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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惠帝车驾还宫，结束了连接五日的逃亡之旅，辛巳日，即八月十五日，大赦天下。
成都王与惠帝一走了之，将自己应当承担的罪责推诿给毫不知情的无辜百姓，王浚的军队攻入邺城，全城数十万生灵都在铁蹄下战栗。
邺城在春秋时期曾是魏国的陪都，汉末成为袁绍的大本营，袁氏灭亡之后，曹操以邺城为魏国王都，大兴土木，按帝王京都的标准来营建邺城。邺城内有宫殿、衙署、苑园等，亭台楼阁星罗棋布，外城有七道城门，通达四面八方。经过曹魏的经营，邺城一跃成为可以与长安、洛阳相媲美的名都大邑。
当时邺城最著名的景观，是西城金虎、冰井、铜雀三台，高耸入云，由南至北以飞阁相联，实为人间殊景，当年建安诸子曾在此饮酒高会，赋歌言志。曹氏父子都曾作《登高赋》，曹丕曾用“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一句形容三台之高，曹植用“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一句形容三台高且舒适。从铜雀台上可以看到漳水像一匹白练，从西边极远处迤逦而来，经过城北，再向东北铺陈而去；从铜雀台上还可以鸟瞰邺城气势恢宏的全貌，可见宫城嵯峨威严，华屋美宅不计其数，城中果园葱葱郁郁，城中街市琳琅满目；如果是在日落时分，还可以看见袅袅炊烟升起，万家灯火渐明。
但是如果有人在永安元年八月初登上铜雀台，他将看到邺城无处不起火，邺城无处不在发生杀戮、抢劫等罪恶，黑烟遮蔽日光，临死者的哀鸣与施暴者的狂叫混杂在一起，声闻于天。那些鲜卑人、乌桓人生长于北方苦寒之地，何曾见识过如此繁华的人间，何曾见过如此富庶的都邑，一进城，他们就欢呼雀跃地杀人放火，四处劫掠。而他们的统帅王浚为了立威，也为了笼络这些异族人，纵容他们的滔天罪行，不闻不问。
“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这是曹植《登高赋》的最末三句。曹植肯定没有料到世事沧桑变化如此之巨，不仅曹魏家的天下短命而折，连接替曹魏的晋室江山也是日薄西山，昔日巍峨帝都，如今成为胡虏屠宰场。
鲜卑、乌桓大掠数日，收兵回幽州之时还从邺城卷走了大量妇女。王浚起先纵容不问，走到半道，也许是顾忌影响，王浚突然整肃军纪，下令不得在军中挟藏平民，违者斩首。
此项军令一下，众鲜卑无不扫兴，他们不敢违背军令，但他们没有释放俘虏，而是将俘虏全部杀掉。当时他们正行军至易水之滨，从邺城劫掠而来的妇女八千人左右，全部被沉入易水之底。
“五胡乱华”在一开始就充满苦涩，充满血腥味。
与邺城相比，受荼毒更深的是并州。
晋朝的并州疆域与今天的山西省大致吻合，这块疆域在秦朝之前一直是晋国、赵国与东胡、林胡交锋的前线，秦朝以来则是两汉、曹魏与匈奴交锋的前线。
到了东汉末年，匈奴已经衰落，与凶悍的祖先相比，这时的匈奴身上带有许多汉人的味道。他们已经舍弃了其祖先纵横驰骋的大漠，将匈奴王庭迁到了并州的左国城，他们也不再过逐水草而居、住在帐篷里的游牧，他们与汉人一样，住进了固定的房屋，靠春耕秋收来获得粮食，家境富裕的匈奴人开始学说汉语、穿汉人的衣服，模仿汉人的举止，匈奴中的贵族甚至开始读六经、通礼仪、学诗词歌赋。
虽然这些匈奴在心理上已经偏离匈奴传统，越来越向汉人靠拢，但是他们毕竟尚未被完全同化。在汉人眼里，这些人依然是我们的世仇，而在匈奴眼里，汉人也依然是他们的世仇。野心只与人性有关，与种族无关，所以东汉末年匈奴一看天下大乱了，也跟着浑水摸鱼，骚扰并州全境，甚至向南侵犯司州河内。后来魏武帝平定北方，认为匈奴的存在是个隐患，于是他扣留了匈奴呼厨泉单于，将匈奴分解成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又派汉人进行监督，匈奴就此亡了国。
