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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显然他是想要制造混乱。
冷小曼看见林培文朝康悌路跑，她跟在后面，想追上他。她猜想开枪逃跑的人一定是自己同志。是和林培文一起过来的。街上的人突然多起来，在各处弄堂口簇拥着看热闹，沿街二楼也有人伸出头来，似乎枪声一点都不值得害怕，似乎这是哪部电影的拍摄现场。
现在，路上没人奔跑。康悌路还是那条在早晨显得特别安静的康悌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林培文已从人群中消失。她只好放慢脚步，脑子里转着一千个念头。她不知道现在她该不该回到那幢房子里，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回去。幸亏她看到那个家伙，幸亏她立即出门，亲眼看到这一幕。要不然她还蒙在鼓里。那幢房子此刻很危险。
她愤怒地想，林培文为什么不赶紧去那里，为什么不赶紧找到她，通知她，告诉她该怎么办？
她仍在仔细分辨前方的背影。也许她该找个电话打给老顾。可她不敢借用路边小店铺的电话，不能让人听见。街道转角上有一家小客栈，她犹豫半天，觉得旅馆前台上的电话机也不够安全，多给两角洋钱也不能保证让茶房闭嘴。租界里到处是巡捕房的眼线。
她猜想吕班路上应该有公共电话亭。她穿过一条弄堂。大白天，铁门都开着，阳光还只照到房子的三楼窗上。夹弄里凉风习习，气息潮湿，散发着隔夜的油烟味，还有一股掀开盖晾晒的马桶臭味。这些气味让盘根错节的弄堂十足像是这个城市的某一段肠子。
她觉得背后有脚步声，皮鞋踩在青砖地上。在安宁的弄堂里，这声音如此清澈，带着回声。转弯时她朝身后望去，她看到他，又是这家伙，她注意到今天他没有肩背那架硕大的照相机。她加快脚步，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着她？可她确信他认得她。
她怀疑刚刚发生的事与他有关，进而猜想康悌路口的抄靶子绝不是偶然事件，她怨恨林培文为什么跑得那样快，如果他在，他们可以伏击这个家伙，用砖块，用棍子，或者用随便什么东西把他砸晕。
显而易见，他是她的敌人。她猜想一定是他把巡捕房的人引来的。他多半是巡捕房的暗探。她搞不懂他怎么能找到贝勒路联络点，她怀疑是她出门时让他看到的。她想人家说得的确没错，她很容易让人家认出来。她必须尽快与老顾联系，眼下的紧急情况，她必须立刻向组织汇报。
横向的夹弄通向辣斐德路⑴。她走出弄口，焦虑地等在街沿。要等到安南巡捕转动指示牌，她才能越过吕班路。梧桐树下是一段刷着黑漆的篱笆围墙，围墙里头是法国公园⑵的树林。透过米字型格栅的公园大木门，她看到阳光照在草坪上。在大门西侧，她找到电话亭。
两帮洋童正在厮杀，争抢公共电话亭这块地盘。弹簧门撞在一颗枯草色头发的脑袋上，男孩倒在电话亭门边。两个帮派顿时逃散。负责收钱兑换电话铜币的老头坐在亭子里，冷漠地望着小孩们。
一直等到冷小曼走到跟前，倒地不起的战士才突然大叫一声，跳起身来，朝公园大门方向冲去。
街道上安静下来，只有五月份暖和的微风摇晃着梧桐树叶。可她没带钱，她没有拿手提袋，她身上连一角铜钱都没有。
后来小薛告诉她，当时她站在电话亭里，神情焦虑，好像一只困在笼中的小鸟。
而那个家伙，正隔着电话亭的玻璃窗朝这只慌张的小鸟微笑。如同前不久他在甲板上，迎着吴淞口的江风，迎着早晨的阳光望着她的表情一般无二。
“我在船上见过你。”
他笑嘻嘻拉开弹簧门，伸进脑袋来对她说话。
冷小曼想她自己不该承认：“什么船上？我不认识你。”
“随便你。但我可以给你这个。”
他又把头缩回去，玻璃窗上有一枚电话铜币，他伸出一根手指把铜币顶在玻璃上，让它在玻璃上滑来滑去。
