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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则现在气势方张之滇、黔事变，乃根于南方不信任及厌恶袁世凯所生，亦由于人民为伪造民意所欺骗。盖彼固不愿以世凯为帝，始终未尝请袁世凯为帝。从今而后，谓袁世凯因一致民意而称帝之谎说，可一概消灭矣。今行贿劝诱，与夫调和等种种方法，既用之滇中共和党而失败，北京政府于是诉诸武力，以为解决国体之法。以愚所见，即使袁世凯因此而终获胜利，国内国外，亦将发生极悲之感觉。查推倒清室，建设民国而后，各订约友邦，亦几及两年，然后正式承认；袁氏果必主张变革，其承认之期，当较前为更长，可预言矣。总而言之，无论胜败如何，袁世凯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国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对于袁氏，不识取劝进之时机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当是之际，不受帝位而坚辞，吾知袁对内对外之威望，定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沦陷于力争帝位之地位，虽常人对于袁氏，未尝不望其保有威权，以成中国现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为帝，以致再发内乱，能勿觉其为值太大，而于国家无所裨益耶？”
自云南独立之讯至，袁即褫免唐、任、蔡官职爵位，一面谋以武力压服。二十九日申令云：“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近者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拥兵谋乱，通电各省，举动离奇，词旨唐、任等意存反侧，或被乱人迫胁，故有此前后矛盾之词。自知一己主张，与全国民意相反，故必将国民代表所决，一概加以诋诬，不与承认，以避违反国民公意之罪。不知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癸丑孙、黄之乱，亦于议会依法举定之元首而肆其反抗，但逞个人私图，蔑视人民公意，行动于法律之外，终为国民所弃。以昔例今，事同一律。法制拘束，本不便于犯上作乱之徒，然国家舍兹，何以立国？今唐、任等行动，直为违背全国民意，并即违背云南民意，自全国视之，直为国民公敌，此其大罪二也！三曰诬蔑元首。按唐、任等通电指斥元首之词，有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应请明誓拥护共和等语。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为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不可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仍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设使国民代表大会未经决定君宪之先，而元首即行帝制，又或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仍采共和，而元首偏欲独行帝制，则全国国民，皆可以违誓相责，何待唐、任诸人？乃今日之事不然，当国人讨论国体之初，不过论共和之利害，并未拟议推戴之人，此学者之常情，即元首亦不能目为谋叛，而施其禁令。皇帝当日且曾为变更国体不合事宜之宣言，然此不过个人意见之表明，亦无由妄行其权以左右民意也。迨至代表决定，举国推戴，又以信誓在前，辞让勿允，明令煌煌，可以按颂。以理论之，共和元首之机关，既为国民所不采，而一切法令，又经国民总代表声明，须与国体不抵触者乃为有效。是则《约法》所载大总统以及即位誓词，皆在无效之列，不过用固有之名义，以维持秩序而已。此时元首求所见信于国民者，应即宣誓不再维持共和，方为恪遵民意。设以机关仪式之誓词，再用之于今日，国民其谓之何？此本至浅之理，至常之事，特因唐、任等蔑视民意，故将与今日民意相反之誓词，引以力重，又不敢谓民意可违背也。故必先诬民意之非真，乃进而诬为一人之意，以遂其动摇国本，糜烂大局之谋。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君子有怀刑之戒，庶人有敬上之忱，庶与此次国民拨乱求治之心，乃能无背。若如前之孙、黄，今之唐、任辈，猖狂恣肆，动辄以推翻元首为词，名为拥护共和，实即为共和不适国情之一大证。幸而天福中国，国民觉悟，设不早改，则墨西哥五总统并立之事，决不免于中国之将来，流毒所贻，不知伊于胡底。即以唐、任一事为鉴，万不可再留共和名义，以为随时煽惑之资；必宜永远铲除，绝其萌蘖！唐、任此次诬蔑元首，藉以倡乱，应以大不敬论，此其大罪三也！唐继尧、任可澄等具此三大罪，应请立予宣布罪状，克日出兵致讨，以翦凶顽而固邦国！本院为此依《约法》第三十一条第七款提出建议，奏乞施行等情。”