亡了国的匈奴当然很不甘心，所以从曹魏到晋朝，不停有匈奴发动叛乱，但是当时魏、晋政权都很强盛，叛乱无一成功。
被成都王放虎归山的刘渊，祖父是於扶罗单于，即末代单于呼厨泉的兄长。匈奴自被分为五部之后大多取了汉人的姓名，各匈奴部帅相当于匈奴王室成员，都取刘姓，刘渊的父亲叫刘豹（此段观点来自《晋书》，按唐长孺先生的考证，刘渊出自匈奴屠各部，与於扶罗单于无血缘关系，此事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故不予展开）。刘豹生前是匈奴左贤王，“左贤王”是以前匈奴王国内的官爵，匈奴亡国后只能在部落内延用，晋朝廷官方可不承认你是什么王，刘豹被官方承认的官衔是匈奴左部帅。
刘豹也是个枭雄，他在曹魏嘉平年间曾统一匈奴五部，成为事实上的单于，后来司马氏用邓艾的计策，重新将匈奴分为五部：左部居太原兹氏县，右部居祁县，南部居蒲子县，北部居新兴县，中部居大陵县。作为刘豹之子，刘渊在曹魏末年就作为人质到洛阳居住。
刘渊汉化程度很深，据《晋书·刘渊载记》记载，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仍保留着匈奴人好武善射的特点，“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
文武双全的刘渊在洛阳很受注目，许多有同郡之谊的权贵，如上党人李憙，太原王氏的王昶、王浑、王济祖孙三代，都对刘渊青眼有加，特别是王浑，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替刘渊延誉，但是刘渊非凡的声誉并没有引来晋武帝的赏识，反而招来了更多的猜忌。据说齐王司马攸曾直言不讳地对晋武帝说：“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得久宁。”幸亏当时王浑在场维护，刘渊才逃过一劫。
刘渊在洛阳一住就是二十几年，归国无路渐渐绝望。曾有朋友王弥从洛阳回青州，刘渊给他饯行，痛哭着说：“恐死洛阳，永与子别。”
刘渊羁居洛阳期间，刘豹病死，刘渊继承了左部帅的官衔。到了武帝太康年间“部帅”改称“都尉”，刘渊转任北部都尉。后来晋武帝死了，新皇帝依然把刘渊扣在洛阳不放行，杨骏辅政时给刘渊加官进爵，任命他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名义上，刘渊有了统一调度匈奴五部的权力，但他人在洛阳，根本无法实行管辖。
元康末年，有匈奴部众叛逃出塞，连累作担保的刘渊被免官。元康九年，成都王出镇邺城，觉得刘渊很有利用价值，于是把他带到邺城，替他求得官衔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刘渊在邺城其实与在洛阳没什么两样，都只是一个衣着光鲜的囚徒而已。
刘渊虽不在并州，但是有曾任北部都尉的左贤王刘宣积极奔走，筹备复国之举。刘宣是匈奴族的耆老，此人的汉化程度也很深，“师事乐安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刘宣也曾到洛阳觐见武帝，被赐予赤幛曲盖，在并州汉、匈奴两族之间都很有声望。
刘宣眼看天下大乱，觉得复国的时机成熟了，于是秘密会晤匈奴贵族，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
“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这就是亡国之后全体匈奴贵族心中的痛，如今有希望恢复往日威权，当然没有人不同意。秘密会议的结果是众人共同推举刘渊为匈奴大单于，伺机起事。刘宣派出亲信呼延攸去邺城，将复国计划告之刘渊，刘渊因此更加归心似箭。
这就是刘渊诓骗成都王，返回并州的背景。
二、匈奴建国
