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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民意是外强中干的东西，中国历来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只能表达美好的愿望，历朝历代的实际情况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民意。只要成都王与河间王联盟牢固，凭着关中、邺城两大军事重镇联手形成强大威慑，成都王的帝王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成都王毕竟不是赵王，赵王以皇室旁系族祖的身份抢族孙的皇位，篡位痕迹过于明显，而成都王是先帝之子，当时惠帝的子孙死亡殆尽，幸存于世的弟弟之中成都王居长（吴王晏已被排除），在法理上他确实享有皇位继承权。当初齐王拥立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其用意就是阻挠成都王变为储君。
因为具有无可非议的合理性，所以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的消息传出，诸强藩如豫州的范阳王、荆州的刘弘、扬州的刘准、徐州的东平王、幽州的王凌、并州的东嬴公，内心其实并不认同，但他们都保持缄默。
乍一看成都王帝途坦荡，履尊称帝只是时间问题，谁曾想平地起惊雷，竟然从洛阳传来反对的声音。
洛阳发生异动，完全是因为成都王的疏忽。
按常规作法，执政者应该坐镇京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都王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将洛阳交给心腹石超，自己回邺城去了。成都王此举的原因，一来据说是母亲程太妃留恋邺城不愿意离开，而成都王是个孝子；二来也许是吸取齐王的教训，不愿意放弃邺城这个大本营，这一策略很难说是对还是错，强大的政治权力确实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当年齐王就是在失去豫州之后才变得不堪一击的。如此想来成都王不算失策，但是有得必有失，远离洛阳的后果就是失去洛阳，这个代价也很大，令成都王承受不起。
受命留守洛阳的石超，祖父就是开国元勋、晋朝的第一任大司马石苞，叔父就是当年甲富天下的石崇。石超的祖父、叔父都是一时人杰，偏偏父亲石乔是个凡鸟，曾经闯下大祸差点令石家血溅满门。
那是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的往事，当时石苞以大司马身份出镇淮南，与孙吴对峙。石苞听闻吴军将要进犯，于是在淮南修筑堡垒巩固防御工事，当时监军淮南的王琛与石苞不和，向晋武帝告密诬陷石苞将要以淮南之地投敌，晋武帝吃惊之余，将信将疑，于是派人去召唤当时在洛阳担任尚书郎的石乔。
按晋朝的惯例，出镇一方军事的统帅，必须留有家人在洛阳充当人质，石乔名义上是尚书郎，实际上是石苞留在洛阳显示其忠诚的人质。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去出游，或者是醉酒，或者是年轻人不知轻重，反正晋武帝在皇宫里等了整整一天，石乔始终没有露面。
晋武帝认为石乔这是畏罪遁逃，石苞谋反确有其事，赶紧派出义阳王司马望、琅邪王司马伷两路夹击，去逮捕石苞。幸好石苞人缘好，外戚羊祜、武帝叔父司马骏都替他担保求情，一场误会才没有酿成血战，不过石苞也因此被免职，召回洛阳。武帝与石苞见了面，擦擦额头的冷汗，说：“卿子几破卿门。”石乔从此被废黜在家，一辈子不得志，最后与弟弟石崇一起被赵王杀死。
石超是以战将的身份留名晋史的，对于政治，他似乎与父亲石乔一样低能，成都王派其留守洛阳可谓所托非人。历代京城都荟萃人物精华，洛阳的那些公卿游士都不是善予之辈，他们在石超眼皮底下聚集同志，筹划反抗成都王，而石超就像盲瞽一样，丝毫没有发现平静外表之下的汹涌暗流。
