向朝建造新式巨舰方面努力。
“船政一事为海防根本，经前大学士左宗棠等经营缔造，实事求是，卓著成效。后因经费支绌，日渐废弛。现在泰西各国制造日新，铁甲愈坚，快船愈速，非大加整顿不足以建威销萌……其添置机器、招募精于工作之洋人，督造新式巨舰，即着照边宝泉所请行。”（5）
1896年8月16日，裕禄从船政总办道员杨正仪手中接过总理大臣关防，正式在马尾驻扎视事，船政在相隔几十年后，终于又有了一位“著名大员”来担当总理大臣。大臣出身背景的不同，直接显示出其争取官场资源力度的不一。裕禄上任伊始，立刻调度、借助起了总理衙门的力量，风风火火开始进行建造新式巨舰的努力。
先是总理衙门将曾监造过“定远”级铁甲舰的工程师徐建寅调至船政，担任提调。继而沿着边宝泉“募精于工作之洋员”的思路，总理衙门在裕禄的交涉下，考虑到福建船政深受法国造船技术的影响，于是和法国驻华公使就雇佣法籍工程师一事进行讨论。经历了中法战争后十余年平淡的外交关系，对中方想要在军舰建造领域再引入法国力量的请求，法国方面认为是中法关系转好的讯号，反应异常积极“其国家极愿选荐名手相助”。
9月10日，法国海军军官卜玳被派专门赶到马尾拜见裕禄，商讨有关雇佣法籍顾问的事宜，最后敲定聘请由五人组成的法国顾问团。根据裕禄的要求，作为顾问团团长的洋员正监督需要是法国海军系统内的工程人员，整个顾问团合同期限五年，要求顾问们到工后负责立刻“先造新式轮船两只”。船政厂区因为当初左宗棠择地的不慎，江岸水深太浅，难以建造大型舰船，受这一限制，新军舰约定排水量为当时船政造船的极限标准，即在2200吨之内。同时要求法籍洋员“于罗星塔察看地势、吃水浅深”，另择新的生产厂址，以筹备建造大型铁甲舰。
1897年年初，法国外交部长哈诺德照会中国驻法公使庆常，通知为中国船政挑选的顾问团人员已经组成，所选的洋员正监督是一位家住在法国上索恩省的名叫杜业尔（Charles Doyere）的工程师，当时的身份是法国高等造船学校帮办、二等监工。（6）著有《舰船工程基础》（Notions élé mentaires de mé canique du navire）、《钢铁构架》（Charpentage，constructions en fer et en acier）、《造船实务》（Cours pratique de construction navale）等专业著作的杜业尔，相比当初左宗棠雇佣的日意格来，才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造船专家。
1897年2月14日，杜业尔带领勘矿炼钢监工达韦德、海军制造监工毕尔第、绘图官李嘉乐、书记官伯乐等顾问团成员，在马赛乘船出发，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一个多月后，3月24日一行人等抵达马尾拜见船政大臣，经过连日商谈，裕禄对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产生了良好的第一印象，“该洋员等均属初到中国，人俱诚实，议论工程具有条理”（7）。
“钢板鱼雷快舰”
因为“此次整顿船政，延募洋员来工教习，以制造新式快舰、俾在厂工匠习学新法为第一要义”，裕禄首先安排新到船政的杜业尔等先仔细察看厂区的硬件设施，以便依据现有设备状况来选定建造怎样的“新式快舰”。
经过参观摸底，杜业尔认为船政当时现有的硬件设施较为齐全，无需再添置机器，只要对一些使用时间较长的机器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就可立刻投入新舰的建造。至于要建造怎样的军舰，实际杜业尔在来中国前就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他的行囊中携带了当时法国的几型新式军舰的全套图纸。能够将自己国家最新军舰的图纸随意带至他国，如果不是获得了法国政府的某种默许，显然是无法设想的，从此也可以看出法国方面对重启中法军事领域合作的重视程度。
杜业尔根据裕禄所述的船政财力情况，提出首先使用三年时间，建造大型鱼雷艇两艘、鱼雷炮舰一艘的计划。杜业尔同时立刻给出了舰船的具体设计方案，其中的鱼雷艇排水量为150吨，主机功率2500马力，航速21节。鱼雷炮舰排水量800吨左右，主机功率6400马力，航速23节。根据预估，三艘军舰连带武器配备等一切费用，预算在120万两银以内便可足够支付。
对杜业尔提出的两型备选军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