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退房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向我道了声再见。真不知道他遭遇到什么，而今又在何方？也许已经如愿以偿地在巴黎开画展了？也许他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天天上电视台找人的小伙子已经是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了吧？青春岁月的那种执着追求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真是天道酬勤。第三天我竟然打通了杨澜的电话。 当电话忽然有人接听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声音非常熟悉，是杨澜！“杨澜，你好！我是兰州的朱军。” “啊，你好。”她竟然记得我。 “我来北京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东门，你能接我进门吗？” “对不起，我不在台里，我在外地呀！” 顿了两秒钟，杨澜问我：“你住哪里呀？” “文化部招待所。” “怎么住那么远呀！那边有招待所吗？干脆你住燕京饭店吧，梅地亚太贵了，我在外地不方便，等我回来咱们再联系吧。” “好啊，谢谢！”我急忙道谢，我是挺虚荣的人，绝对不想给人添麻烦。不管怎么，杨澜给了我一条切实的建议，我还是很感激的。 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领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高立民的电话还是没有打通，反正也没事，到燕京饭店看看吧。杨澜提到的梅地亚宾馆在中央台北边，当时显得特别气派，听说台里重要的嘉宾都住在那里，这个宾馆几乎和中央电视台齐名。而燕京饭店也属于老字号，离中央台步行20分钟可以到，就在长安街的边上。但是一走进大堂我立刻后悔了，这样金碧辉煌的地方我断定根本没有能力消费。
漂在北京（3）
在前台处，我轻声问一个值班的小伙子：“请问标准间多少钱一天？” 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似乎从穿着和相貌上看出我是外地人，不屑地甩过一句：“二百六！” 接着追问：“您住几天？”不屑的眼神继续着…… “噢，谢谢！我替朋友打听的”我遮掩着自己的尴尬。 但是，我知道无论怎么掩饰，那种难堪一定写在脸上。我低着头快步走出大门，不长的路显得很远，我不敢回头，觉得许多眼睛在看我。其实我错了，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在意发生在这个异乡青年人身上的事情。走出大门，我在长安街上奔跑了很久，直到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家属院无人的角落里。我倚着墙蹲了下来，抱着头，心绪如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甚至没有了希望和幻想。 后来《艺术人生》中的很多嘉宾都有类似的经历，而且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走过来了，发现挺庆幸，因为困难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成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当初置身其中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难以名状。 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住不住燕京饭店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至今我时常用这四个字鞭策自己。 于是，又回到了东门，继续等侯！高立民的电话仍然没人接。 第四天，我依旧一早来到东门打电话等待。看见台里上班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拿着证件接台外的人进去办事。每当有人从书包里掏出证件直接被武警放行时，我都羡慕不已。在东门遥望中央电视台里面，一个高楼，一个矮楼，高的叫“方楼”，矮的叫“圆楼”，来来往往的人熟练地念叨着这两个楼的名字。 这时，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子从东门出来，大声地叫着一个人的名字，那人从远处跑来，跟着小姑娘办好手续便进了门。不一会，小姑娘又出来，又接进去两个人，看的出小姑娘可能是专门负责接人的，小小年纪，权力不小。传达室的阿姨见到她便直接办证，还笑呵呵地搭着话。 当小姑娘第三次出来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厚着脸皮和人家搭讪。以前从来没有和陌生女孩说话的习惯，这次实在被逼无奈，只能“不择手段”了：“小妹妹，你是哪个部门的？” “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人，可是人不在，我想进去找，没有人接。我是兰州的军人。” “那你跟我说也没有用呀！” “给你看我的军人证，我不是坏人，我找《地方文艺》的人。” “我不能随便接人！” 女孩斩钉截铁地说，白了我一眼就又进去了，弄了我一个大红脸。30岁的人了，又是当兵的，跟人家中央电视台的年轻女同志“套磁”，人家怎么想我？ 我沮丧地站在门口，忽然多了一个心理负担，想挽回点面子，真希望高立民能马上出现救救场。没多久，那个小姑娘又出来接人，见我站在那里脸都冻红了，主动问：“那个军人，你过来。我问你，接你的人还没有联系上呀？” 我摇摇头。 “我再看看你的证件。” 我赶忙掏出军人证递上，照片上穿军装的我挺精神，至少比当时落魄的样子要神气得多，小姑娘仔细看着我的证件，我连忙解释：“千万别误会，我是实在没办法了，看你来回接人才求你帮忙给问问。” 也许我的长相实在不像坏人，要不就是当时的样子实在可怜。小姑娘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你弄进去看看，要是找不到你的朋友就赶快出来，千万别自己乱跑，千万别说是我接你进去的！” “真是太感谢了！”我简直觉得遇见了大慈大悲的菩萨，千恩万谢地跟着她来到传达室的阿姨那里，先将自己的证件递上，在一个小本上简单登记，阿姨将登记的表格撕下一半，盖个印章给我，再将一个写着号码的不干胶贴纸贴在证件的背后。