反抗成都王的中坚人物是那些前禁军将领，史上留名的有这么几位：右卫将军陈眕、殿中中郎将逯苞、成辅，还有长沙王故将上官巳。
这些都应该是上了成都王清算名单，早已被肉体消灭掉的人物，这些人却依然在招摇过市，这说明成都王的清算并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应该不是成都王的心不够狠，否则他不会这么招人恨，成都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洛阳人的阳奉阴违造就了这一群漏网之鱼。
陈眕等人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是站错了队伍的失败者，是失去故主的丧家之人，在成都王没有称帝之前，他们还有一线生机，等成都王一称帝，他们就是逆臣贼子，天下之大，再也无处安身了。
因此他们有足够动机进行反击，浓郁的仇恨气息弥漫在洛阳城内，这是绝佳的活动土壤，成都王的疏于防范也给他们提供了可乘之机。陈眕等人很快就联络上禁军旧部，同时还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士人，比如此前被废黜的嵇绍，就从荥阳老家赶回洛阳参与这惊天之变。
另一个掺和进来的重要人物就是东海王。半年前他试图逃离洛阳，但是不够坚决，没成功，如今灾祸自己找上门了。陈眕、上官巳表示禁军已经决定拥立他为首领，树立旗帜对抗成都王。对于东海王而言，惠帝的诏令也许还可以作一下抵抗，但是面对这群杀气腾腾的大兵，就很难拒绝他们的要求了。
于是，东海王在出卖长沙王半年之后，又一次成为反抗执政者组织的领袖。被架上火坑的东海王与陈眕等人商量：成都王已经更上层楼，成为了丞相、皇太弟，东海王区区疏族皇叔与司空的身份，不足于与之对抗，当今天下唯有皇帝一人可以压制成都王，不如将“挟天子以令诸侯”发挥到极致，让惠帝御驾亲征。
携带皇帝出征本是长沙王的专长，曾在战胜张方的一役中建立奇功。作为长沙王的故将，上官巳对于惠帝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记忆犹新。御驾亲征因此定计。可怜的皇帝司马衷，即将再次毫不知情的被推上战场，遭遇他人生的第一次惨败，并且平生第一次成为俘虏。
永安元年七月初一，丙申日，陈眕聚集禁军屯兵于宫城云龙门下，司空东海王庄严宣布洛阳戒严。接着，惠帝招集三公百僚到入殿议事，下诏任命东海王为大都督，随驾亲征讨伐成都王。大梦初醒的中护军石超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赶在城门关闭之前逃出洛阳，回邺城报警去了。
七月初三，戊戌日，惠帝将已在金墉城做了五个月囚徒的羊献容接回皇宫，重新册立为皇后；同时惠帝下诏褫夺成都王的皇嗣地位，复立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七月初四，己亥日，六军誓师完毕，惠帝御驾亲征。东海王传檄天下向四方征兵，诸镇都督都接到诏令，被要求领兵赴义，随惠帝进攻邺城。大多数都督将这一诏令看作笑谈，真正采取行动的有镇守宛城的安南将军、高密王司马略和镇守晋阳的宁北将军、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此中原因不是这两人特别忠君，而是这两人与东海王休戚相关，都是东海王的弟弟。不过这两路援军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走在半道上，战争就已经结束。
皇帝亲征，随扈人员自然不能少，事实上东海王将大半个朝堂搬进了军营，使得三品以下官员进了军营都抬不起头。一干文臣往战场上冲，心甘情愿的估计不多，肯定有不少是被硬拉进来的，比如司徒王戎等辈，一向老奸巨猾明哲保身，此番奋不顾身必定是万不得已。