她猛地拉开门，走出电话亭。粗枕木格栅上还沾着昨夜的露水，他在公园大门口拦住她。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冷小曼大声说，一对年轻的情侣隔着两米距离，一前一后走进公园。男的回头看看她，无动于衷，他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要不然大清早来公园干什么呢？），没空理会别人的闲事。冷小曼的眼角里有一抹红缨，安南巡捕站在门亭边打哈欠。茅草亭盖湿漉漉泛着金光，门亭采用上诺曼底的古法建造，用粗壮的枕木搭成框架，再用砖块泥灰填平空隙。巡捕似乎对目前的情况很感兴趣，脚步犹犹豫豫，正向这边移动。
她一阵心慌。不知道该不该叫喊起来。她想到自己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夹在巡捕房的档案中，插在捕房墙上挂的嫌疑犯照片栏里。她扭头朝公园里走去。她责怪别人没发给她武器，她要是有枪，肯定一枪打死他，她忿忿地想道。
今天是礼拜天。公园里一大早就有很多人。游客没关系，让她担心的是那些巡捕。安南巡捕和华捕不时从横贯南北的公园大道岔路口冒出头来，小个子的科西嘉骑警全副武装坐在马上，视线可以沿着大道从南门一直望到北门口。
而这个家伙还在跟着她，在她身后，始终与她保持着两步路的距离。
⑴Route Lafayette，今之复兴中路。
⑵又名顾家宅公园，即今复兴公园。
十七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十二分
小薛从不缺乏想象力。优秀的情报员要依靠想象力，萨尔礼少校对他说。少校没花多少时间去教他怎么做。他怀念战时岁月，怀念泥泞的战壕，怀念一边是炮弹把青草烧焦的味道，一边是平原的下雨天里才会从地底深处泛起的那种发霉的土壤气味。他把昨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怀旧上，回忆小薛的父亲与他的战场友谊。桌上放着皮埃尔拍的照片，他管小薛的父亲叫皮埃尔。他对小薛说，我会给你机会。现在你有一个在租界里做大人物的机会。无论他为薛做什么，都是为皮埃尔（上帝保佑他）。租界巡捕房总是需要人才的，何况——少校一向重视父系在遗传方面的作用——你是法国人。
“要做一个优秀情报员，”少校告诉他：“必须——首先要具有想象力。事情不会清清楚楚摆在你眼前，它只会露出一点点迹象，剩下的就全靠你的想象力。巡捕房里每个探长手下都有几十个情报员，到督察这一级就更多。但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直接向我汇报。”
那天特蕾莎用枪指着他，吓得他魂都快掉，走投无路，只能靠编瞎话蒙混过关。他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觉得一个敢把枪支弹药卖给共产党和青帮的女人，怎么可能被他用这种拙劣的谎话就蒙混过去呢？夜深人静，他就开始怀疑自己很快会露馅。特蕾莎会像质问他那样当面质问老顾，到最后他们就会把事情弄清楚。真相大白，是他小薛在捣鬼，然后有人就会来找他。找到他的办法很多，趁他熟睡时闯进门来，在弄堂黑暗的那头堵他，甚至在澡堂热雾弥漫的汤池里，伸出几双手连按带拖，把他踩在浑浊滚烫的池水底下。
半夜里他吓出一身冷汗。他开始盘算还剩下多少时间，他有没有时间逃出这可怕的漩涡？特蕾莎会把对他的怀疑告诉陈，然后——就像是一只曲折撞击的台球——这个有关鬼头鬼脑的小赤佬的故事会传递到那两个年轻人耳朵里，然后是老顾。
突然之间形势逆转，突然之间，少校让他变成手握租界隐秘特权的巡捕房密探，这不能不让他内心深处产生一些感激之情。他急于有所表现。少校让他寻找贝勒路那条黑黢黢的弄堂，他曾跟踪某位香港商人至此，几个人走进弄堂，之后全都消失不见。
他一直在对马龙班长编故事，他向来是能混就混过去。但少校如此看重那段往昔友情，让他感动万分，少校让他带人去看看那幢房子，他只能答应。可是一看到马龙班长调动大量人手，他又犹豫起来。他还在生马龙的气呢，他可不想让他占便宜。他当然记不清那幢房子的具体位置，贝勒路的里弄看起来都差不多，这简直让他觉得庆幸。