漂在北京（4）
我拿着那个半截的登记表和半截不干胶，终于在苦苦守候四天之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小姑娘嘱咐我：出门不要忘记退卡。说完，径直走了。我赶紧说了声谢谢，当时一激动，忘了问小姑娘的姓名和部门。直到今天我都万分感谢这个善良单纯的女孩，真想知道她是谁，真想当面说声谢谢。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引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 或许她早已不记得这件事，但是她无意中的举动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帮助。我多么希望她能看到书中的这个段落，接受我由衷的谢感。记得在《艺术人生》节目中，陈坤讲到当时他陪着同学考电影学院，本来自己没有什么考试的愿望，但是一个不太熟识的叫陈畅的朋友不但鼓励他试试，还主动帮他交了200元报名费，没有那位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也许就没有今天走红的陈坤。后来陈坤与这个朋友就此失散，陈坤对他却铭记在心。当我们节目的编导找到现在深圳的陈畅，并接通电话的时候，陈坤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而陈畅却在那里极力回忆，还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他根本记不清帮助陈坤的事情，只是依稀记得大家一起考过试。有的时候，无意中的一个举动可能成就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特别感动，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是我连恩人是谁都不知道。然而，又一想，人生在世，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别人的恩惠，自己经常浑然不知，假如说回报的话，就让我们都善待他人吧！说不定你自己无意中一个热心、一个善举就可以给别人一个重要帮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帮助与被帮助中成长的。今天，每当我帮助了一个人，就觉得是回报了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那个帮助过我的小姑娘现在一定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我相信善有善报！我永远祝福她！现在想想那支签子“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真神！我不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的太宿命，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人生机缘的巧合。 拿着这张珍贵的进门条，我终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中央电视台像个迷宫，没人引导简直蒙头转向。上次有人领路还晕乎，这回心虚加胆怯，就更找不着北了！上了电梯，奇怪的是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到中央台10年了，唯独那次只有我一个人。 电梯里有一面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算是那天见到的唯一的“熟人”。电梯的门关上，我不知道该上几楼，犹豫的时候肩膀碰到了“21”。“21就21吧，不行再下来”，隐约记得文艺部好像就是20多层。 随着电梯门打开，我眼前一亮，出现了“文艺部”三个字，真让我蒙上了！到了21层，除了“文艺部”仨字，剩下我都不认识。楼道里人很少，我转悠了一圈，看见了一个大办公室，上面贴着一张纸，花花绿绿地写着：东西南北中。当时一个挺胖的男同志警惕地看着我，问：“你找谁？” 后来知道，他就是文艺部有丰富经验的制片侯洪涛。他在这以后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但是那天的样子着实吓了我一跳。现在想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办公重地忽然出现了陌生人，当然得问问究竟。 我得到的回答是“高立民不在”，5个字。 又一次碰壁！于是，我只好在走廊上无目的地来回走着。毕竟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了，就不能轻易出去！正当我徘徊不定的时候，电梯的门打开了，急匆匆下来一个人，个子很高，一身黑衣，定睛一看，竟然是高立民！我真是喜出望外，急忙上前叫了一声：“高老师，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 原以为这么唐突地出现非常不礼貌，没有想到的是，她见到我之后，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啊？”我也愣住了。 听到这话，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高老师能掐会算，知道我要来？高立民也一脸疑惑地招呼我，两人在一种基本全晕的情况下，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漂在北京（5）
