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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对方父祖名讳是相当无礼的，何况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的还是“何物”这个词？陆机当场就怒了，他对卢志说：“如君于卢毓、卢廷。”拂袖而去。
陆云比较善良，他对陆机说：“卢志世居幽州范阳，离江南很远，也许他是真的不知道，何必要翻脸？”
陆机回答：“我父祖名播四海，宁有不知？鬼子敢尔！”（鬼者，伧鬼也）
事实也是如此，卢志很明显在消遣陆氏兄弟，满座北人都等着看笑话。
以上种种冒犯并非个例，而是针对全部吴人。比如据《晋书·华潭传》（《世说新语》中说是蔡洪）中说吴人华潭在洛阳表现出众，引起某些人的嫉妒，于是有博士王济（此王济非彼王济）公然嘲讽华潭：“朝廷正在招贤纳士，征召那些隐居于山林草莽间的贤才俊杰。你不过是个来自吴、楚之地的亡国之人，竟然也敢应征。你倒说说看，你有什么才能啊？”
华潭也是尖牙利齿之辈，他反击说：“有个道理你不懂，好东西都产自边陲，中原从不出产好货色，所以明珠文贝出产于长江边上，夜光璞玉出产于荆山之下，以古人为例，则有周文王出生于东夷，大禹出生于西羌。至于你们洛阳人，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个历史典故？周武王消灭殷商之后，把那些顽劣不可教化的殷商遗民都迁居到了洛阳，你们这些人应该就是他们的后裔吧？”
但还是那句话，吴人的自尊只能在口舌上得到点挽回，大势如此只能认命。时间久了，吴人也以此自我解嘲。有人问吴人袁甫：“为什么寿阳以西总是干旱，而寿阳以东总是闹水灾呢？”
袁甫说：“很简单。寿阳以东都是吴人，吴国原是鼎足强邦，一朝覆灭，吴人愤叹不已，积忧成阴，这阴气太重就聚积成雨，雨下久了就闹水灾；寿阳以西都是中原人，新近平定强盛的吴国，擢取了江南的宝物，心得意满，《公羊传》里说‘鲁僖甚悦，故致旱京师’，因为同样的原因，寿阳以西总是干旱。”
袁甫此言当然是戏谑的玩笑话，但其心中的愤懑与无可奈何则一目了然。
在这样充满敌意的环境里，陆机陆云如履薄冰地过着不得志的羁宦生涯。
他俩不可谓不用心，比如有人说陆机的口音楚味太重，甚至写文章韵脚都带有楚音，陆机就用心的去学习洛阳官话；比如洛阳名士好清谈，不通玄学的陆云就偷偷地钻研《老子》，不过陆云又以迎合北人口味为耻，于是编出了一个夜遇王弼鬼魂、得其真传的鬼话来掩饰形迹。二陆还加入了贾谧的“二十四友”，成为石崇金谷园吟诗唱合的常客。
虽然煞费苦心，二陆的仕族却依然十分坎坷，他们先后投靠了吴王司马晏、贾谧、赵王司马伦，这几人要么平庸昏聩，要么贪鄙短视，全都不是良主，而二陆与之周旋为其爪牙，一个倒了马上又投靠下一个，显得饥不择食急不可耐，“好游权门”“以进趣获讥”，惹来世人与后人无穷非议。
而二陆如此急切投机，如此自贱钻营，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与打击。一转眼，十余年光阴蹉跎而过，二陆不仅一事无成，陆机反而因为投靠赵王而引来了杀生之祸，幸亏有吴王与成都王的搭救，才大难不死。
陆机刚刚逃脱牢狱之灾的时候，朋友顾荣与戴渊就劝他返回江南。梁园虽好，终非故乡。
但是陆机留了下来，史书上说是因为“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
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固然，二陆才高八斗，一向以国士自许，如此铩羽而归情何以堪？
可是试言之，即使二陆当时想激流勇退超然世外，他们能否如愿摆脱这个乱世的旋涡呢？只怕也不能够。以顾荣为例，此人劝陆机早还乡，自己却一直留在洛阳与当权者虚与委蛇。顾荣在洛阳忧谗畏讥，说自己“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如此辛苦却不敢引退，好友张翰十分理解他的处境，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
