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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管带吕翰指挥进行。此后，“威远”舰驶入大海，通过在海上的航试，测得“威远”舰轮机转速每分钟97转，顺风顺水时军舰航速近13节，超过12节的设计要求，航试圆满成功。（10）
和船政之前很多军舰一样，因为经费紧张，直到航试成功时，“威远”舰的各个炮位都还是空空如也，船政大臣正在竭力筹措资金从国外购买武备。从后来的情况看，不同于新颖的舰体材料和动力系统，“威远”的武器配备形式没有太多新意，采用了船政驾轻就熟的方式。即一门大口径的换门架式主炮，配合数门安装在军舰舷侧的副炮。
可能是考虑到节省费用，火炮的型号较为落伍。“威远”的主炮后来配备的是一门阿姆斯特朗7英寸（约170mm）口径的前膛炮，安装在船政以往军舰的传统主炮位置——飞桥之前、前桅之后，军官可以直接在飞桥上指挥主炮位的操作。“威远”的副炮购买的是120mm口径的阿姆斯特朗前膛炮，其中四门分布在舷侧，一门位于尾楼之上，另外一门的位置比较隐蔽，位于军舰的首楼内，正对舰首前方。（11）在军舰首楼内布置火炮，属于船政军舰上的首创，而这在当时几乎是法国军舰的专利，这又进一步诠释了“威远”的法系血统。
采用全新工艺，配备全新蒸汽机的“威远”，问世之后属于当时船政军舰的精锐，尽管各地督抚多有羡慕动心者，但是并没有立刻外调。船政以船政学堂需要练习舰为由，将这艘全新的军舰派为练习舰，供学生实习所用。将新颖的军舰当作练习舰，以使海军学员能够直接接触最新的舰船技术，在清末至民国的海军中也是一个相当常见的现象。也就是从此刻起，“威远”家族与练习舰这一使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船行北洋
“威远”问世之后很快崭露头角，1878年6月6日，横渡台湾海峡，成功援救、拖回了遭遇台风搁浅的“福星”舰，引起各方的注意。
1880年8月19日，以北洋水师舰船日多，所需的军官“皆借材于闽省，往返咨调，动需时日”为由，李鸿章上奏清廷，在天津开设天津水师学堂，培训海军专业人才，“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12）。担任过福建船政大臣，后来因主持台湾海防积劳成疾，辞去船政大臣职务的吴赞诚，此时刚好大病痊愈，被李鸿章保举为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受命模仿福建船政学堂的形式，主持天津水师学堂的开办工作。练习舰是水师学堂必备的一项硬件设施，李鸿章原计划直接从欧洲进口训练舰，但是“购价颇巨，经费支绌，不得不设法节省通融筹办”（13）。相比耗资巨大的直接进口途径，不费一分钱从船政调拨军舰，无疑极为便捷省事，天津水师学堂首任总办吴赞诚很快看中了他在船政大臣任上建造的第一号铁胁船。
经李鸿章申请，清政府同意将“威远”调给正在筹建中的国家海军——北洋水师使用，这种国家强力安排，不同于地方督抚的商调，船政无力回绝。1881年4月，“威远”舰由吕翰管带驶往天津。
北洋时代的“威远”舰，与“威远”并肩停泊的是一艘“经远”级军舰。照片提供：马幼垣先生。
4月30日，当军舰路过舟山群岛的小洋岛附近时，突遭变故。在海图上并未有任何暗礁标识的海域，“威远”竟然碰到了水下物，幸亏管带处理妥当，舰体没有大的损伤。“突闻碰撞之声，船身一震，即刻遍船舱搜看，并无渗漏松缝”。“威远”遂就近驶往上海，赴江南制造局进行检修，经查明龙骨两处受损，需要拆开船壳板修理，所需经费1500余两，全部算由船政支付。“威远”发生的这一事故，显然没有任何人为的过失，但是管带吕翰不久之后即被北洋调离，改派新人接替“威远”管带。（14）
