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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煦路那次行动后，有人给他带话（他另有几个在上海人头很熟、身份复杂的关系人）。帮会大先生有意求和，开出条件是十万大洋，只要他保证不对青帮发动新的攻击。人家放出试探风向的气球，而他却保持沉默。他想人家还是在把他当成未成气候的一股势力，因为急着想出头，所以打打杀杀，可他想要的比这多得多。他想他还是革命的，只不过是革命的另一种形式。它终将改变这块租界的权力结构。
玻璃窗外，对面大厦的棕色墙砖反射着落日的光辉。深褐色头发的外国女人推开窗子。金光晃耀中，琴声似有若无。速度怪异的音乐，像是唱盘在胡乱转动。他觉得嘴里发苦，烟抽得太多，有点饿。他走向客厅，准备吃晚饭。
“报纸上说他是公众之敌……”
客厅里，小薛在讲故事，冷小曼神情茫然地拨弄筷子，朴季醒试图抓住小薛的漏洞：“这不可能，这办不到——你没有打过仗……美国人就喜欢吹牛，你不可能开车冲过包围圈，冲过交叉火力封锁的大街。”
“为什么不行？只要引擎转得够快，只要火力够猛。”
他一进来小薛就停住。小薛在讲美国大盗抢劫银行的事，朴说。而他只想吃饭。
“真的，美国总统给他起个外号，叫全民公敌。想想看，银行，资本主义的命脉。”小薛很好笑。小薛在竭力模仿一种独特的说话方式。可他越是努力，词句在他嘴里就越显得别扭。
他想到过银行。可如此规模的行动，他还没有把握。此刻他的组织有没有这种能力？
不是那种小型营业所。也不能寻找太大的目标。大银行警卫森严，电话直达巡捕房，多数位于人烟密集的租界中心地段，几分钟内装甲警车就可以赶到。就像朴说的，你没法在大街上冲出包围圈。
他不想听这类子虚乌有的故事。他要的是情报，真正的情报。他想应当再和小薛详谈一次。他要拿一张纸，把他想要知道的情况开列出来，给他一些提示，一些方向。好让他在下一次与那个马赛诗人喝酒时，恰当地提出问题，得到正确的答案。
他随便想想就有很多问题。法租界六个巡捕房的人员配置。关于这个正在追查他本人的马龙特务班，也有许多情况要弄清。他还想让小薛打听装甲警车的火力配备（他从小薛的故事里得到启发）。他站到小薛的立场，揣摩马赛诗人的警觉程度。一个普普通通的法文报纸摄影记者会想打听哪些有关警察的事情呢？怎样能既提出问题又不让人起疑心呢？他要告诫小薛，绝对不能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要在两次干杯的间歇随口说出来。如果别人沉默，如果别人顾左右而言它，如果别人把话题岔开，好像根本就没人问过，好像他刚刚是在自言自语，好像他刚刚问的是一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那就再也不要重新提出来，永不追问第二遍。
后来，他把小薛请进原先那个房间。并肩坐在马蹄形桌子的圆弧这一边，拿出钢笔和纸，像个家庭辅导教师在对学生说话。这时他又想出更多问题。小薛向他提到那位警务处政治部少校，那位负责长官。马赛诗人曾说过一根据小薛的转述，少校认为他顾福广的这个组织不足为虑，少校认为他顾福广不过是个恼人的“赤色小跳蚤”（小薛犹豫片刻说出这个词），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并不生气，他只是随即列出更多与少校有关的问题。
“不过警务处的人说你们当中很可能有金融专家。”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听不懂。金融——他是这样说的，我猜他说的是银行，所以刚刚——”小薛狡黯地朝他笑。
他宽容地拍拍小薛的肩膀。他认为他自己明白这话的意思。他也是后来看到报纸才想到的，他也是事后重新回顾整件事情，重新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他的联系人事先并未告诉他实情（也许那家伙自己也不知道），开始时，他并不知道有人为什么要开出二万大洋的价格找人刺杀曹振武。后来他才发现，有一根隐秘的线索能够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到一起。曹振武来上海的任务，那个南京要人（后来他看报纸才晓得曹振武来上海是作为这位要人的私人代表）的公开叫嚣，广东海关和投机公债的关系。可他知道以后也不懊恼。那是成功的第一步。那是一举多得的一次行动，既打出牌子又锻炼队伍。况且曹振武确实是革命的敌人，况且他刚刚建立组织，迫切需要资金。
那天夜里，回到民国路安全房的人焦急地打电话告诉他，林培文突然失踪。林培文应该守在那幢房子里等候消息，可他不在，夜里十点多还没回来。他顿时觉得怒气上升，所有事情里最让他担心的是队伍纪律涣散。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他早就意识到，年轻人的特点是在执行任务时把事办成的能力超出你想象，可闲下来时他们把事情毁掉的方式也多得你数不过来。他越想越生气，他又想到政治处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校说的话。
