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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愿意他们通过他打特蕾莎的主意。他都不想再看到她。虽说这会他想见她就能见到，不用偷偷摸摸在人群里跟踪（他至今都很难说清当初天天在她背后盯梢，究竟是因为马龙班长的逼迫还是有别的缘故）。如今她甚至乐意交给他一把皮恩公寓的钥匙，她甚至乐意让他使用家里的浴缸。她告诉他，他不在的时候她可是天天都在想着他，“像个熟破皮的水果那样往外冒”，这是她的原话。
“也许我会放过这个俄国女人。也许我会对她睁一眼闭一眼，对她网开一面，不去追究她买卖无照枪支的责任，不去追究她把杀人武器卖给危险分子的责任。在适当时候，我会考虑放过她。”萨尔礼少校把烟灰敲在铜烟缸里，体谅地告诉小薛：“租界当局总是会照顾商人的利益。”
“他们不是共产党，从帮会里传出来一些声音，说他们绝对不是共产党。行事手法也不像，更像是刚刚冒头就想要出人头地的新帮会。”马龙班长沉思着说道，尽管天气闷热潮湿，他还是紧扣着那套警察制服最上面的两粒扣子。他没去理会那只在他耳朵边探头探脑的苍蝇。小薛想着冷小曼那张严肃的面孔。他们有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目标，她告诉他。
“我相信他们就是共产党。”少校坚持说。马龙班长只是摇摇头，打个哈欠。
“他们的活动与共产国际最新的亚洲纲领是有关系的，与印度支那共产党突然之间对殖民当局发起密集进攻是有关系的。总领事告诉我，有关这组案子的破获审理，所有案卷都要转交副本到巴黎。所有这些情报，对法国政府未来将对上海采取的外交立场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希望他们不是共产党，那样对我们容易得多。共产党是难以战胜的，巡捕房人手不多，共产党还是让南京政府去管吧。”
“我们将同南京政府合作。但首先我们要——嗯，掌握全部情报。我们要抢先一步，这样对我们一对租界当局更有利。”萨尔礼少校缓慢地斟酌言辞，好像在考虑该不该向着两个手下讲出所有真实情况。
“我听说，”小薛觉得在这点上他可以有所表现：“金利源的刺客和金融投机集团有关。我听说在刺杀案发生后的那半个月里，公债再次暴涨。而在那之前的一个月里，公债每天都在跌。我查过那些天的报纸，有传闻说，南京政府的某个要人那些天里都在大叫大嚷，要南下广州成立新政府，要和南京分裂，广州的军阀支持他。他还说一旦新政府成立，就要把粤海关收归新政府管理。根据我查阅的公债发行报告书，那些公债是用广东海关的关余收入来抵押的。报纸上说，死掉的曹振武是那要人的前卫，是他派出的敲门人，是他扔到井里的一块砖。他在码头上被刺杀，就把其它人都给吓坏啦。没人敢再挪动半步，别说去广州，连上海都不敢来。有人说刺客是南京政府的特务，可南京派出自己的研究小组，发誓要追查到底。”
小薛很少做这样的长篇大论，在他平素说过的话里，很少有这样多的公报词汇。他觉得这种词汇会让人越说越激昂，中气十足。他觉得这跟他身上新近出现的变化有关，觉得这跟冷小曼总是在耳鬓厮磨的中途跟他讨论看似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有关。
萨尔礼少校赞赏地望着他，只要这个年轻人愿意，他有足够的洞察力。
“很聪明。机敏的调查，”他判断道：“但并不能就此得出另一种结论——虽然这是南京研究小组的结论。那些专家全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他们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共产党里也有优秀的金融家。马克思本人就是。”
二十六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十五分
对于小薛新近在政治处获得的超乎寻常的地位，马龙班长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就好像，你随手抓只野猫回来，原本是想让它捉老鼠的。你给它喂食，打它，训练它。可转眼之间它就变成你顶头上司的宠物，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马龙班长那点不自在，小薛能看出来，他从不觉得小薛是法国人（这点小薛自己也同意），他不想让整个特务班都来配合小薛的行动——虽然少校很明显就是这样想的。
在这种情况下，少校又把小薛叫住，不让他和马龙班长一起离开办公室，好像有什么话要私下里向他交代，连小薛都有些不自在，他朝马龙班长看看，正好遇上他回头扫向他的眼神。
少校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小薛，照片是两排人合影的集体照，背景曝光过度，看不清建筑物的样式。
“这是驻印度的英国安全机构弄来的照片，马丁拿它换走我整整一箱文件。”
照片上的圆顶让人想起东正教堂，复活节彩蛋，也许俄国洋葱？有几个笑得不太自然，其余都阴沉着脸，原因可能是天气太冷，伙食不好，或是括约肌麻痹。
“看看后排左起第三个人。”少校指导他用一种无关艺术的方式来观看：“面孔看不清楚，光线全让帽檐给挡住啦。”
