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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闻日公使与韩廷议结，又得赔款，大为不平。时袁之权力尚不能直达清政府，惟鼓吹吴长庆、丁汝昌辈，羽檄奔驰，以日索赔款于韩廷报告清政府，欲施干涉手段。清政府遂令驻日东京清公使及丁汝昌出为调停，而日国决然不许。袁乃请吴曰，可先将大院君拿问。遂于八月二十六日将大院君拿交丁汝昌水师军舰，送天津交李鸿章审讯。
“日使花房义质入王京，以焚馆逐使为言，要挟过当，议不行。义质恶声去，示决绝。朝鲜惧，介建忠留之仁川，以李裕元为全权大臣，金宏集副之，往仁川会议，卒许偿金五十万元，开杨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埠行程地，宿兵王京，凡八条，隐忍成约。自是长庆所部遂留镇朝鲜。”（《清史稿》卷三一三）
清兵驻韩，加以袁世凯所带亲兵多其家乡无赖，穷困数年，自以从征属国，遂肆行暴虐，无所不为，韩国几无尺寸干净土矣。故当时各种新闻纸皆纷纷登载，而清御史张幼樵亦上疏弹劾吴长庆，清政府乃命李鸿章责吴治兵不严，令查办营中闲散人员，资遣回国。吴本端谨人，在清国军界颇负时名，既受言官及各报之笔伐，又受政府之申训，遂传集营员，极力整顿。时有参将黄仕林者，从吴军历有年数，颇著功勋。其帐下人向获一民女，颇美丽，拟献黄，为袁帐下人所夺。黄往告袁，袁置不理，黄以是衔袁。适吴集众会商，黄乘隙禀于吴曰：“所有种种不法事，皆袁所带亲兵小队为之也，我曾目睹告袁，竟置不理。”袁闻之隐忍不发，次日率队巡查，适有黄营弁入韩民宅强奸，为袁所获，遂就地正法示众，旋诣吴禀报。而袁所杀者乃黄最亲之私人，黄切齿，持手枪径往袁所。袁诣吴未归，黄愤不遇，毁其室而去。袁从者诣吴营禀报，黄亦至吴营，吴度黄来意不善，令袁暂避。黄至愤不一语，必欲得袁而甘心，虽长官亦无顾忌。嗣吴因调黄移兵他所，与袁隔绝，困始解。越数日，袁有马夫随袁出巡，怀女衣一袭，袁察觉，盘诘由来，言语支吾，即就地枭示。庆军自袁两次重惩后，纪律一振，即袁爪牙辈亦大悚惧，韩境稍安，吴大奖袁能办事云云。
光绪九年，中法越事起，将有战争。筹备海防，本欲调吴全军回国，因日国驻韩公使馆有护卫二中队，欲与日国相持，遂调其大半回防，至金州大连湾等要害处。留千五百人驻韩，隐与日抗。然此千五百人须有统率者，吴遂向李鸿章密保袁世凯才能智略，足胜此任。李鸿章准吴所请，派袁为庆军营务处，遂有总辖三军之权。而袁世凯三字，亦遂达于李鸿章之耳中。
“就在这一年，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向清军开火，中法战争爆发了。”“由于朝鲜形势表面缓和，李鸿章命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金州，留下庆字营的另外三营交给袁世凯统带。改派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而以袁为会办。”（《袁世凯演义》）
吴长庆移师内渡，袁世凯遂为驻韩千五百人之首领，乃大施诡秘方略，内结好于李鸿章，以达其迁升目的。
“自李鸿章回任北洋大臣以来，袁就动脑筋，觉得如果能够巴结上这位位尊权高的三朝元老，比在吴长庆手下当一名偏裨小将好得多。于是经常越级言事，或者在密告中说吴长庆的坏话。李鸿章的耳根子素来很软，加上袁又善于逢迎，他就开始重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与吴长庆日益疏远。”（《袁世凯演义》）
外嗾韩人分党，使事大、独立两派自形畛域，互相倾轧。独立派首领为金玉均、朴永孝等，事大派首领为闵泳翊。袁与闵族多订密切交，闵为袁通消息，凡韩王之一动作无不报知。而韩朝野俊杰之士均以受清压制为恨，其全国人民亦以受清兵之凌驾为苦。惟昏庸之韩王犹豫不决。总之除闵族外，无不欲脱中国而自立。清法衅起，法海军攻福州、台湾，清势甚危，韩欲离中国之谋日彰，袁世凯虽运用诡谋，亦只能探韩王之秘密，奈人心何？袁见事机将败，遂密禀李鸿章，录其原禀于左：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向王前煽动，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而独立。探其本原，由法人衅起，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起衅俄人。欲乘此时机，接引强邻，称雄自主，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闵泳翊等意见稍歧。似此情形，窃虑三数月后，形迹必影。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殷忧。该国王日事嬉游，不亲朝政，复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来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后患实非浅鲜。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开后，人心渐歧，举动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卑职日夕焦思，寝兴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台、福两处告警，讹言四起，恐韩人不久必有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本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
