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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早晚有一天它们会来买通他的，就像青帮的大先生那样。可他没那么容易被买通，他要的可不止这些。这是他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他又觉得自己毕竟是在发动一场另一种形式的革命。
他横穿过马路，在一品香大旅社门口跨上街沿。这一边全是百货公司和绸布庄，他走过圣太乐舞厅，走过大世界游乐场。在敏体尼荫路他转进法大马路，他觉得他更喜欢法租界。这里街巷穿插得更无规则，马路更乱，人群有时会占据半条车道。他在想象一条行驶线路，怎样才能快速穿越——离开租界的管辖范围内？他站在协大祥绸缎庄门口，望着宁兴街对面的金城银行营业所，不大不小，正适合他的口味，银行诚然是资本主义的心脏，可往往壁垒森严。此刻他觉得自己的眼光好像正透过重重叠叠的肋骨，看到那颗心脏在跳动。
他在陆稿荐门口停下脚步，拉开棉帘走进去，让伙计给他称出一斤酱肉。这会他还不想去蜡烛店，他召集小组的负责人在那里碰头，在这之前，他要找地方好好想想。走进安乐浴室时，他想还是不行，选择那里还是不太完美，离八里桥路太近，宁兴街太短，他觉得自己跑那么一大圈，结果还是看中蜡烛店家门口这间，简直有些好笑。
他泡在烫人的大池里，汗水和浑浊的汤水满头满脸往下淌，他觉得松弛。大口大口吸进滚热的蒸汽之后，他的头有点晕。灰白色的肉体在雾气里如鬼影缓缓移动，有人在水下踩到他脚趾头，但他不觉得疼痛，热水让人麻木。他看到在他眼前——一条手臂伸出的距离——有一团黑魆魆的睾丸漂浮在水面上，四周围着一圈乳白色的泥垢，一块载沉载浮，如同江水把油腻腻的垃圾驱赶到浮尸边。忽然之间，他内心深处某个地方隐隐觉得有些不安……像是偶尔闪烁的暗淡灯光，像是上方拱顶中央那只裹在绵白蒸汽里的昏黄灯泡。
他想不出来，他知道那是危险的信号。他常常会莫名其妙感觉不适，如同关节疼痛一般隐约出现，如同那天他去老七那里的路上感觉到的一股刺骨寒意。如同此刻他泡在滚烫的水里却感受到的一丝凉气。可他想不出来那是什么。
他再次放松四肢，让背部紧贴在瓷砖台上，让池水一直浸到脖子上。他打消念头，不去想它。他想，有时也会证明那往往是精神紧张，是过敏。他该多想想好的一面。他想，现在来说，最有利的是那种新型武器。他认识那图纸，在伯力。枪械技术课程要求学员认识各种武器，甚至包括那些还在红军工厂实验室里研制的产品。他一眼就认出那是什么东西。未来，在将要展开的与帝国主义的决战中，这种武器将会发挥其无与伦比的威力。不管帝国主义分子缩在怎样坚硬的乌龟壳里，炸弹会像毒刺一样穿透它，在它的心脏里爆炸。
他已通知小薛，要那个白俄女人发货。无论多少钱，他都要得到它。他想，他要搞点创新，让这原本是为防守战线反击战车冲锋使用的武器派点新用场，他将用实践证明，这种单兵装备可以在城市游击战中发挥其更具威力更绝妙的用途。如何训练他的手下使用这种武器是他目前要考虑的要紧间题。最好的办法是雇船出吴淞口，浦东的那个小组里有些人会驾船，其中有个家伙相当熟悉长江口复杂的水域情形。他还需要再订购一辆八缸汽车，它的引擎动力要更强劲，要跑得比巡捕房的警车还快。
四十三
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二日下午一时三十五分
已是七月。阳光灼热，草坪上方十公分处的空气变得好像能被肉眼看见，变成一种晃动的液体似的东西。有人还在打网球，在太阳底下吃力地挥动球拍。萨尔礼少校让司机直接把车停到门廊下。门廊柱的砂浆表面像是比平常更加粗砺，好像它的汗水也已出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层干裂的皮肤。