归属于北洋后的初期，“威远”除担当练习舰外，在当时仅有蚊子船以及“超勇”、“扬威”等主力舰的北洋水师中，受重视程度并不比主力军舰逊色。马建忠东渡朝鲜，辅导朝鲜与列强签约，以及此后平息朝鲜壬午兵变等事件中，都能看到“威远”舰的身影。
1883年2月8日，时年31岁的“镇北”蚊子船管带方伯谦接管“威远”舰。由于时逢日本在朝鲜生事，根据方伯谦记述，“威远”舰被派常驻朝鲜马山浦，观察局势、收集情报，并担负通信、护商等使命。（15）此后不久，1884年，中法观音桥事变爆发，中法战端再起。法国远东舰队开赴中国东南沿海，预备占领数座通商口岸，作为逼中国履行停战和约，以及为撕破和约支付赔款的“质物”，马江、基隆、镇海各口频频告警。担心北方正在建设中的旅顺基地遭到法军攻击，李鸿章下令旅顺守将应急布署防御，尚来不及修建海岸炮台的一些要地，临时抽调陆军行营炮或海军舰炮扼守。老虎尾是旅顺港入口处的天险，旅顺陆军人员和行营炮无多，于是与海军提督丁汝昌商议，命令海军的“威远”舰派出人员和三门火炮上岸设防，修建了一座小小的土炮台，被称为威远炮台，由方伯谦临时充任台官。中法战事缓和后，小小的威远土炮台又重新投资加以扩建，后来俄国占领旅顺时，再度对这座炮台进行了扩建。（16）
编入北洋海军后，经过改造的“威远”舰。舰首的牙樯已经拆除，桅杆上的桅盘也做了改造。
这次拆卸火炮上岸的经历，似乎预示了“威远”舰的火炮配置将会发生改变。1888年8月，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一封电报中，提到了正在与总查琅威理商议，为“威远”舰配炮，但是并没有透露相关的详细情况。（17）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海军整理的一份资料内，终于出现“威远”与以往不同的火炮配备型号。主炮依旧是阿姆斯特朗7寸前膛炮，首楼内的前膛炮也没有变化，主要是原先布置在尾楼上的尾炮不知去向，分布舷侧的四门侧炮统一更换成了105mm口径的克虏伯后膛炮。此外，新出现了四门哈乞开司机关炮和两门诺典费尔德机关炮，六门机关炮如数安装在桅盘内。与火炮的变化相适应，“威远”舰后期舰体外观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舰首的牙樯完全拆除，桅杆上的横桁大幅减少，去掉了所有的风帆索具。
甲午威海保卫战中被日军鱼雷艇击沉后的“威远”。照片近处是“威远”舰招牌式的大风筒。
上世纪80年代，威海水警区扫海时打捞发现的“威远”舰舢板用舰名牌。照片拍摄：海军史研究会方禾。
甲午战争开战前，“威远”曾与“济远”、“广乙”一起前往朝鲜牙山护卫陆军登陆场。听闻朝鲜事变的警报后，“威远”因为战力单薄，被先派回国，侥幸没有遭逢后来爆发的丰岛海战。战争开始后，“威远”舰主要充当报信、运输等任务，北洋海军封锁威海湾使用的大量防材、铁链，部分就是“威远”运回的。1895年2月6日凌晨，久攻威海湾不下的日本海军，采用鱼雷艇偷袭战术，停泊在刘公岛铁码头附近的“威远”舰不幸被日军“第十一号”鱼雷艇射出的一枚鱼雷击中，右舷形成了一个高4米、宽5米的破口，船尾几乎被炸断裂，因进水过多当即坐沉在铁码头旁命陨威海。（18）
“超武”