“又据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及各路统兵人员先后来电，咸称唐继尧、任可澄、蔡锷通电煽乱，请加惩办各等语。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二十一日以前，迭次电称滇境虽有乱党秘密煽惑，现在防范甚严，决不致发生事变。乃未逾数日，遽变初衷。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任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由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五年一月五日，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此人所谓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者，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忧劳过于平民，诚非虚语。矧在今日，为竞存时代，为君之难，百倍于古，倘视南面为尊荣之地，元首为权利所归，是于立君本意及君之责任，全未体会，即此一念，必致误国殃民，灾及其身而后已。民国成立以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各趋于权利之极端，为非分之希望，或逞强力，或饰巧言，百计经营，务偿厥志，几若朝持魁柄，夕正首邱，亦所心愿。其次即暂据一隅，犹足慰情聊胜。至于何以抚辑人民，何以统治军族，何以因应国交，概不之思，其暴烈分子，行同盗贼，惟利是图，固无论矣。即号为有政治思想者，但凭心理之偏倚，不顾事实之利害，凿空向壁，大言炎炎，按之毫无实际。夫美锦尚不可以学制，顾可以亿万生灵，供其轻心试验乎？回溯以往四年，此辈多入政界，底蕴毕宣，绝少表见，一误再误，害中于国。推原其故，由于此辈但知居高之尊贵，而不知应事之艰难，权利是争，责任不负，鼎折覆悚，势所必然。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何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难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倘有墨、卜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倖一逞，偿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谭。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同日，又申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并派曹锟率师进扎云：
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分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各省军民，皆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邦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频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为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王意。此令。
二十五日，又申令将军及统兵大员进剿滇军云：“迭据四川将军陈宦电称：蔡锷等率领叛军，侵犯川边，宜宾县及燕子坡、横江一带防营八百余人，被叛兵以大队突来围包攻击各等语。查蔡锷等反复变诈，入滇煽乱，当经褫夺官职，听候查办，冀其或能悔悟；乃竟率领叛兵，袭攻官军，甘心作乱，扰害治安，未便再事姑容，着附近各将军及统兵大员分途进剿，以保地方而奠生灵。此令。”
而无奈所派遣入川之军，败于蔡锷。外交又遭诘问，文书改元，使馆皆却还外交部不受。一月一日既未登极，又屡改其期，至二月二十三日，袁有明示延缓登极之令：“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至此尚须补述延缓登极之另一重要缘原，则五国警告之来，袁知虽为五国联合，日本实为原动力，遂谋挽回日本之感情，冀得外交上之援助，拟牺牲某项权利，为日本承认帝制之交换条件，先与日公使商议，日使电告本国政府，得其承诺，袁氏遂以祝贺日皇即位大典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拟即启行。日公使特于一月十四日晚，招请周使等饯宴，席间表示日本政府十分欢迎之意。周定十七日启行，而随员则已早日先行。及十六日，日公使忽至外交部，谓奉本国训令，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且避两国间各种误解起见，请中国特使延期启行。此耗一来，袁氏之威望丧尽！及滇、黔事起，日使诘问：“贵国政府前言实行帝制，国内断无骚扰，今云、贵之事，何时可平？又其他各省，是否能保无变动？”是时袁又探悉日本招集宗社党于满洲，举勤王军之计划。各省既先后动摇，出师屡遭挠败，外论尤迫蹙，始悟向以为外交无问题，莫予为难者，实存心捣乱，大上其当。国内外情势既变，遂知帝制难成。
第六节帝制之撤销
三月二十二日，袁遂撤销帝制，废“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复焚毁关于帝制之公文，凡八百数十件；又自称为大总统，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其申令如下：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