玻璃门像条分割开两种气候的纬线，门内安静阴凉，仆欧还穿着长袖制服。他穿过金色的前厅，几十名裸体女人在半空中望着他，有些装成害羞样侧着头，可眼角还是向他瞟过来。在她们圆润的乳白色大腿顶上，饱满的阴阜像花球一样盛开。只是想要做到名符其实而已，他想，这帮法国商人在他们的房子里弄这么一大堆裸体女人雕像，只是想要满足别人对法国的想象。
他摸摸雕花黄铜扶手，上面一尘不染，楼梯台阶上，拼成玫瑰图案的绛红色瓷砖如同镜面一般光滑。他在二楼看到整排大厅门都开着，仆欧趴在地上，使劲擦着地板，膝盖把那些底下装弹簧的柚木地板撞得咚咚响。另一个站在人字形木梯上，负责清洗金色的马赛克墙壁，小心谨慎的样子，就好像在擦拭什么名贵的珠宝。看起来要不是他忙不过来，都恨不得张开嘴朝每块瓷砖上哈口水汽，以免水桶里的杂质会造成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坏。后天是法兰西国庆日，这里——法国总会——将举行盛大舞会来庆祝。
走廊里回响着木球在球道上隆隆滚动的声音。他在俱乐部酒吧的阳台上找到那帮家伙。一束夜来香倚在花瓶口上昏昏欲睡。凉风习习，吹散雪茄烟雾。他在紧靠爱奥尼亚圆柱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听说从海防调来的两个连队明天就会靠岸？”信孚洋行的小马蒂尔⑴先生问道。他的哥哥大马蒂尔目前在巴黎开设总行，负责将弟弟从中国内地采购装运到里昂的生丝销售出去。他们两兄弟在上海从事这项贸易已将近十五年，是租界里那帮老殖民地商人中的头面人物。
“没错，赶上国庆阅兵啦。”毕沙司令仍旧直着嗓子大喊大叫，好像气温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是他们请他来的，请他参加这个小圈子的周末晚宴，可现在时间还早。这个小圈子里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偶尔也有一两个日本人。德国人从未有幸受邀参加聚会，那是大战以来的遗恨。毕杜尔男爵是新人，但却很受欢迎，他在几次投机事业中表现大胆，做派与老一代的东方冒险家颇为神似，所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得到这帮老顽固的赞赏。
萨尔礼知道这帮家伙满脑子想的不过是钱，如果说他们想要保住租界，那不过是想保住他们自己吃独食的权利。他们歧视刚踏上这块地方的外来人，就好像如今只有他们自己才算得上是十九世纪老一代帝国冒险家的嫡系传人，硕果仅存——在这块小小的租界里。就好像这里是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全面溃败之后的小小方舟。为保住这块地盘，他们甚至想去撺掇日本海军陆战队。如果南京政府坚持要让十九路军驻扎上海的话，坚持那什么“大上海计划”的话，他们甚至会容忍日本军队去策划一次攻击行动。可少校认为，那实在是愚蠢，那是自杀。
可眼下他站在他们这边。共谋关系的基础并不牢固，他们的眼睛只看着脚底下，而他所想的却深刻而又广阔。
起初，这计划是由一帮美国地产投机商人想出来的。正如大家常说的，他们既粗鲁又富有想象力。他们晚来一步，等他们携带大量金钱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最好的地皮早已被人家全都买光，牢牢地攥在手里。人家结成同盟，哪怕你想在这里找半寸地方嵌根钉子也办不到。哪怕人家破产，哪怕人家死掉，也没你的份，你没有购买的优先权，你有钱也不行，人家早在雪茄室就说妥价格啦。
他们只好去买上海周边的土地。有个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注册的瑞文集团赌注下得最大，连长江口的荒滩沙地都成片购买，他们幻想这是第二个阿拉斯加。等他们把最后一分钱全搭进去之后，才发现事情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这里是上海，这里的人有自己的玩法。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权力结构，人家控制着租界，控制着唯一能够制定市政筑路计划的工部局和公董局。你买下的荒地，一百年都是荒地。现在，还有这个朝东北方向开发的大上海计划。