这是我见过的最乱的办公室，像文化大革命被抄了家的书房，满桌子、满椅子的纸张和磁带，几张一头沉的办公桌毫无章法地乱摆着。高老师几乎是刨了个坑让我坐下，似乎和我已经很熟悉了，一一给我介绍里面的同事，有杨东升导演，刘真导演，崔亚楠导演，现在都是中央电视台赫赫有名的人物，当然还有侯洪涛大哥。电视台习惯上管同事按姓氏叫“什么哥” ，“什么姐”，反而很少叫“什么导”。“这样叫起来亲切”高立民说。 高立民坐定后告诉我：“我昨天还给你打电话，我们有一档节目想试试新人，我推荐你来，你那边电话没有人接。可是，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是谁跟你说的？” 我支支吾吾地回应着，其实最迷糊的是我，天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人家在找我，我正好就送上门来，不可能！这只能是电视剧编出来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 也许当时高老师脑子里都是节目的事情，并没有太过追问我来北京的原因，既然想找的人到了，那就先留着看看吧。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饭的时间，高立民叫上杨东升、崔亚楠、张海潮和我一起到二楼的咖啡厅。 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咖啡厅像个小食堂，可以点菜吃饭，我被带着在楼里转悠好几圈到了那里。当时看见台里的人既羡慕又敬畏。看到他们熟练地刷卡、买东西、招呼人，似乎都反衬出我的生疏和笨拙。其实在“兰战”我也可以豪放地呼朋唤友，但是不知为什么，到了中央电视台就有了极大的压力。 等菜的时候，相对无言，因为不熟，我不敢乱说话，从心里害怕。 杨东升问我：“你觉得自己行吗？”很突然，像在考试。 “行，我要是觉得不行就不来了。”我几乎是不加思考地脱口而出，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知道。 当时不知道怎么冒出这么一句硬气的话来，这是我来北京遭遇尴尬之后唯一一次挺着胸膛说话。很多年之后，东升在一个饭桌上提起那句话，记忆犹新，说“当时就是那句话让我们觉得你有一种做主持人的自信。”我一身冷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指的“行不行”是哪件事情，后来才清楚他们正在为名牌节目《东西南北中》物色一个男主持人，我是众多候选人之一。原来，高立民1993年9月回北京之后，就在部里向制片人孟欣推荐了我，并给大家看了我在兰州与他们合作时的录像带，因为工作很忙，这件事一直被搁置。直到大家筹备新一期《东西南北中》节目，需要物色一个男主持人的时候，导演们纷纷推荐合作过的主持人，我就成了候选人之一。春节期间高立民的电话打到我们团里，没人接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呼机，人家正在四处找我的时候，我竟然踉踉跄跄自己送上门来！我在心里说，天助我也！现在想想那支签子：“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真神！我不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得太宿命，太传奇，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人生的机缘巧合，我确信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那天在我记忆中是快乐的一天，因为那一天让我看到了希望。 午饭后大家回办公室，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打进门条，说：明天进来的时候用。我如获至宝——直到今天我看到进门条都兴奋，每一张纸条都意味可以自由进入梦想的地方，都意味着新的希望。 我将文化部地下室的房费续交了几天，每天到台里“上班”。到了东门可以用那些条子进门，不用无目的地等待了。中央电视台是个工作性质特殊的单位，所有的事无需在办公室完成，大家在外面各自忙各自的。同一组的人假如不开会，半个月见不到面是常有的事。所以给我的感觉是：所有人进屋的目的十分明确，各司其职，根本没有闲聊天的人。如果无事可做，大家可以各回各家，总之无所事事的人几乎找不到。而我在这里似乎真正是一个多余的人，经常胆怯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生怕碍了谁的事情，想帮他们收拾桌子却又不敢乱动，想和人说话，看他们忙得脚踩风火轮似的，又生怕打扰人家。
漂在北京（6）
后来才知道，崔亚楠和我一样，也是中央台寻找机会的打工族。原来我并不孤独，比我时乘命蹇的大有人在。
自卑的剧务（1）
当时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楼打开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当时全办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决定。我去的早，他们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红烧肉一类的好菜。所以中午十一点半之前我就开始惦记这件事情。打回饭，帮他们送到桌上，看着他们吃得开心，我有一种满足感。其实电视人的性格很多是外向和张扬的，并没有什么等级观念，日子一长，陌生感就消失了。直到今天我见到杨东升、刘真他们还常说：我给你们打盒饭去吧！同样，现在我接过组里年轻剧务送来的盒饭都不忘说一句：真不错，好吃！有时看着他们手拎盒饭上下楼的样子，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我非常庆幸初到这里，就遇见了这些真挚热忱的人，孟欣、高立民、杨东升、刘真、崔亚楠、张海潮、魏党生。直到今天，他们都是中央台许多重要节目的扛鼎之人。他们完全不会夸夸其谈、巧言令色，只懂埋头做事。我幸运地一进电视台，便进入“环保”的工作空间，在那里悟到电视台工作最重要的素质和品质——真才实学加敬业实干。 节目组开会是我最兴奋的时候，一来可以见很多人，终于可以了解大家都在忙什么事情。那时《东西南北中》是中央一套黄金时段的节目，每周六晚上20：10的CCTV…1播出，当时CCTV…3综艺频道还没有开播。中央一套的节目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当时正在策划《东西南北中》春节后的第一期节目。我在组里打了半个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