船政第一号铁胁轮船“威远”铺设龙骨开工之前，从地中海船厂购回，准备用于装配“威远”的肋骨就已经逐件送到新建的铁胁车间绘图仿制。1877年7月29日，以仿制的这套148节肋骨为基础，第二号铁胁轮船铺设龙骨开工，至1878年6月19日，顺利竣工下水。经船政大臣吴赞诚命名为“超武”。（19）
“超武”舰无论是外形、设计以及各种尺寸均与“威远”完全相同，属于“威远”级的二号舰。所特殊的是，“超武”所用的所有龙骨、铁胁都是中国技术人员自行仿造的，选配的动力设备型号也与“威远”相同，同样是仿造了安装在“威远”上的原装进口康邦机器。而且“超武”建造时，原先雇佣来帮助指导组装铁胁军舰的法国洋员均已合同到期被遣回，“超武”是彻头彻尾的国造产物。“至‘超武’胁骨、轮机及船上所需各件，均系华工仿照外洋新式放手自造，与购自外洋者一辙。”1878年9月，“超武”舰舾装完成。21日，出海航试，测得轮机转速每分钟95转，顶风顶潮时航速12节，符合设计要求。（20）
在“超武”舰竣工之前，浙江巡抚杨昌浚一直与船政磋商调拨轮船的事情。1875年，浙江省已经从船政调用了“元凯”舰，加之先期调拨的“伏波”，共有两艘船政军舰在浙江服务。但是浙江沿海的温州等口岸洋务繁忙，轮船仍然不敷使用。杨昌浚在调得“元凯”后，又向清廷申请到可以再从福建调用一艘。然而“元凯”舰之后的“艺新”舰体形、马力均小，浙江省瞧不上眼。“艺新”之后的“登瀛洲”、“泰安”又分别被南洋和北洋抢先一步领走，第一号铁胁军舰“威远”则是一经问世，就被船政宣布自留。就此，一直等到“超武”竣工，浙江省终于看到了新希望。
“超武”舰首任管带叶富
经过一番磋商，“超武”正式被确认将调拨给浙江，由原船政“靖远”舰管带叶富担任首任管带，帮带由程璧光担任。和船政经费吃紧以后的通例一样，对于这艘一问世就被外省领走的军舰，船政没有花费金钱为其安装火炮，所有的炮位都留待浙江省自行设法。
1879年1月16日，“超武”正式由叶富管带驶往浙江，担任浙江海口的巡缉任务。1880年7月25日，浙江爆发海盗黄金满领导的反清起义，叶富受命带“超武”轮船前往攻剿，激战中不幸殉职。叶富，字梦梅，祖籍广东东莞，生于香港九龙，船政后学堂首届学生，与同窗好友邓世昌后来成为儿女亲家。不幸的是，这位原本前程无量的将领，竟然陨命在一场剿灭海寇的战斗中。这其中，即可能是因为清末众所周知的浙江海盗之强悍，另外一层原因，很可能此时“超武”舰空缺的炮位尚没有配齐。（21）
台州剿匪后，“超武”主要与船政同门军舰“元凯”一起驻扎在宁波镇海口一带。中法战争爆发时，“超武”由都司邓骢保管带，曾与“元凯”一起坚守过镇海。
1889年，“超武”舰一度曾计划调拨给北洋海军，充作测量舰，但后来无果。清末的宣统元年，计划将其列为练习舰使用，和首舰“威远”一样，“超武”也成了一艘练习舰。
辛亥革命，民国军兴，舰龄过老的“超武”没有入选海军舰队之列，编入了宁波的水上警察厅，成为一条巡船。后有记录称曾被孙传芳五省联军征用，需要进一步考证确认。
表现镇海保卫战场景的清代镇海口战守形势舆图。画面中央靠上方的黑色三桅军舰就是“超武”，在“澄庆”下方的是其同门军舰“元凯”。
“康济”
日意格替船政进口新式康邦蒸汽机时，除购买了一台后来装配在“威远”舰上的卧式机外，另外还有一台通常用于商船的立式蒸汽机。卧式机高度有限，可以安装在水线以下，不容易被地方炮火击中。立式机虽然高度高，但是所占平面面积小，用在商船上，可以多节省出空间装载货物。
眼见卧式康邦机的原型已经装上了“威远”舰，根据其仿造的一台国产康邦机器也已经装配了“超武”，堆在船政仓库里那台已经组装好的立式康邦蒸汽机该如何运用，开始引起船政大臣吴赞诚重视。