唯一的办法是在外国政府中挑起一个广泛的干涉主义计划。把上海变成另一个但泽⑵，把上海变成一个自由市。一个从拿破仑的脑袋里冒出来的鬼主意，一个准独立国家。一个中世纪式的想法，一个资本赌博的天堂。它将不受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它将是从整个中国大陆小腹上切下的一块最肥厚的脂肪。到时候全世界的资本都会流向这里，大量的金钱会积聚到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地皮都会变得十分昂贵，哪怕它现在只是一块荒地。有人拟定出一份纲要送到日内瓦，送到国际联盟，消息很快被捅到报纸上。
这实在是个激动人心的想法，连上海租界里那帮老顽固也怦然心跳起来。眼捷手快的家伙立刻行动起来，请那帮他们原先瞧不上的美国佬吃饭，请他们到家里来，给大家谈谈这个一喂，这个饶有兴趣的想法。他们很快组成一个小集团，有银行洋行的大班，有政客，有记者，有法律顾问，还有专事在各列强政府首都活动的院外游说小组。想法最荒诞的人甚至提出，这个计划还可以再扩大，从上海沿长江到武汉，两岸五十公里的地方都可以划入这个自由市里。他们说，这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它将建立起一道屏障，再也不会有军阀混战。上海将会繁荣昌盛，整个长江将会日复一日向全世界输出财富，而他们也将会再次发大财。
萨尔礼少校从这个计划中看到一种更伟大的思路。他觉得这就好像是从一堆烂狗屎中看到熠熠发光的钻石。这的确是一种机缘，上海将拯救全世界，因为共产国际正把它当作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他们要在这里发动下一次进攻。只要在计划的目的上稍作改变，它就会变得更合理，更符合法国政府，甚至欧洲各国政府的全体利益。一个自由市，它将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所有的政府都将保卫它，不给共产主义一丁点染指的机会。
他想，顾福广和他的那个城市恐怖活动小组将会是导火索。顾福广的暴力行动将会是共产党残忍的、不顾一切的进攻的预兆。他会让巴黎醒过来的。他会让欧洲那帮政客全部醒过来的。他容忍他们在这城市里活动，不去逮捕他们（上帝知道那有多容易），就是想让他们把动静闹得更大一些。这不是个道德问题，他认为，伟大事业总是要在事先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他偶尔会觉得这种想法多少有些疯狂，但这是个疯狂的时代，他宽慰自己，这是个火山即将爆发的时代。
阳台上的草坪上有人尖叫，是网球场上的女人。球还未落地她就挥拍去接，急速冲来的小球砸在网球拍上，把球拍打落在五英尺外的草地上。显然她的右手臂——那块与肩膀连接的肌肉已受到某种程度的撕裂性损伤。她伸手揉着那地方，曲腿坐在地上。她的腿上全是汗水，膝盖上沾着几片残缺的草叶。萨尔礼认出她来，她是那个美国女作家，听说她跟一个中国诗人住在一起，还有两只猴子和一头鹦鹉。
少校这才看清楚球场这边的男子。他正朝拦网这边走来。他是英国外交部的布里南先生。座中一位少校不太熟悉的美国商人说：“听说他很快就要调回伦敦。”
马丁少校有些尴尬。他悄悄看一眼毕杜尔男爵，男爵骄傲地保持沉默。布里南先生是自动退出这个小圈子的，没有任何人对他提出这个要求，他很快发现自己已触犯众怒，偶尔偷情是被大家允许的。偶尔跟人家的老婆上床，大多数租界里的商人都会装作不知道。但事情一闹到报纸上就有所不同。闹到这步田地，事情的性质就发生变化，它变成一种挑衅，一种对租界男性白人旧有权力结构的挑衅。况且那个女人后来自杀，所以连商人的太太们也不同情这个家伙。
