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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请放心。我们还会再做生意的。贵公司把整批货卖给我们。岂不就像在你们手里捏着我们的一份账本。谁也不会把账本交出去的。我们懂得哪个手指烂掉就切掉哪个手指的道理。”
实话实说有时是最恰当的回答。客人看来很满意。林培文已帮客人要来汽车，他是在对面的杂货五金铺里打的电话。这一次，由林培文单独送客人回驻地。
朴季醒等汽车开出去很久后才掉头离开。他没有上楼，他在黑暗的街道上巡视。刚刚送客人上车时，他看到几十米开外的一条弄堂口，有人影晃动。这是他今天第二次看到那件细条格子的衬衫，这次他看得清楚，这次弄堂的拱梁上挂着一盏昏黄的路灯，他看见风掀开那件单薄的洋服，那件衬衫从衣摆下露出来。等他追过去时，百米长的弄堂里空无一人。他知道这条弄堂通往另一条马路。他怀疑这是自己的错觉，但他不敢大意。贝勒路是重要的联络点，是林培文小组使用的安全房。他准备回头把这情况汇报给老顾。他不打算上楼，在过街楼下的墙角等着。还要等一会，老顾肯定跟他自己一样，观察到冷小曼的心不在焉。走神，总是走神——他猜想老顾会找她谈话。一个身负重要责任的秘密组织领导人，应该随时注意成员的思想情况，一个组织，最让人担心的是思想涣散。他有点替老顾担心，冷小曼显然处于一种连她自己也难以察觉的困惑之中。
⑴Rue Amiral Bayle，今之黄陂南路。
十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三时三十二分
犬吠声凄厉。冷小曼看看五斗橱上的台钟，才三点半。她再次陷入连日来不断折磨她的自我拷问之中，无可解脱，无从排遣。
码头上被击毙的曹振武，确实是冷小曼的丈夫，可他也是她的仇人，她的前一个丈夫正是死在他手上。她不知道该怎样算清这笔帐。
那一次，她从桂林来上海。当时曹振武作为南京政府里一位大人物的私人代表，在桂系军队中活动，计划是建立某种秘密的联盟。要不是那次巧遇戈亚民，也许这会她人已在巴黎。她没有看见他，可他却看见她。她沿着霞飞路一直走到福开森路⑴，他也跟到福开森路。她住在桂系军队充当上海联络处的公馆里，门外有佩枪的巡捕站岗，门内有不带枪的卫队（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佩带），所以他不敢进门。
直到她再次出门，在白赛仲路⑵一家沿街的小书店里，他站到她背后。从前，他们都是俄文补习班的同学。从前，在补习班的教室里，他们都听那老布尔什维克讲过课。因此她根本不用转身，就知道背后站着一个人，充满敌意。
老布尔什维克并不老，说他老，是因为资历。一肚子都是他自己的故事。都是亲身的阅历。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巴黎，他把警察和特务耍得团团转。他上课用的是俄文，最简单的那种（参加补习班时间最长的也只有半年），可场景却栩栩如生。人的表情，树叶飘落地面的声音，药水瓶的颜色。奇怪的是，最日常的事物从他嘴里讲出来，也无不带上传奇色彩。
汪洋（她的前夫）也在俄文补习班当教员。他年轻，只比她大几岁。他去过苏联，段祺瑞的军法处警察闯进北京大学宿舍，幸亏他不在。他只得去苏联。他回到上海，在补习班里给她和戈亚民上课。口若悬河，不时嵌入一两个俄文或者德文单词。他用一本油印教材，叫做《马克思主义入门》，后来她才知道，那讲义是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是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ABC》。
戈亚民一直都是他的信徒。那不奇怪，在跟他结婚前，她不也一直是他的信徒么？他要戈亚民做什么，戈亚民就做什么。尽管戈亚民暗地里疯狂地爱上她，但一当他明白汪洋也在追求她，就把热烈的眼神移开。
可是现在，戈亚民也跟别人一样离她而去。牺牲——也许自杀比被杀更适合牺牲这两个字。说到底，只有一无反顾地抱有自我毁灭的勇气，才当得起这两个字。
应该让她去执行的。她争取过。但别人怀疑她究竟有没有这种勇气。老顾说，我们相信你有大义灭亲的勇气，天晓得，大义灭亲这个词放在这种情形下，有多不合时宜。可你让别人说什么好呢？无论如何曹振武是你现在的丈夫。
其实，她放在心底里没说的话是，不如就让我跟他一起死吧。此刻她坐在过街楼面对贝勒路的窗口，望着黑暗的城市，对自己尚且活着不可置信。
之六：既须残酷面对别人，也必残酷面对自己。一应软化意志之情感，亲情、友情、爱情、感激之情，甚至荣誉之心，概必压制，且必以冷酷专一之革命激情替代。
她觉得老顾草拟的群力社纲领在这一条上还不够完整。对她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要压制那股自卑情绪，它们时不时从内心深处冒出头来，但愿真如老顾说的，残酷的暴力是一种净化力量，它会帮助我们摆脱自怜，摆脱自我厌弃。
戈亚民从头到尾追问这一句：“他是在什么时间向你求婚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被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大牢里。没有手表，没有画着嫩绿色旗袍女人的月份牌，甚至看不到太阳。有时候，一阵风吹过，牢房外的走廊里会闻到太阳的味道，青草的味道，油炸臭豆腐的味道……