李得袁禀，即转告清廷。
第二节甲申之乱
光绪十年甲申冬，韩京设邮便局，大开祝宴。独立派首领金玉均、朴永孝等，预约党人，乘机举事，并窃通声气于日竹添公使。是日祝宴甫开，而金、朴等羽党齐集，遂杀事大派首领，六大臣同时被戮，韩京大乱。韩王恐怖，照会日竹添公使保护，日公使应韩王请，尽率保护使馆之二中队入宫守卫。袁世凯闻变，遂率兵往袭王宫。以日公使先在宫中，乃致书于日公使，其旨谓应韩民之请，率兵保全王宫，约日公使面商保护方略。书甫入，日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时韩兵守宫门，日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与日军相接。清众日寡，势不敌，日公使势甚危，韩军携轰雷一具入宫。日军知清兵性贪财物，取时计系轰雷机，袁兵果争取，触机爆发，炸伤多人，毁屋数间，袁兵始不敢前进，日公使乃得乘间出。韩王为袁世凯拥至清营，其富遂大受清兵蹂躏。汉城大乱，日国旅韩商民遇害者四十余人。竹添公使逃至仁川，报知政府。金、朴等仅以身免。甲申之变，在金、朴等不过欲锄灭昏顽误国之臣，使韩自强独立，亦谋国之忠也。讵臆袁擅入王宫，肆行杀戮，致成一大变乱乎？此袁激韩京甲申变乱之大略也。
“（光绪）十年，朝鲜维新党乱作。初，朝鲜自立约通商后，国中新进轻躁喜事，号‘维新党’，目政府为‘守旧党’，相水火。维新党首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谋杀执政代之。五人者常游日本，暱日人，至是倚为外援。十月十七日，延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并朝鲜官饮于邮署，盖英植时总邮政也。是日，驻朝日兵运枪炮弹药入日使馆。及暮，宾皆集，惟日使竹添进一郎不至。酒数行，火起，乱党入，伤其国禁卫大将军闵泳翊，杀朝官数人于座，外宾惊散。夜半，日本兵排门入景祐宫，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入寝殿，挟其王，谬言中国兵至，矫令速日本入卫。十八日天明，杀其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总管海防闵泳穆、左营使李祖渊、前营使韩圭稷、后营使尹泰骏；而乱党自署官，英植右参政，玉均户曹参判，泳孝前后营使，光范左右营使，载弼前营正领官，遂议废立。”
“议未决，而勤王兵起。十九日，朝鲜臣民籥长庆平乱。长庆责日使撤兵，及暮不答。其臣民固请长庆兵赴王宫。及阙，日兵集普通门发枪。长庆疑国王在正宫，恐伤王，未还击，而日兵连发枪毙华兵甚多，乃进战于宫门外。王乘间避至后北关庙，华军侦知之，遂以王归于军，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殉，泳孝、光范、载弼奔日本。日使自焚使署，走济物浦，朝民仇日人益甚。长庆卫其官商妻孥出王京。”（《清史稿》卷三一三）
然世凯所以出此暴举者，实大有深意焉。世凯既拥韩王至军营，遂飞电报告李鸿章，转达政府。其作用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录其报告李鸿章之电文于左：
十八日晚逆党金玉均、朴永孝等，藉日本兵力，戕杀大臣六人，汉城大乱。臣民纷纷来营禀报，据称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国王吉凶奠测，乞求援救。卑职闻报，即派兵前往，并先致函日使，略云应韩臣民之请，派兵保护王宫。劝其将兵队退出，以靖人心，勿受乱党之愚，激成大变。候其复答，自辰至未，该使竟置不理。复饬营弁持名片往询，日兵竟开枪击毙我弁兵各一名。我兵甫入宫门，日兵即放排枪迎击，持战一时之久。幸我将士奋不顾身，拼命攻击，伤亡共十四人，日兵不支，由便门逃出。我军遂入宫搜拿余党。不料日人狠毒，预伏地雷，兵丁误触雷线，炸毙两人，毁殿屋九间。于宫侧庙内寻得韩王，惟乞救护。询问六大臣何罪被杀，推以不知，皆日使与金、朴诸人所为。王不敢居住宫内，乞为设法安置，遂议到营暂住。卑职一面派员访拿乱党，保护宫殿，弹压地方；一面严申军令，有敢擅动臣民一草一木者杀无赦。党首金玉均等，闻已随日使逃窜，余党潜伏，人心惶惶。查此次变乱之原因，系竹添与金、朴等谋使韩王叛我以自立，因此六大臣平素皆恭顺于我，遂先杀之以决王意。窃思数十年来，我国家糜饷劳师，保全藩属，仁至义尽，该国王昏庸暗懦，暮楚朝秦，若不急早图之，后患何堪设想。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为行省，许各国往来通商，各国必不与我为难。所与我争者日、俄耳。俄不过欲在太平洋得一不冻海口，可虚与饵之；我之海陆军尚可与日本抗衡，日苟与我起衅，尚左券可操。卑职居此日久，密迩东瀛。彼国虽偏小，上下一心，其图谋并吞高丽，形迹已彰。若复数年，羽毛丰满，则难图矣。且此次之变，日本擅自带兵入韩宫，戕杀大臣，其荒谬无礼，亦公法所不容。时哉不可失，惟宪台裁之。