“如今只有这位女作家跟他来往——”小马蒂尔先生评论道：“女作家就像中国蛾子，一看到火光就浑身发热，一看到危险就扑扇翅膀。”
“她只是想把他写到她的文章里去。”先前那位美国商人解释说，显然他喜欢她写的文章：“她会把他写到《纽约客》上去的，这下他可就出大名啦。”
毕杜尔男爵试图把大家拉回到严肃的话题上来：“单单从海防向上海增兵是不够的，法国外交部最好快点向南京提交正式的备忘录。”
“最好是各国政府联合提交照会。”毕沙司令心急如焚。就好像一旦上海变成自由市，他的那个万国军团司令部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国防部。
⑴J。Madier。
⑵Danzig，在拿破仑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两度被划为自由市。
四十四
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二日下午一时三十五分
林培文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来提审他。连续两三天，那个自称是南京中央党部调查科特派员的家伙再也不来找他。他不知这算不算自已的胜利，这是不是敌人在碰壁之后，想要改变一下审讯策略。
他感到他们逐渐放松对他的管制。他们不再绑着他，他们也让他穿上衣服，可仍旧把他扔在那个黑漆漆的储物间里。有个三十岁左右的家伙（他自己说姓郑）常来找他说话。总是拿来一大堆报纸，《申报》，《大公报》，特别指给他看几篇文章。他不相信他们告诉他的话，他觉得他们用一条虚假的线索把报纸上的文章串起来，用一种阴险的、令人愤慨的、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推理把那些不尽不实的报道连到一起，企图让他上当。
他怎会去听信敌人的谎言？一向以来，他们都在诬陷革命者。可他忍不住要去看。这正是他们的阴险之处，他认为。假如说刺杀曹振武果真会引起公债投机市场价格波动，那正好可以说明他们做得对，那恰恰说明他们打在统治阶级的要害部位。他不相信白尔路那件所谓的枪击命案会跟老顾有关，他不相信老顾会和一个妓女交往。他当然也不相信老顾会领取什么暗杀赏金，有些投机集团因此得利，那纯粹是巧合。他们只是暂时占到点便宜，不用多久我们就会跟他们算账的。
白天很热，坐在那个小黑间里尤其热。蜘蛛网和灰尘的味道让他不时打喷嚏。他想这次他大概会牺牲，即使他什么都不承认，光福煦路那件案子就足以让租界会审法院判他死刑。也许还会把他交给南京，因为他是共产党，那样的话，结果也不会差太多。可他并不害怕。他担心的是敌人会把他描绘成一个恐怖分子。敌人甚至会诬陷他，伪造一些文件，编造几份口供，把他们的行动小组描绘成犯罪帮派。他已觉察到这种迹象，他为此焦虑，他要想出办法来反击这样的阴谋。
他又被叫出储物间。外面阳光明媚。那天提审以后，陈设又做过调整。聚光灯已搬走，桌子也换成一张方的，他提审时坐的椅子放在桌边。那台电扇倒还留着，放在靠窗的墙角地上，正在转动。
姓郑的家伙让别人给他端来一杯茶，茶叶在玻璃杯里旋转。那些小特务已离开房间。他坐在椅子上，端起杯子，透过玻璃和鹅黄色的茶水望着他的对手。他再没别的办法，也可以跟敌人调皮捣蛋。
关门，转上保险，又关窗，拉窗帘。他笑着说：“林同志，我要跟你谈点革命理论问题。”
“我们不是同志，从民国十六年春天你们背叛革命起，我们就不再是同志，你们甘心做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之间，注定是你死我活。”林培文希望自己的声音里有足够的冷淡，足够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