一大早，他从贝勒路这头走到那头，来回好几次。连一向沉稳的马龙班长都有些不耐烦，带几个人到康悌路口抄靶子。这是巡捕房的老一套，制造紧张空气，看看有什么人会惊慌失措。
他看到这个女人突然停住脚步，他发现巡捕房设置的临时路障边，有个穿白色帆布洋装的年轻人正在等候过关。他一眼就认出这个年轻人，是本迪戈餐馆里的老朋友。
现场一片混乱，她却没像寻常路人那样驻足观望。她扭头就走，疾步离开，趁乱穿越巡捕房设置的封锁线。他全看在眼里，她跟在年轻人背后，她把目标丢失。
他想起少校有关情报员想象力的论断。他觉得自己单靠想象力就把过街楼窗口的女人与军火交易联系起来，进而猜出过街楼就是那天夜里他们碰头的地方。的确够得上当个合格的情报员。他原本被迫暗中窥度特蕾莎行踪（目标仅仅是她一个人），其余的人都伴随她而来，进人他的视线，是附带的，是次要人物，是他绞尽脑汁时的应急招数，是故事难以为继时的替代角色。等到他看见这女人，顷刻之间，所有人物在他的头脑中全都各自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
不过这会他把他的想象力用在猜度她惊慌失措的心情上——
趁着巡捕们乱作一团，他独自一人跟在女人身后。她在红砖砌墙的阴凉深巷里疾走。砖墙下半截用水泥涂抹，沾满褐色的水锈和墨绿的青苔。阳光下，几缕飘舞的棉絮掉落在头发上——此刻是烫卷短发。船上那会，她梳着爱司头。旗袍比薄呢大衣略长出一截来，鹅黄和绿色的格子。转过夹弄时她的身体向左一侧，头部向前略倾，好像转弯那头有一张她熟悉的面孔，值得用这方法来让人家大吃一惊。等到她手臂一摆，从墙角消失的那一瞬间，米色的大衣下像是有条鲤鱼在扭动。
那天早上第二次再来贝勒路，一看到那女人站在窗口，他就猜出故事的一大半。出于某种他自己这会还弄不清楚的原因，他没有对马龙说实话。
连脾气最古怪、从来都是板着脸的安南巡捕也不再让他害怕，这得感谢少校。他伸手抓住她的手腕，快活地朝安南巡捕叫嚷，用的是法文，没人听得清他到底在说什么，也没人想搞明白。
她朝他瞪眼，但还是顺服地跟着他走。他带她转上一条鹅卵石小道，两旁是齐膝高的围栏，圈着草坪，小路穿越草坪，通往荷花池。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因为他在船上看到她掉眼泪，也许因为他并不认为一位美貌妇人也有可能是致命的，也许因为他总是隔着镜头去看待那些让人恐惧的危险事物。可少校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金利源刺杀案是共产党干的。
“你倒没带着照相机？”她突然回过头来说，没意识到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近乎坦白承认。
她茫然注视着池塘边的水草，注视着灰喜鹊。
“那么你想起我来啦？”他自己也想起那些海上景色，在阳光下泛着银光的鱼群，用灰绿色帆布遮盖的救生艇，甲板上的胡桃木小桌。她怏怏不乐，惊讶地看着他的照相机，恼怒地扭头离去。
此刻她也同样恼怒。她一言不发，试图用最冷淡的方式扫视他一眼，转身便走。
小薛在她身后说：“那是我的职业，我是摄影师，嗯，摄影记者。”
这当然不是说谎。他一直都在把照片卖给报馆和通讯社，何况是现在。少校说，你不妨有另外一个职业。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巡捕房的番号，那你就要从下级探员干起，按年资提拔。但这里是政治处，我可以破格录用情报人员。适当的时候，如果我能够在你的述职报告下面加上几条评语，租界警务处可以直接让你当探长，甚至督察长。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有个公开职业，暗中来帮我做事。