顾荣尚且如此，何况名气远在顾荣之上的陆机陆云呢？名满天下者，终究会被盛名所累，就算陆机陆云回到江南，还是会被当权者一纸征令召到洛阳来的，到时候应征，则重入虎口；不应征，吴郡陆氏全族数百口都可能会受到连累。
所以当时二陆的处境实际是进退维谷，论人生的失意时刻，二陆当时的挫折感只怕更甚至于二十年前故国灭亡的时候。
八、华亭鹤唳讵可闻
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柳暗花明，正如日中天的成都王对二陆着力笼络，试图引为心腹。
成都王的垂青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二陆当然积极回应。《晋书》上说：“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
“委身”是一个十分暧昧的词，当世人形容某个女子将自己托付于某个男子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词，委身。这个词十分准确生动地表明了陆机与成都王之间的依附关系，也道尽了所谓的“养士求贤”，与古代女子寻求男子庇护宠爱本质上无不同。古代女子无法自立，士人也一样，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的才华、他们的理想，都必须寄生于权势，才能够生根发芽，有实现的可能。
这是一种严重不对等的关系。“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种关系只约束了“士”与“女”一方，“知己者”与“悦己者”有着无尽的权力，却毫无义务可言。“士”与“女”的前途并非取决于自身的才华与美貌，而全在“知己者”与“悦己者”的爱憎一念之间。
平心而论，成都王对待二陆确实与其他权贵明显不同，此前赵王诸人视二陆为弄翰文人，倡优蓄之，而成都王是以“国士”对待二陆。
成都王首先给二陆升官，他将待罪之身的陆机擢升为平原内史，又擢升陆云为清河内史。晋朝的内史是替诸侯王管理王国内政的实权官职，俸禄二千石，三品官秩。这种官职在陆机的父辈祖辈眼里，当然是不值一哂，可是今非昔比了，三品官秩虽然差强人意，已经足够让二陆铭记在心。何况，这仅仅是成都王知遇之恩的开始。
不久，成都王任命二陆为参军，向他们咨询大政方针，言听计从。
再后来，成都王直接授以二陆戎马之职，在历次军事行动中委以重任：当初讨齐王，以陆云为前锋都督；讨张昌，以陆云使持节、大都督；这次讨长沙王，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
士为知己者死，成都王如此知己，二陆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场宾主关系竟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收场。
成都王离开洛阳之后，二陆随成都王一同去了邺城。邺城是北方名都，其规模与繁华可与洛阳相媲美，但是邺城依然是北方人的天下，充斥洛阳的那种排斥吴人的地域偏见，这里也有。
不过在邺城再也没人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嘲笑陆机陆云，因为二陆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卒，他们是成都王的新宠、邺城的新贵，一言决人生死，春风得意。
福兮祸之所倚，威福背后，二陆在邺城收获了更多的嫉妒、更深的敌意，还有更多蓄势待发的暗箭。
最嫉恨二陆的，无疑就是成都王以前的谋士，在洛阳曾与二陆结怨的卢志，他争宠失败，视二陆为眼中钉。