当时正值中国北方遇到灾荒，急需轮船从南方运输粮食北上接济，船政原有的“永保”、“海镜”两艘改型轮船不敷使用。而船政厂内，计划为南洋建造的大型巡洋舰因为计划拓展马力，图纸正在做更改，一时难以措手施工，“厂中工程较松”。吴赞诚于是决定抓住这段空闲时间，利用起库存现有的康邦立式蒸汽机，建造一艘铁胁木壳结构的运输舰，“遇有急需，转运必更迅捷”（22）。
“威远”级军舰中，唯一一艘能够体现“兵商两用”思想的军舰——“康济”。
铁胁木壳运输舰的设计方案以“威远”、“超武”为母型，在其基础上扩大首尾楼的面积，以作为船员的住所，腾出原有的舰内舱房用于载客装货。1878年7月12日，新船铺设龙骨开工，船政工厂编号为第三号铁胁轮船，至1879年7月20日，建造完毕成功下水。船政大臣吴赞诚当年年初因劳成疾，突患中风，经奏准前往江苏常州孟河镇寻找孟河医派的费氏、马氏名医求诊，将船政事务交由曾主持“元凯”级军舰建造的提调吴仲翔负责，因而新船下水仪式时实际由吴仲翔主持。不过吴赞诚交卸前，为这艘他一手谋划开工的军舰预先命名，定名为“康济”。（23）
虽然更改了设计，采用商船造法建造，然而实际上“康济”就是“威远”级的特殊改型，虽然舱面之上拓展了舱房，舰体骨架铁胁与“威远”却并无二致。军舰的所有长、宽、舱深、吃水等数据均和“威远”、“超武”舰完全一样。“康济”的动力选用的就是立式康邦蒸汽机，功率750实马力，设计航速12节。
“康济”舰下水时，只是完成了船体的建造，所有舱面的桅杆、烟囱、风筒、飞桥等都需要在舾装阶段完成。1879年8月21日，船政大臣吴赞诚从马尾乘轮船前往江苏就医，出发当天上奏清廷报告了启程日期，以及对走后遗留事务的安排。其中提及，因为船政养船经费紧张，吴赞诚经过函商南洋大臣沈葆桢，决定由其安排轮船招商局认领第三号铁胁轮船“康济”。为适合商用，由招商局派专员前来船政，趁舾装阶段，提出具体要求，对上层建筑再作一定改造。（24）
经招商局派员会看，并绘图要求船政按样更改，最后出现在世人眼中的“康济”已与母型“威远”、“超武”的外观有了较大变化。所有的更改均以满足商用为前提，“威远”级军舰的三根桅杆中撤除了中桅，只保留前后桅杆，与商用无关的风帆索具、桅盘等全部撤除。舱面之上，嫌原来加大首尾楼的办法还不够彻底，干脆从首楼至尾楼全部加盖成了客舱，露天甲板全部封闭。原先布置在露天甲板上的机舱棚建筑转而布置在了加盖的舱房顶部，军舰的驾驶台也改到了舱房顶部，布置在前桅之前。如此一番更改后，“康济”完全变成了一幅商船的相貌。（25）
1879年末，“康济”舰在船政厂前测试轮机完毕，“试轮旋转合度”。船政委派“扬武”舰管带张成选带部分水兵驾驶，于1880年1月8日驶至罗星塔江面，9日清晨放洋出海航试，测得航速12节，“船身坚固，机器精良”，宣告成功。（26）随后，立即通知招商局自行派员来马尾接收船只。
由招商局船员驾驶，1880年4月4日，“康济”顺利抵达上海。孰料，此后不久，围绕“康济”舰顿生轩然大波。当年的5月8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行文总理衙门，称招商局派员赴闽接收“康济”时，曾出海进行航试，当时海关下设的负责发放商船牌照的福州理船厅也派员跟随航试。经其回报称，“康济”舰“行驶尚为妥适”，“旋转亦属便捷”，但是航试时尽管加了大量压载物，仍“未能平稳”，“多搭客人，恐更不免摇簸”。而且客舱设在原舱面之上，重心太高，“虑有倾覆之虞”，称海关不敢作主为其发放牌照，具体如何处理，要求总理衙门“核夺施行”。（27）
这一骇人听闻的说法传出后，引起了中国官场不小的震动，在洋务官员看来，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