三十八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七时三十五分
有人解开勒住他嘴角的绳子，取下兜头盖脸罩着他的套子。即便如此，林培文也要过好久才终于看清四周这个狭窄黑暗的空间。他被绑在一张椅子上，霉湿气味让他的鼻子发痒。他虽然看不见，可分明能感觉到周围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他的左前方隐约有些光线，一块小小的灰白色区域。他猜想那是一扇百叶门，叶片已被人合上。于是他获得一个有益的讯息，这多半是一幢民居，这间狭窄的暗室多半是附属于某个房间的储藏室，或者一间改作它用的卧室附带的衣帽间。
他知道时间已过去很久。但还不到半天。因为他被人捂住眼睛带上车前刚上过厕所，而此刻他虽然觉得憋尿，却还没憋到难以忍受。他身体正常，此前一直在外走路没喝多少水，所以他猜想从被绑架到现在大约在三小时左右，天应该还没黑。
关于憋尿，他记得朴有些说法。首先，它是你在缺乏别种手段情况下的计时工具，对此他正在加以实践。其次，如果你被黑暗和孤寂造成的恐惧折磨得无法忍受，你可以靠它来尝试与外界沟通，没有人会真的因为你想撒尿而惩罚你。万一人家果真不让你撒尿，那就是在测试你的身体极限，测试你的忍耐力。那样的话，你就有两种选项。原则是始终与你自己的直觉背道而驰。如果你心里不肯认输，想忍下去，那就赶紧用你能叫出的最大音量狂叫。一旦你忍不住想喊，最好的办法是索性把它尿在你的裤子上，因为对你身体承受痛苦能力的最大考验不是此刻，而是以后的几小时——几天内。你越是让对手产生错觉，就越是会减轻未来的负担。他想这会他应该喊叫。绑在身上的绳子让他很难最大限度释放音量，但他已尽最大努力。没有人开门，没有脚步声，叫声没有惊动任何人。他开始猜想喊叫的时间够不够长，能不能算是别人想要测试他的证据？可自尊心不允许他轻易得出结论。他实在不想把尿撒在裤子里。他停下来尽量调整呼吸，尽量让自己平静。
他在灰尘中喘息。突然门被打开，他被人连椅子一块拖到外面。空荡荡的房间，四壁刷白，窗外天色已黑。他被人解开绳，被人按在地上，水门汀在他脸颊上来回摩擦。现在，他合扑在地上，他的手臂被人从背后往上拽，在他脑袋背后朝头顶方向推，好像在扳动一把闸刀。他肩胛部位的韧带撕裂般疼痛。他觉得无法呼吸。脸上的凸起部分——他的鼻子，他的嘴唇——全都在水门汀上摩擦。他觉得肋骨像弓弦一样被拉开，绷紧，像是要把他所有的内脏射出来。然后，松开，再往前推。他甚至无法叫出声来。他觉得自己在呜咽，声音像是哭泣，他鄙视自己的软弱。
最后，人家松开他。有人扒光他的衣服，他现在赤身裸体。他被重新架到椅子上，重新绑起来。他被用一种古怪的方法重新绑起来，他的两双脚——在脚背和小腿交界处——被绳子向后勒紧，勒在那只沉重木椅的两条后腿上，使他不得不分开腿。左前方的聚光灯被人打开，强烈的光线从地面向上照在他脸上，照在他阴囊上，让他气愤，也让他羞愧。他越是觉得愤怒，就越是羞愧得无地自容，好像这会他变成一盏化学反应器皿，好像这两种情绪是按某种比例注入他体内。好像那是因为他不知该对谁发火。他看不清周围的人，在强光下那只是一些移动着的凌乱阴影。
但别人再次离开他。离开他之前，有人用一盆水把他弄湿，有人不知从哪里搬来一台电扇，朝他身上吹。
他觉得冷，他的牙齿忍不住打颤，齿缝间有一股生锈金属的味道。他又觉得绳子勒住他身体的地方在发烫。他觉得膀胱快要炸开，小腹上那条绳子嵌在他皮肤下面，让他胀痛难当。关门前，有人告诉他，想撒尿？撒在地上吧。
没多久他就不再疼痛，再过一会酸胀难忍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他觉得一阵让他舒适的麻木忽然贯穿他全身。他昏昏沉沉想睡觉，可他刚一进入睡意的边缘就痛醒。
……绳子一旦松开，他怀疑自己刚刚真的已睡着。绳子一旦松开，他觉得浑身上下好像有千万根针在扎他刺他。好像空气里有无数针尖，好像空气被压缩，通过一种极细极密的筛网刺向他。
有人在他背后按住他，手抓在他肩胛上。另外有几个人在忙碌，他们搬来更多的灯，搬来更多桌椅。他们不想移动他，他想，他们想要把他冻结在这里。你要争取移动，争取转换环境。他记得朴说过，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让你清醒过来，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任人宰割的腐肉。他想，其实他根本无法移动，其实根本不用按住他。他浑身刺痛，肌肉像被针扎得溃烂开来，靡软无力，他连好好坐在椅子上的力气都没有。
人们开始提问，他觉得那都是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姓名啊，籍贯啊，他觉得他们提出这些问题来，纯粹是想要冒充哪个官方机构。
他仍然置身在强烈的光线中央。他仍然赤身裸体，像是一头惊恐的猎物。他觉得刺痛在减轻，力气在一点点恢复。他打算等到力气再积聚多点就开始反击。他想灯光右侧桌后的那个黑影应该是这伙人的头，他很少提问，他在倾听，在抽烟，红光忽隐忽现。他想他应该把愤怒表达出来，可他觉得此刻他的气力聚集得还不够充分，那段距离他还不能一击而中。