此外陆云还得罪了成都王嬖爱的宦官孟玖，孟玖总是恃宠而骄干预政事。《晋书·陆云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孟玖想让他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知道小人难防，都表示同意，唯独到陆云那关卡了壳，陆云说：“邯郸县令历来都由公府掾属充任，怎能任用一个阉人的父亲？”孟玖因此对陆云恨之入骨。
历来内臣与外臣、宦官与士人之间的对抗，往往是以外臣、士人的惨败而收场。陆云不可能不知道秦末的赵高与李斯，也不可能不知道西汉的石显与萧望之，他敢于公然得罪孟玖，底气就在于陆云认定成都王不是那无知的秦二世，不是那愚蠢的汉元帝，也在于陆云认为自己对于成都王的影响力与重要性都超过孟玖。
作为后人，我们知道这是可悲的错觉。
成都王对于二陆的信任与日俱增，二陆得到的忌恨也与日俱增。此次成都王进军洛阳，二陆获得的恩宠达到了顶峰。
人人皆知这次出征不是普通的征讨，而是在改朝换代，为了能从邺城顺利到达洛阳，坐上皇帝的宝座，成都王倾其所有，招募来二十万军队。然后，成都王任命陆机为大都督，将这支军队交给了陆机，这即是说，成都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陆机。
这也意味着，如果成都王如愿以偿的成为皇帝，陆机将是新朝第一功勋，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卢志等人都得仰看他的脸色。对于卢志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众多心高气傲的北方士人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
卢志是文士，不能领兵上前线，所以即使忌恨而死也无法影响战局，但是成都王麾下的宿将也对这个任命极为不满，这就很致命了。
当时聚拢在邺城的知名将领有王粹、牵秀、石超等，都是出身名门并且功成名就之辈，他们依附成都王也远远早于陆机，在他们眼里，陆机只是被武力平定的敌国残余，一个雕章琢句的无用之人，在邺城寄人篱下乞食而已。此次出征战功唾手可得，成都王却把它送给了陆机，陆机此前没有尺寸微功，如今后来居上，怎能让人心服？
对于同僚的心理，处于风口浪尖的陆机心知肚明，所以他找了许多理由向成都王请辞都督，比如说三世为将不祥，比如说羁宦他乡资历不够，等等等等，搞得成都王很不解。成都王心想此役十拿九稳，多少人想当大都督争拥立的功勋而不得，我特意留给你陆机，你还推三阻四，不知是什么居心？莫非你向着长沙王？
一来二去，陆机发现成都王恼了，不敢再推辞。当时同在邺城的吴人孙惠不知内情，看到陆机要往火坑里跳，急忙赶来劝陆机把都督让给王粹。
孙惠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只有王粹才是都督的最佳人选。论官职，王粹是北中郎将，除了成都王，整个邺城就他官职最高；论出身，王粹的爷爷就是当年迫使“金陵王气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城”的龙骧将军王濬（与陆机可算是冤家路窄）；论地位，王粹尚颍川公主，是惠帝的妹夫成都王的姐夫。如果此人来督军，无人会有异议，奈何成都王就是认准了陆机一意孤行。
对于陆机而言，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接受任命出征，那是凶多吉少，打败了必死无疑，打胜了将招来更多的敌意，也未必是福；但如果继续推辞，则意味着失宠，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此前十几年的辛酸荣辱全部付诸东流，光耀门第从此成为妄想。
因此陆机对着孙惠苦笑，说不能再推辞了，否则成都王“将谓吾为首鼠避贼，适所以速祸也”。
陆机心中应该还有一番话无法对孙惠实话实说，此次出征是他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把握住了，不仅吴郡陆氏能实现复兴，他本人的功业也将超越父祖，流芳百世。