阴影一直掠过鼻子的下方，只有下巴的轮廓是清晰的，面孔的其余部分藏在黑暗深处，而眼睛更是在深处的最深处，像是黑夜里的洞穴。
“问题是什么？想一想，你要问我什么？”少校的音调像是欢快的歌声，在湿度极高的空气中漂浮。
“他是谁？”小薛从来都是一个懂得凑趣的人。
“对啊，对啊，他是谁，他是谁呢？”
萨尔礼少校迅速展开手里的纸条，用歌唱似的声音朗读起来。像是知道听众期待已久，像是迫不及待要揭开谜底，像是在宣读热心于租界公共慈善事业人士的年度名单，或者是介绍哪个大善人的振奋人心的事迹——
“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工运中突然冒出头来，工友当中有人夸他聪明果断，有人说他心狠手辣，但不管怎样，很快他就从众人的眼睛里消失。半年以后，有人看见他在苏联驻沪总领事馆里开车子，穿着司机制服，后排上坐着武官先生，有时候连总领事先生也来坐他的车子，他开一手好车。这不奇怪，大家都说他学什么都很快。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的职业生涯如此短暂？我说的是这份司机的职业。也没有人知道后来那段时间他又去干什么。只是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份，在忠于沙皇的白俄流浪汉向黄浦路10号苏联领事馆的玻璃窗扔石块时，有人看到他拥挤在人群里。他谎称自己是被喝醉酒的前哥萨克骑兵殴打的好市民，向公共租界的巡捕报案。那以后他又是跑到哪里去鬼混的呢？有人说他在伯力，有人说他曾到过广州。”
“……直到那一天，他突然出现在这张照片上。他们不是同班同学。他们中有些人是去莫斯科学习革命理论的，有些人学习电子通讯技术，另外一些人的必修课程是把汽油、橡胶和镁粉装在伏特加酒瓶里。关键是不能放太多汽油，汽油过多会浇灭引信。不久以后，他们就各奔前程，没人知道他去哪里，英国人在孟买闯进一家当地报社，抓住几个家伙，有人藏着这张照片。天知道他为什么把照片藏得这样好，在皮箱的夹层里，和那些备用的假护照放在一起。要不是他把照片藏得这样严密，没人会注意一张照片的。那样一来，别人就拿照片上的这些人来玩有奖问答游戏，答对有奖，答错者接受惩罚。到最后，所有的答案都按照标准格式打印出来，复制成许多份传遍亚洲各地。有人被捕，有人至今不知去向，还有一个人被发现早在两年前就死在汉口的监狱里。直到最近我们才对照片上这个人——对这个因为帽子遮挡看不清面孔长相的人产生极大的兴趣，部分是因为南京几名专家的研究。我相信他是个自大狂，他不断地更改名字，顾三，顾廷龙，顾福广，但总是不愿意改姓，因此我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自大狂。”
少校满意地长吁一口气，往椅背上一靠，手在那排烟斗前举棋不定。
“那么——他就是那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那么他就是她的上级？有人想跟你见一面，那是不是他呢？小薛有些惊慌，他怀疑自己会不会让人一眼就看穿。
“恭喜你又答对啦！”少校再一次找回歌唱般的欢快节奏。忽然之间，他又变得沉默，若有所思。准备出发上岗的巡捕们在窗外楼下某处空地上列队集合，口令在沉闷的空气里嗡嗡作响。不太整齐的跑步声，尖锐的哨音，装甲巡逻车的司机试着拉响车载警笛，让它发出两声短暂的刺耳尖啸，撕破笼罩在薛华立路这幢大楼周围的潮湿气幕。不一会，四周又安静下来。
“我要的，不仅是找到他，抓住他，让他交代出组织里的其它人。不光是这个，甚至根本不是这个。我要你去熟悉他，开动脑筋研究他，摸清他的行动规律，看看他到底能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来，让他变成大明星……”
少校突然停顿下来，他望望小薛，似乎有些疲倦，像是长篇大论已让他耗尽气力，他喃喃地说：“我们需要一个大明星。”
小薛以为他完全明白萨尔礼少校的意思。少校一定是觉得该到他显显能耐的时候啦，同时，顺便——也该到让他小薛（老友的这个孤苦伶仃的儿子）显显能耐的时候啦。
他从来不会让自己想得太多，做法对不对啦，后果啦，甚至——意义啦。他从来只管眼下——未来这两个字在他看来就等于明天，顶多是下一个礼拜三。他常常误以为自己是赌徒，结果要不就赢要不就输，千万不要去想别的东西。在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时，他就变得越来越听天由命。但是，事实上，他总是由着自己的处境引导他去做某件事，而不是让他不去做那事。他不懂得停下来，想一想能不能回头，他一直看着眼前唯一的这条路，往前走。
他走在法大马路的骑楼下，在中国实业银行的门口停住脚。至少，巡捕房的这份活让他手头突然变得很宽裕。出门前，少校让他到特务班的马赛诗人那边转一圈，人家递给他一张支票。这不是巡捕房的薪水，账户以注册在福煦路的某家娱乐公司的名义开立，在一定限额内支取，对马龙特务班正在进行的一项特别调查活动给予必要的赞助。“青帮的红包”，马赛诗人说。他在银行里把支票兑换成现金，到水果行提上一篮花旗橘子，沿着被一家小鞋帽店和宝芳唱片行夹在中间的楼梯往上走。