东海王拉此辈入营，显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此辈年老体衰弱不经风，去打仗分明是做好事，帮助敌方将士立军功；东海王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谋略，一来人多可以增加我方的声势，更重要的是东海王吸取了前人经验，知道此辈的忠诚靠不住，留在洛阳是个祸害，万一他们也学自己在背后捅刀子，据城归附成都王，那就万事皆休。
被胁迫上战场的战斗力肯定不强，心理上也比较悲观，在他们看来，此行就是去送死的。出征前，侍中秦准好心关照嵇绍准备一匹好马，吃了败仗好逃跑，他说：“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
没想到嵇绍是个坚定的忠君分子，他严厉批评秦准的消极思想：“大驾亲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战。”意思说此行有皇帝老大镇着，有征无战必胜无疑，不要担心。
话说得漂亮，其实嵇绍心里也没底。己方获胜的唯一指望实际就是皇帝亲征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压力，赌的就是成都王与邺城守军对皇帝是否还有敬畏之心，如果他们良心未泯，那一切好办，成都王出降谢罪，王师不战屈人之兵；
但是，万一成都王甘为逆臣贼子，那怎么办？邺城驻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劲旅，就凭洛阳这些乌合之众……嵇绍倒吸一口凉气，话锋一转，继续说：“若使皇舆失守，臣节有在，骏马何为！”意思是说万一皇帝老大镇不住，我们这些作臣子的大不了恪守臣节，一死了之，要骏马做什么？
当场围在嵇绍身边的人不少，听闻此言，大伙都默默叹息，为嵇绍叹，也为自己叹。叹完了气，大家垂着头，随军上路。
亲征军队刚从洛阳开出的时候，大家都还战战兢兢，士气参差不齐，互相鼓劲打气。
不过心里的阴霾很快一扫而空，因为惠帝的凝聚力立竿见影，一路上从各地奔赴赶来的援军络绎不绝。出洛阳时勉强拼凑出来的万余人的杂军，等过了黄河，发展成几万人，又过了几天，发展成十万人。这个景象太振奋精神了，当站在人堆里看己方阵营，向前看不到头，向后看不到尾，旌旗如林军鼓雷动，豪情盈荡于胸，谁还会产生诸如战败等悲观的念头？要知道，洛阳以北向来是成都王的地盘，如今他们纷纷投入反对成都王的行列，可不就说明了成都王众叛亲离，离覆灭不远？
如果有人理智一点冷静一点，应该就会想到，这十几万人战斗力参差不齐，各部之间没有协同作战的经验，甚至可能素不相识，凑在一起也不过只是更加声势浩大的乌合之众而已，指望他们打劫也许有效，指望他们打胜仗只怕就很危险。而且，这十几万人中有多少是直正前来赴国难的忠贞之士，有多少只是攀龙附凤的投机分子，这根本无法统计，临阵脱逃或者临阵倒戈的风险有多高也就无法预料，反正就是浑浑噩噩地向前冲。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东海王、陈眕等既然没有办法知己，总得想点办法知彼吧。这方面陈眕倒做了一点准备，他的两个弟弟陈匡、陈规早已潜伏到邺城中从事情报工作，只是目前还没反馈。
没有反馈也没关系，咱们可以先猜嘛。邺城在司州的魏郡最北端，与洛阳隔着一条黄河，还隔着河内、汲郡两个郡。如果成都王打算抵抗，他就应该在这两郡设防，可是王师一路走来畅通无阻。黄河天险，未遇敌军；河内郡的温县是当年成都王与赵王血战的地方，也未遇敌军；再向前，出河内郡入汲郡，有军事重镇朝歌，也未遇敌军；甚至进入魏郡，快逼近邺城成都王老巢了，敌人还是不见踪影。王师越走越开心，越走越信心百倍，种种迹象表明，成都王已经放弃抵抗，正在邺城等着束手就擒呢。
七月二十四日，己未日，经过二十一天的跋涉，王师抵达魏郡荡阴县，横亘在面前的是一道浅浅的荡水，涉过荡水再向北几十里，就是邺城。这时，盼望已久的陈匡、陈规终于出现在军前，他俩的情报证实了此前的猜测，情报说：邺城内的守军已经四散溃逃，邺城已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胜利果实正摇摇欲坠。
消息传开，一片欢腾山呼万岁，绷紧了二十多天的神经一下子全放松了，全军上下欢天喜地预先庆祝起胜利。