为了达到归国的目的，刘渊使出过不了少诡计，但都没有得逞。直到王浚兵临邺城，成都王病急乱投医，这才纵虎归山。
刘渊所谓“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明显是在扯虎皮，事实证明东嬴公好灭王浚难除，王浚的王牌利器就是鲜卑骑兵，汉化了的匈奴面对粗犷原始的鲜卑人在军事上丝毫没有优势可言；不过刘渊也并非完全在说大话，当时匈奴的势力也并不弱小。
按《晋书》记载，当时匈奴左部都尉有万余落，右部都尉有六千余落，南部都尉有三千余落，北部都尉有四千余落，中部都尉有六千余落，合计匈奴五部有三万落。“落”是指小部落，匈奴五部总共有多少户多少人已经不可考，即使按一落五户、一户五人计算，当时五部也有人口七十五万人，按一户出一个兵丁计算，五部可筹集匈奴军队十五万人。
刘渊回到并州，直接就去了昔日匈奴的王庭左国城，刘宣等人正式推举他为大单于。刘渊招兵买马，二旬之间，已筹集军队五万人，都城设在离石。
等刘渊拥师数万，整装待发的时候，成都王已经顶不住攻势逃之夭夭了。
刘渊手里有了兵口气就硬，他嘲笑成都王说：“司马颖不用吾言，溃败逃亡，真奴才也。不过既然有言在先，我不可见死不救。”
刘渊说是要实践之前救邺城诺言，当即命令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人率领步骑二万，做出讨伐鲜卑的样子。大军集合完毕却没有出发，因为刘渊在等人劝他收兵。
果然，这时刘宣等人就站出来了，他劝刘渊要分清敌我。刘宣说：“晋人无道，以对待奴隶的方式奴役我们族人，此前曾有右贤王刘猛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试图反抗，当年晋朝纲纪还没有松弛，所以右贤王事败身死。如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这表明老天爷已经抛弃了晋人，而将天命授予我族人。
“单于你是有德之人，连晋人也折服于你的风采，你应当领导我们复兴邦族，恢复当年呼韩邪单于的伟业。鲜卑、乌桓两族可以成为我们的盟友，我们怎么做抗拒盟友而拯救仇敌的傻事？
“如今老天示意我族代替司马氏，这是不可违背的天命。违背天命会有不祥，拂逆众心肯定难以济事，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单于你不要再犹豫了。”
刘宣这番说辞很有意思，因为没有一句是合乎事实的。
首先所谓分清敌我纯粹是胡扯，鲜卑与匈奴结下的仇怨一点也不浅，如今在漠北匈奴故土上纵横驰骋的就是鲜卑人。匈奴强盛的时候没少欺负鲜卑，如今鲜卑兵强马壮了，也并没有给匈奴好脸色看。刘宣的真心话不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鲜卑人太强大，惹不起，汉人内乱有机可乘，我们还是打汉人好了。
其次，刘宣在向刘渊呈说天命，而“天下有德者居之”这一套是中原士人的思维方式，刘宣的匈奴祖先可不信奉这个。尤其滑稽的是，刘宣呈说天命的结果竟然是“复呼韩邪之业”，需知当年呼韩邪单于并没有天命所归，他始终只是汉朝皇帝的北部藩臣而已，所以刘宣的话是有矛盾的，如果匈奴只是想“复呼韩邪之业”，他们就应该离开繁华富庶的中原，挥师北上去打鲜卑，夺回祖先的土地，而不是向南进发，与汉人为难。
由此可知，刘宣他们并不是要恢复匈奴故国，而是打算在汉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甚至取代司马氏成为天下人的共主。