巨大的诱惑总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陆机最后决定咬着牙赌一下了，富贵险中求。
出征之时，成都王再次勉励陆机，并许下重诺：“如果功成事定，当封将军为郡公，担任三公级别的官职。将军好好干，我不食言。”
但是陆机显然不敢太乐观，他说：“当年齐桓公信任管仲，才得以成为春秋霸主；燕惠王猜忌乐毅，导致功败垂成。今日成败，关键不在于我，而在于殿下对我是否有足够的信任。”陆机这话分两层意思，一是自比管仲乐毅，表示要为成都王立功；二是担心领兵在外后院起火，卢志等人趁机诋毁自己，所以给成都王打预防针。
卢志一听陆机指桑骂槐，心里老大不痛快，一转身就对成都王说：“陆机自比管、乐，却把殿下比做庸君暗主，像这种自视奇高、凌驾于君主之上的将领是很难成功的。”
《晋书》上说成都王听了卢志的话，“默然”，看来这位二十五岁的年轻王爷对自己知人善任的信心并不是很足。
在内部钩心斗争，军中人心不稳的情况下，陆机指挥着二十万无法统御的骄兵悍将启程了。
一离开成都王的视线，军中那些不安分不服气的跋扈将军马上给陆机来了个下马威。
孟玖的弟弟孟超当时在军中，麾下有一万多人，孟超部军纪涣散，还没交战却先扰民抢劫，陆机将为首几人捕获，准备军法处置。孟超竟然带着一百重装骑兵冲击主帅大营，将人劫走。临走，孟超还公然挑衅陆机：“貉奴能作督不！”
主帅没有威信肯定是无法带兵的，时任陆机司马的江南人孙拯劝陆机杀孟超以立威，但是陆机看着一屋子武将寻衅滋事的嘴脸，犹豫很久，选择忍气吞声。
陆机这么一忍，就不仅威信全无，连颜面也扫地无遗了。此后，各中层将领视帅令如废纸，自行其是甚至公然犯上，军中令出多门上下离心。这样的军队人数再多也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吃败仗完全是在意料之中。
孟超的气焰更加嚣张，他在大庭广众之间宣称：“陆机将反。”他还写信给他哥哥孟玖，说陆机暗中与长沙王联络，首鼠两端，有意贻误战机。
孟玖收到这封来自前线的密报如获至宝，赶紧添油加醋向成都王渲染，成都王则将信将疑。
如果陆机最终凯旋，所有谣言都不辩自明。可是河桥一役，陆机战败了，孟玖不失时机的再次诋毁陆机有贰心；当时孟超不服节度，轻兵冒进结果战死，孟玖却指证陆机杀人灭口，死者为大，陆机的辩驳处于不利地位。
在成都王看来，战败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这难以想象的事情竟然发生了，那就得找出原因，即使找不出原因，也得编造一个理由，将这战败变得合乎逻辑。
最简单直接最能让死人瞑目活人逃脱罪责的理由，就是主帅叛变。墙倒众人推，那些平时就忌恨二陆的人纷纷落井下石，裨将王阐、郝昌、公师籓，冠军将军牵秀都指证陆机暗怀异心。
人证有这么多，可谓铁案如山，事情发展至此，陆机是铁定要替成都王的一意孤行受过，也铁定要替部下的跋扈专横受过，非死不可了。成都王勃然大怒，派出牵秀去捕杀陆机，于是就有了上节开头的那一幕。
与陆机一同罹难的有孙拯，还有陆机的两个儿子陆蔚与陆夏。
但是卢志觉得还不够解恨，他提醒成都王除恶务尽。成都王于是下令将陆机“夷三族”，派人收捕陆云，以及陆机的另一个弟弟陆耽。
成都王的官属江统、蔡克、枣嵩等人都知道这是个冤案，连忙替陆云求情。他们说，陆机指挥不力导致败绩，应当受刑，但是通敌的罪名查无实据，“夷三族”的处罚太严苛了，用刑必须谨慎，万一杀错人后悔也来不及，不如先将陆云等人收押，如果罪名查验属实，再杀也不迟。
参军王彰则劝成都王冷静思考，他说：“今日之战，孰强孰弱显而易见，即使是庸人都知道长沙王必败，更何况陆机？陆机是吴人，而殿下对他过于宠信，北土旧将因嫉生恨，所以才陷害他通敌呀。”王彰就是当年推辞做杨骏司马的那一个匈奴人，冤案的迹象是如此明显，连这个匈奴人都看出猫腻来了。
诸人讲的都有道理，但在这种场合是讲权谋不讲道理的。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