楼梯通向星洲旅馆，招牌在二楼窗外的骑楼上高挂，帐台就在二楼楼梯口。打开门，冷小曼站在门背后。他刚想伸手去抓她旗袍袖子下露出的那段胳臂，她就侧身避开。而等到他挠着鼻子（用那只刚缩回的手），刚堆起讪讪的笑容时，她又突然扑上来搂住他。
她喝过一点酒，桌上有酒杯，有酒瓶，她的嘴里有酒味，而她不太喜欢喝酒（很少去碰餐桌上的酒杯）。他假装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假装完全被动地亲吻。她的动作里有太多的兴奋，像是因为刻意而显得过火的表演，他假装自己的手是完全自然地滑落，从她的后颈一直滑落到她的腰下。
幸亏他假装，幸亏他装得不明就里，反应迟钝，要不然他对她的举动所产生的误解就会让他错失一些东西，错失聆听她的故事的难得机会。她很快就从他怀里退身（幸亏他没有使劲抱她）。
窗外飘荡着从留声机喇叭里传出的高亢戏白。间或有琴弦拨动，咿咿呀呀，还有响板，与无休无止的牌九噼啪声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因为走过许多路，也因为刚刚那短暂而激动的拥抱，小薛的衬衫下全是汗，而她的旗袍腋下也有一小块深色斑渍。
她告诉他的故事可谓悲欢离合，他从前以为只有小说里才会有这样的人物，这样难以抉择的处境。他很难相信判决爱情有时候就是判决生死，他也很难相信一个人可以被自己的处境逼迫着走出那样许多路（往深里想，他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一刻他觉得自己错失良机，有一刻他觉得自己不该听她述说，他可以简简单单，做一点更加轻松的事，然后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他怕自己落到陷阱里，再也不能回头，他觉得自己离开那个陷阱只有一步之遥。
二十七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
冷小曼找不到别的办法。还有更好的办法么？要说服他与老顾见面，组织上出面找他来谈谈。“要争取让他成为我们的同路人”。还要确保安全（对他的身份我们至今没有把握）。
况且她还有一件为难的事，她对老顾说了谎。宝来加号船舷旁他们偶然遭遇，此前她并不认得小薛。他们俩并不是旧相识，她对组织撒谎。她当然不是要他来帮忙圆谎——
也许她可以再主动些。她还是有点把握的，多多少少——
她感到惊奇，如果说开始时她还是在扮演某个受难圣女的角色，怀疑自己的激情，乞求观众的尊重……可她自己却越来越深入情境，如同一场戏剧性冲突在内心展开。最终演变成一场无休无止的辩论，一方是她自己，另一方也是她自己。她想感动别人，却先把自己给感动，她想让事实变得更有说服力，结果却是逼迫自己越来越诚实。
她说到她对汪洋的崇拜，他的敏捷，他的热情，他的才华洋溢的演讲。她也谈到他的霸道，以及他在监狱里表现出的勇气。她爱他么？她问自己（目光同时扫向她的听众），并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后来一但是后来，她斟酌着词句，因为这是困难的段落，因为她从未对别人说过这些，甚至包括组织。后来她才发现，汪洋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他身边的一切都成为他的工作的一部分，都是次要的附属物。他对所有人都同样热情，对许多女同志都充满热情，但同样，所有其余的热情都是次要的，唯一要紧的是工作。
她失望过么？她在内心里问自己（就好像小薛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探究）。然后断然回答，她根本就来不及失望。她和汪洋同时被捕，她告诉小薛，大逮捕，组织被整个破获。刚进监狱吃的那些苦头，她不想说太多，不知为什么，她认为说出那些事来，会让她在小薛面前丢脸。就好像那些事实在太丑陋，以至任何人只要稍稍沾上它，都会觉得丢脸。
她已完全入戏，暗自祈求观众的响应。她希望小薛适时提出问题，好让她有机会再次审视自己，好让她有机会辩白。她告诉他曹振武提出的条件，她告诉小薛：“他说以当时的形势，以他当时的身份地位，要把她从那里捞出来，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自家人，只要她是他的太太，他就有理由说服人家释放她。”她希望小薛支持她，或是反驳她，嘲笑她的软弱，但他只是沉默。像是个预先已对表演者充满崇拜之情的好观众。
这一次，她希望由薛来提出那个问题，那么——曹振武提出这条件（或者说她一开始的拒绝），到底与汪洋的死有没有关系呢？那样她就可以辩解说，曹振武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这担保她不敢对组织说，但她希望能告诉小薛。她有过怀疑，戈亚民问她那个关于时间的问题时，她曾细细思量，她询问别人汪洋牺牲的具体日期，回想天气，云彩和风，回想士兵的军装，掰着指头排算，努力想要确定汪洋的牺牲，是不是正在她先是拒绝继而接受的那段日子里，或者能够排除也好。她怀疑是因为她自责，在她已变得十分模糊的记忆里，她最后接受曹振武的求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