别人都在沉默，那个头发始终不听话的穿着白色帆布西装的小男孩是沉默的（后来她才知道他叫林培文），他不断用手捋他额头上那一抹头发。老顾也在沉默，甚至有些殷勤，给她倒水，要不要茶叶？如果你头晕，我这里有万金油。
我不知道。每天上午，木门打开，走廊里的微风把牢房整宿的臭味吹散的时候（她从不知道女人的身体也可以散发出那样浓烈的臭味），就会有拉铁门的声音，哐啷哐啷哐啷，即便有阳光和青草的气息，这声音还是让人心惊胆战。活着，或者死去，如果是提审，那么你还活着，如果不是提审，那就是提到监牢围墙后的空地上枪毙。那些日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枪毙。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看守对你很客气，“你们不是坏人，你们——都是为国家——”她们对那些刑事犯就不这样客气，如果不听话就拖出去打一顿，女人打女人，下手居然会那样狠毒。但她们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男监在另外一排牢仓里，我怎么会知道？
戈亚民突然愤怒起来，她感觉得到怒火在他的身体里涌动，他站在她的面前，用牙齿啃着自己的拳头，好像这是表达爱情的另外一种形式，好像如果不能爱她，就要伤害他自己，如果不能伤害他自己，就要伤害她——
他挥出拳头，短促（像是在尝试），快速缩回，好像手臂上装着一个弹簧，又重重打出一拳。第一拳打在她的额头，第二拳打在她的颧骨上。林培文冲上来，从背后架住他的手臂，而他暴起眼睛，头和上身努力向前挣脱，向她扑过来，好像是在表演一具扑向火堆的雕塑。
她只感到屈辱。不是因为他打她，而是因为老顾的沉默。其实那时她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代表组织来向你打听一些事。他代表组织。而组织在她被打、被伤害、被逮捕的时候都在保持沉默。这让她感到屈辱，让她感到自己并不重要，组织不会来营救你的。你要自己救自己。济难会那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模棱两可地说，不，我不是组织派来的，我是代表一个慈善机构，我是济难会的。我可以向你提供法律援助。但你也可以把我的话当成组织（你的组织）告诉你的。如果他向你提出要求，你可以答应他，可以虚与委蛇（他把虚与委yí说成虚与委shé）。
于是，她答应他，虚与委蛇，觉得自己的确像一条蛇，一条苟且偷生的自卑的美女蛇。曹振武让看守把她带出去，他给她带来点吃的。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那个要求的，他装得像个君子人。而且他跟她是老相识，老家在同一个省城，他们在同一个师范学校的同一个班里念书，是同学。他们几乎同时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内地城市，年轻人像扑火一样扑向革命，只是一个去南方，一个来上海。去南方的加入国民革命军，他，曹振武，现在是进占上海的一支军队的军法处主任。而她是他的阶下囚。
只是到后来，他才向她暗示。这里隶属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不属于我的管辖范围。虽然我跟他们很熟，但杨虎和陈群是两个疯子，全中国都知道这是两个疯子。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个误入歧途的女人，政府难道不应该给一个机会？他们却反问我，她是你的什么人？
你明白不明白？她是你的什么人？
他给她泡的咖啡还冒着热气，他是很细心的人。只放一块糖，又在碟子里另外放上两块。天知道这警备司令部的监牢里哪找出的这堆家什。这是军法处看守所的所长办公室。是这幢房子里最好的一间，窗外阳光明媚，虽然是夏天，但上午这里很凉快。他穿着夏布军装，短裤刚到膝盖，马鞭放在桌上，几乎有些俊俏。他比她大两三岁（她想，我去年才刚过三十岁么，他还说，出钱让我去巴黎念两年书，就当是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当然能明白他的意思。我没有接口。直到济难会再一次来人接济。我咨询他们的意见。我想——他们一定是组织上派来的。
老顾忽然从沉思中醒来，对她说：“济难会不能代表组织，他们只是慈善机构，是在组织的引导下为狱中难友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只是组织的外围机构。”
原来是这样。可后来，我就答应他。答应他的求婚。他再一次向我提出——这次不再是暗示。他告诉我，南京又有新的政策，要加大对反动分子的打击力度，可能最近又要枪毙一批狱中的犯人。你不能再犹豫，答应我，嫁给我。如果我能跟他们说，你是我的家属——难道进行国民革命，连亲情都不要么？
我只提出一项要求。在放我出来的同时，汪洋也要出狱。但他说，这办不到，如果你是我的妻子，他又是谁呢？那我不能答应。他迟疑很久，才告诉我，汪洋早一个月就已被枪毙。就在监狱的大院内。我一直在哭，很久很久。
她想，她到底哭过没有？她以为她后来一定是哭过的。因为软弱，因为从内心里涌出的对自己的鄙视。她并不爱汪洋，如果说从前爱过他，那也是因为那时候，她太年轻。