李鸿章得袁禀，意颇嘉许，遂密商总理衙门。当时清国电报转折甚多，是电露透，为日东京新闻访事人以重金购得，揭载报端。日国遂开临时阁议，研究此事，预备一切。清政府遂派吴大澂、续燕甫二人为钦差查办大臣，带战舰二艘，驰往朝鲜，欲收改行省之效果。不料日政府已先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带兵千人，直捣韩京，与韩政府谈判，征收赔款。事平，续、吴始抵韩，见日国与韩廷交涉已定，且探日国尚有数千兵预备续渡，又见报纸遍载袁、李往来函件，知事机已泄。清政府遂密授意与吴、续二人，阳为查办致乱之原因，以了此局。
“朝鲜具疏告变，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有兵舰六艘，并载陆军登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三，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清史稿》卷三一三）
第三节中日天津之谈判
日政府以清此举虽中止，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于是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赴清廷，大旨约请彼此撤退驻兵，并请清查办擅杀日人民之弁兵，共保东亚和局。
光绪十一年四月，日全权大使会李鸿章、吴大澂，于天津谈判。李、吴谓日竹添公使不应带兵入宫，擅杀韩大臣。日两全权大使谓袁世凯不应先行开枪，并纵兵妄杀日商民。李、吴袒袁特甚，彼此互辩不屈，议将决裂。逮十八日，清忽变计，容日要求，结彼此撤兵条约，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约内载明互撤驻韩兵，将来遇有派兵事均须先行知照。条约结后，在表面观之，两国感情系已融洽，究之实有不可已之势。盖清始欲用袁谋以图韩，兹不但不能遂欲，而转受人牵制。在日本以清政府欲谋朝鲜，有唇亡齿寒之忧，须臾不能去。故日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两国交际上有此种种触绪，加以朝鲜藩属问题未能解决，遂生出以后之恶感。
“（光绪）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谕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其余商议各节，务当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三月，约成，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于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朝人或有内乱，强邻或有侵夺，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其所注重实在于此。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藤于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练兵事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藤再四磋商，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第一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第二条，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第三条，朝鲜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点易数四，乃始定议。夫朝廷睠念东藩，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至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既无以复君命，更无以息众忿，亦系实情。然我军保护属藩，名正言顺，诚如圣谕谓’提督所办并无不合，断不能曲徇其请’。因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姑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己意，与国无干。譬如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固是常情。至伊所呈各口供，谓有华兵杀掠日民情事，难保非彼藉词。但既经其国取有口供，正可就此追查。如查明实有某营某兵上街滋事，确有见证，定照军法严办，以示无私，绝无赔偿可议也。以上两节，即由臣照会伊藤，俾得转圜完案。遂于初四日申刻，彼此齐集公所，将订立专条逐细校对，公同画押盖印，各执一本为据。谨将约本封送军机处进呈御览，恭候批准。臣等禀承朝谟，反覆辩折，幸免陨越。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俾朝鲜整军经武，徐为自固之谋，并无伤中、日两国和好之谊，庶于全局有裨也。’由是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清史稿》卷三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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