如果他们是纯粹的匈奴人，则根本不用顾忌“受天明命”那一套，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如果他们是汉人，也可以学习陈胜登高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偏偏他们是汉化的匈奴，夹在中间不尴不尬，刘宣等人是读《毛诗》、《左传》等典籍长大的，吸收并且已经认同了儒家那套关于“天命”的说法，一说起称王称帝马上联想自己祖先的积德够不够。结果刘宣脸皮不够厚，忘不了自己的蛮族出身，追溯祖宗八代只有呼韩邪单于最拿得出手，于是就把呼韩邪推了出来，说出如此一番不伦不类的话。
相比于刘宣，刘渊的脸皮可厚多了。听罢刘宣的话，刘渊点点头，说：“祖爷爷（刘宣辈分很高）所言甚是，不过——既然可以作崇山峻岭，我何必又去作区区小土坡呢！自古帝王出生可没有固定的区域，大禹是个西戎，周文王是个东夷，但他们都因为有德而得到上天授命。如今我有军队十余万，都可以一当十，擂着军鼓南下讨伐晋国就如摧枯拉朽一般，上可以一统天下，成就与汉高祖比肩的伟业，下不失割据北方，作魏武帝曹操；呼韩邪单于区区藩臣，何足效仿？
“我虽然受天明命，但是晋人未必跟从。刘汉王朝曾统治天下四百年，恩德结于人心，百年前昭烈皇帝刘备凭借人心所向，崎岖于西蜀群山之中，以一州之地与中原抗衡。我是汉王室的外甥，并且我的先祖曾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如今兄亡弟绍，由我来继承汉室江山，这不是蛮合适的嘛？
“所以，我们新的国号就叫‘汉’，向天下人表明我是汉王室后人，收拢人望。”
从这番话可知，在刘渊眼里呼韩邪单于算是没出息的，刘渊巴不得自己是汉人，真的姓刘，最好真的是汉王室后裔。如果此时汉高祖刘邦与冒顿单于同时显灵，估计刘渊就背宗忘祖，直奔汉高祖而去了。
刘渊将都城迁回左国城。刘宣等人请他称帝，刘渊说：“当今天下未定，且可学高祖，先称汉王。”于是设坛在南郊祭天，刘渊发布诏书自称“汉王”，大赦境内，改元元熙。刘渊那诏书令后人忍俊不禁，因为他腆然以汉室后裔自居冒认祖宗，开口闭口“我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世宗孝武皇帝”云云，对于匈奴祖先则不着一字——刘渊似乎忘记了，这些他要冒认的祖宗是他真正祖宗的世仇，曾杀得他真正祖宗亡国亡种，几乎灭绝。
因为冒出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玄孙，汉高汉文汉武等人的神位消失了一百多年之后，又出现在人间的太庙里。刘渊太庙里供奉的刘姓皇帝，估计是史上最全的，除了两汉的三祖五宗，连蜀汉的昭烈帝刘备与后主刘禅的神位也都在。刘禅客死他乡没有谥号，刘渊做主追谥他为“孝怀皇帝”。
一年前张昌在荆州起事的时候就曾借用了刘汉的名号，一年后相似的事情又在并州发生，由此可见两汉王朝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汉”这一个朝代的国号最后成为我们民族的称谓，并非偶然。
并州原是东嬴公的势力范围，突然冒出个汉国汉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何况刘渊还是成都王的党羽。
东嬴公向并州北部的鲜卑拓跋部借兵围剿刘渊。鲜卑拓跋部从曹魏时期开始就向中原称臣，此时在名义上还保持着臣服的姿态。当时拓跋部分为三部，分别居住于幽并两州，东嬴公接触的那一部首领是拓跋猗戦，北魏建立之后他被追认为魏桓帝。
拓跋猗戦与东嬴公夹击刘渊，大败匈奴于西河、上党两郡，但在鲜卑人退却之后，东嬴公独立面对刘渊，则连遭败绩。当年十二月，东嬴公派将军聂玄讨伐刘渊，双方战于中部匈奴所在的大陵，聂玄大败而归；刘渊派养子刘曜进攻上党郡，得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县邑。
次年，刘渊进逼晋阳，东嬴公再次向拓跋猗戦借兵，拓跋猗戦派出轻骑数千，临阵斩杀匈奴将领綦母豚，解东嬴公之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