有一次，汪洋对她说，一个职业的革命家，是不需要爱情的。他不可以有爱情，生理上的性是必需的，那是卫生的需要。如果一个职业的革命家感到需要，他应该用最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它，而不应该像小布尔乔亚那样，扭扭捏捏地调情，从而把大量的时间虚耗在毫无意义的琐细事情上。
她怀疑过么？如果不是戈亚民这样追问，她想过这个有关时间的问题么？究竟是汪洋被杀害在先？还是曹振武向她先求婚在先？这其实不重要，老顾说，曹振武是屠杀革命者的反动军官。但她不久就完全明白，这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对于她个人（也许对戈亚民也是至关重要的）。
似乎戈亚民认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曹振武的品格。也许更与她冷小曼个人的忠诚有关。
现在是老顾在说话：“你再回忆一次，他第一次向你提出这个暗示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过一个很明确的回答。你上午说你没有接口，这意思是你没有说话？时间很紧张，我们要送你回福开森路。好吧，那就是说你没有说话。这是个很明确的信号么？表示你不答应他？”他说话的口气，好像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只是要一个回答，以便使审问笔录完美无缺。
窗外的贝勒路上传来木板哐当摇晃的声音，寂寞的马蹄声音……
⑴Route Fergusson，今武康路。
⑵Route Gustare de Boissenzon，今复兴西路。
十一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五时十八分
她听到窗外有人长叹一声。她透过窗帘缝隙望出去，凌晨时天空比夜里更黑。街道好像被露水洗过一遍，车轮像是在湿透的吸墨纸上滚。骡马拉着沉重的粪车，是车夫在打哈欠……
第二天，上午，继续提问。还是在这里，在隔壁。在这间厢房后半部分。与此刻她置身其中的这个过街楼只隔开一道板壁。只是那个房间更隐蔽一些，有隔音的护壁板。窗口朝着天井。不像过街楼上的这一间，一面窗口对着弄堂，另一面窗口一打开就是贝勒路。
戈亚民把她接来（她没让副官跟着她一起出来买东西）。她坐在前一辆黄包车上，戈亚民坐后一辆。进门之后，老顾对她说，如果有人闯进来，那么我就是张东生。从前，我是你父亲绸缎庄的掌柜。我们在路上巧遇。我把你领到这里来，只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叙叙旧。是很奇怪，但也不奇怪，因为我几乎是看着你长大的，小时候，我还是你家柜台上的伙计时，就带着你出门买炒花生。我把你扛在肩上。这里不是我住的地方，你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我把你领到这里，是因为这里住着的是我的朋友，那人好像也不在家，只有一个年轻人（他指指戈亚民），听他们说起来，好像他是那个生意人新找的小跟班。
在俄文补习班的最后一个月，冷小曼听过那个波兰人课程。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说他去过孟买。他给大家讲“秘密工作的技术要点”。课程几乎是扣人心弦的，因为全都是他自己的故事。她听得很仔细，她懂老顾的意思，他是在为万一出现的危险状况预先串好口供。老顾是老练的，他一定在组织里身负要职。
他们在前一天对她提出的问题，她仍然无法回答。很难说她的沉默算不算一个明确的谢绝。她猜不出别人会怎样想。那你有没有说过，让我回去想想之类的话？
但是，说过又怎样？难道说，因为曹振武想让我答应嫁给他，就指使宪兵杀害汪洋？他并没有指使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权力。可你并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权力。而你们，在怀疑我对组织的忠诚，怀疑我对汪洋的忠诚。但你对汪洋是忠诚的么？在答应他的求婚之后，甚至之前，你究竟有没有想到过汪洋？那时你万分恐惧，每一分钟死亡的阴影都笼罩在你心里，紧紧攫住你的心脏。所有的事情都在折磨你，让你分心，让你根本想不起汪洋来。天气炎热，吃得很坏，每天发一次洗澡水，只够用凉水擦身的，你甚至连一条干净的内衣都没有。没有太阳，用剩下的水稍微漂洗一下，就挂在铁栏杆上阴干。你只想走出去，走出监狱的大门，大门外充满阳光，盛夏的烈日比任何时候都更可亲。
即使是和曹振武结婚以后，你也从来没有想起过这些事情。或者是，你不敢回想。你不愿回想起来。走出监狱，你就像换一个人似的。要不是有人问你，你究竟记得不记得在那里发生的事？你犹豫过么？你拒绝过么？难道事情不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曹振武要救你，就要找一个理由，而最好的理由不就是你是他的老婆？你到底在什么时候向他打听汪洋的？有没有那杯咖啡？那杯在你的记忆里冒着腾腾热气的咖啡？
到最后，组织上突然说（没有任何征兆）——其实是老顾打破沉寂，他说，组织上相信你。这让你如释重负。不，不光是如释重负，你简直是感激涕零。你终于得到结论，你最终被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