庆祝活动还没开始，就听营外马蹄声惊天动地，随即四周连绵响起恐怖而绝望的惨叫。
石超领着五万大军杀了进来。
三、荡阴之役
不能过分责怪陈匡、陈规的情报不准确，当时邺城的动向确实很难掌握。
像皇帝亲征这种事情，一般都发生在创业之初天下未平的时候，比如汉高祖亲征匈奴、英布，汉光武帝亲征隗嚣等等；守成之君亲历戎事冲锋陷阵，翻遍史书都十分罕见，偏偏今天就发生了。旁人还可以袖手事外看热闹，邺城内诸色人等都被平地惊雷炸晕了，《晋书》上说“邺城震惧”。
受打击最重的当然就是漩涡中心的成都王，朝为宰辅皇嗣，夕为皇帝指名点姓的头号逆臣，而且还有劳皇帝亲自操刀捉拿归案，这人生的起伏波折也未免太剧烈莫测了。
成都王心乱如麻，皇帝天威难拒，多年的苦心经营眼看要化为乌有，前途帝业终究春梦一场，怎么办？成都王慌不择路，第一个念头竟然是，逃。
一逃那就万事皆休，不仅富贵难保，性命也难保了。幸好当时身边有个下属叫步熊的制止了成都王的蠢动，这步熊据说有道术，神机妙算，他掐了会儿手指，很坚决的断言：“勿动，南军必败！”
成都王的母亲程太妃信奉神道，成都王是孝子，与母亲保持了一致的信仰。步熊的仙风道骨与斩钉截铁的吉言镇定了成都王的心神，同时他也从最初的震惊失措中平静下来。头脑一恢复运转，成都王就发现局势并没有臆想中的那么绝望，在军事实力上邺城并不落于下风，压力主要来自舆论。皇帝代表着不容置疑的正确，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与皇帝作战，压力首先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成都王觉得有必要在内部统一意见，安抚邺城惊恐迷惘的人心。
于是成都王召集邺城大小官员到丞相府议事，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官僚们都知道，这种场合与其说是用来问计献策，不如说是用来选择立场表忠心的，此时的一言一语都会影响仕途，稍有不慎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两年前在洛阳，油滑了一世的王戎就因言惹祸，最后只得跳粪坑。这段佚事广为人知，有这么个臭烘烘的前车之鉴，此刻谁都不敢言语。
当时东安王司马繇正在邺城替母亲诸葛太妃守丧，他是宗室前辈，也是朝中重臣，觉得有资格捋一下成都王的虎须，他说：“天子亲征，殿下应该放下武器，缟素出迎请罪。”
成都王心中其实早已拿定主意，此刻他只盼着群臣识趣附和一下，制造一个众望所归不得不然的样子，然后领兵出城把皇帝打个落花流水，没想到竟然跳出这么一个重量级的反对者。东安王的封国东安国与其父的封国琅琊国都与东海国毗邻，仅这一关系就令成都王十分疑忌，但是东安王是族叔，成都王不便于大庭广众之下呵斥他，所以黑着脸隐忍不发。
东安王带了头，其他人就受到鼓励，胆大起来。折冲将军乔智明是鲜卑人，察言观色不如汉人那么机敏，他也劝成都王出城投降，迎接乘舆。成都王一肚子火气总算有着落了，他痛斥乔智明：“卿名晓事，投身事孤。主上为群小所逼，将加非罪于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义，正若此乎？”
成都王指桑骂槐，这话是说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听的，其中“共事之义，正若此乎”八个字分量犹重，相当于在质问乔智明：“你让我束手就刑，你是不是与我同一阵营？你是否对我忠诚？”
成都王如此态度，当然不会再有人不识趣，马上就有司马王混、参军崔旷表示成都王英明，我军应主动出击，从持驾的歹人手中救出皇帝，其余众人也都唯唯诺诺。成都王很高兴，拨出五万大军，给石超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率军出城迎敌、救驾。
荡阴，石超宛如天兵下凡，王师十万大军惊惶失措，狼奔豕突。
来时路上石超心中还很忐忑，不料甫一交战，胜利就已在望。各地方援军纷纷临阵脱逃，稍有抵抗力的只有洛阳出来的禁军，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