少校打两个电话，约人家到法国总会喝上几杯。第二天《Le Journal Shanghai》⑴的主编就让人送信给小薛，他一到报社的写字间，就有人把聘书交给他，还递给他一盒烫金的名片。卡片上一面是法文，一面是中文。
她脚步一顿，犹豫片刻，猛然转头，眼睛里闪耀着奇异的光芒。小薛突然意识到，他的轻佻言辞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租界各种小报花掉整整一个星期的版面，把真相告诉给饭桌上亟待猎奇的小市民，她是刺杀案的同谋，她是金利源码头枪击事件的主谋，编辑们还找来她的照片，以证明她的美艳和蛇蝎心肠。
几家外国报纸和一两家严肃的中文报纸谨慎地（附有确凿的书面证据）指出，暗杀事件可能跟赤色暗杀组织有关。报纸同时刊发刺客团的正式声明（提供者身份不详。）。
少校明确对他说，这是一帮共产党。
这会他俩站在湖边。实际上，那只是个小水塘。往前走几步。有个木板搭建的水榭，用木桩支撑，插在水底的淤泥中。夏天在那里举办夜间音乐会，拉赫曼尼诺夫、德彪西，还有“美男子”萨蒂——lebeau。此刻在阳光下，这儿只有蝴蝶，还有几种不知其名的小虫。
他不太害怕共产党，在他眼里，他们都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也许现在正躲在租界外的某个偏僻省份。他们都是些胆大妄为的学生，几年前他们在上海闹出很大动静，租界里的外国人惊慌失措，他自己还有些幸灾乐祸呢，可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尽管如此，他们干的事情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在租界里，他才好算是主人，说不定他能把他们像客人一样招待呢——
“你放心，我可以做你们的同路人——”，漂亮话甫一出口，小薛的心里便有些发虚，微风荡漾，身影在湖面上阴险地扭动，像是个告密者。
“我同情你们。”他换一种说法。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不承认是对的，从头到底都不要承认。他用一种几乎是淘气的眼神望着她。沉默越是延长，情形就越发变得像一场调情。他越觉得自己像是个不可救药的登徒子，就越感到自信。
她捋捋吹乱的头发，四指并拢，曲起拇指，手势像童子军敬礼。显然，她有些气馁。
“你想要怎样？”疑问句并不能给人咄咄逼人之感，反而显得有些无奈。
“我一路跟着你。”
“你一路跟着我，想要怎样。”
他像是在说服她，说得恳切：“我想要帮你。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不想让我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可我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我倒想告诉你。何况你现在又不能回家。”
“为什么我要相信你？”
“为什么我不向巡捕报告？为什么巡捕房会搜查贝勒路？为什么巡捕房不知道你住在哪幢房子里？为什么我猜得到你是共产党？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
他觉得这一连串的反问像是段台词，他觉得观众应该鼓掌，他觉得表演获得极大成功。
“我知道的事对你们十分重要，你必须让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里等着我。今天是礼拜天，你可以装成是到公园来读小说的，我再去贝勒路看看情况。”
他转身离开，走出几步又回头，指指那水榭朝她喊：“别走开，等着我——”
他觉得他就像是个关切的情人在嘱咐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