他拒绝回答那个问题。他沉默，拒绝回答他们，下午他在民国路想去哪里？哪幢房子？站在他身后的家伙朝他后脑勺上重击一拳。他突然觉得再也不能等待，他跳起来，向那个黑影冲去，他像只青蛙那样蹬腿跳过去，捏紧拳头——
可他被绊倒在地。有人从侧面伸出一条腿，把他绊倒在地。那条腿使劲踢他腰部。踩在他腋窝里。那个黑影忽然开口说话，声音柔和而沉静：“放开他，让他坐起来。”
“好吧，你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可以先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有人对我们说，福煦路俱乐部爆炸案和金利源码头刺杀案发生时，你就在现场，你是个罪犯，有人把你给认出来啦。”这是吹牛，他当时并不在金利源码头上。当时他还未受到严酷斗争的考验，当时他只是个观察员。
“我是个学生，刚从南洋公学肄业，我正在找工作。”
“不要心存幻想……”他又在点烟：“不要以为可以用一些说法把我们糊弄过去。现在跟你说话的都是一群专家。抓住你的人是谁？你一定在心里问自己。你以为这是绑架么？是帮会分子干的么？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次正式的逮捕，跟你说话的是一群专业调查人员。我们能让最顽固的人开口说话。连受过苏联训练的共产党都会开口说话，何况是你们。你们不过是一帮普通的杀人放火的罪犯。”
他年轻，他太容易被激怒。他感觉受到侮辱。他冲口叫喊：“我们不是罪犯。你们才是罪犯。总有一天我们要——”
他来不及刹车，他从香烟上闪烁的红光里看到那张嘲笑他的脸：“总有一天我们要推翻你们，把你们统统扫清！”
“那么说你认为你们确实是共产党？”黑影回到黑暗里，继续嘲弄他：“你们在上海胡乱暗杀，爆炸放火。只是一帮罪犯——一群罪犯而已。你们靠这个吓唬人，靠这个赚钱。而你完全想错啦，我们不是罪犯。我们代表政府。我们——我可以告诉你，正式的说法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我们常常跟真正的共产党打交道，他们也不得不向我们开口说话。”
他故意显得很啰嗦，他不断重复，像是想要把它当作某种蛊惑人的魔法，让人家头晕。
“你们杀死曹振武，是想阻止他去广州。实际上，我们不妨说，是想要阻止曹振武的老板去广州，南京的那棵墙头草，著名的党国要人。他们想到广州去另立中央。那是想搞分裂呢，他们确实有人撑腰，我们听说西南有些军阀很想破坏统一，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统一局面呢。他们还想拿走粤海关，这下就把这里的一帮投机商人急坏啦，我们听说公债就是拿那些海关的关余来担保的么。他们开出赏金，找人刺杀曹振武。他们找到你们那位顾福广，他是不是叫顾福广？你看——我们确实知道一些真实情况吧？”
“你在胡说！你胡说八道！”
“不要激动。我欣赏你，我们欣赏纯洁的年轻人。”可正是他在激怒林培文。他的微笑，他点烟的手势，他让一根火柴燃烧，可又不用它点燃香烟，让它在手里慢慢燃烧，看着它。
“至于福煦路的案子。我们相信它更像一起普通犯罪。它更单纯，它就是一次单纯的报复行动。事关一个女人，一个妓女。我们听说青帮大老板让人去杀死顾先生，他们也是受到委托，另一方的委托。你知道——投机市场总是会有对手的，有人做空头，有人做多头。可这次他们没能成功。他们不是专业人士，缺少计划，他们只是枪杀掉一个妓女。我们听说这位妓女是顾福广先生的女人，他的情妇，他的姘头。”
林培文再次扑向那团黑影。他已忘记羞愧，忘记自己是赤身裸体。但这一次，他还是摔倒在地。
三十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九时五十五分
曾南谱完全懂得如何突破一个人的心理防线。这些事情他很熟悉。他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是位专家。他是共产党的叛徒，他学习过苏联人教的审讯和反审讯手法。他选择这种单刀直入的手法，是因为根据他的判断，审问对象是个自以为充满信仰的单纯年轻人。他要摧毁这个人的信念基石，激怒他，搅乱他，让他怀疑自己。
他庆幸自己迷途知返。他知道自己是在被人破格重用，他也知道那并不是因为别人信任他，而是因为别人不得不需要他。他觉得法租界警务处的萨尔礼少校在文件里把他们这伙人称为“南京研究小组”是完全恰当的（调查科在巡捕房政治处的秘书科里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他不喜欢采用暴力手法。肉体痛苦是有极限的，用刑是最快捷的手段，很多审讯对象会就此败下阵来，屈服，开口说话，可人对肉体痛楚的承受能力并不完全相同，你不知道那条线在哪里，一旦你轻易让审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