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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沧海-第1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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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点都做得到,中吴军自然可以拆借每年三百万贯银钱给广州都护府,为期五年。此后开始还款,分十年清偿,借款不计利息。相信十年后,以广州、钦州、茂州等处的海贸复苏,每年再偿还150万贯,实在是绰绰有余了吧。
    如果只做得到摊丁入亩,不肯上书改制科举,那么,孤这里便只能每年给200万贯——一分钱一分货,童叟无欺。”
    钟允章听得瞠目结舌:广陵郡王殿下不是号称诗书冠绝天下、学宗泰斗的人物么,怎得此刻说起话来,居然如同一个市井商贾一般俗不可耐……国是纲常,在殿下眼中,居然可以和生意一般来谈。
    “老大人觉得有何不妥?苟利国家,又有什么可以虚文矫饰的。”
    “啊……没有不妥,殿下诙谐。还请殿下指教,大都督具体该如何上书、如何措辞、如何建言。”
    
    第290章 修真主义加强版
    
    摊丁入亩,顾名思义就是废除人头税,把人头税应当承担的部分钱粮摊入到土地税当中去。改土归流,则是裁撤西南地区的土司酋长、改为任命流官;同时把蛮夷土人的人口不入户籍、田土不被清丈现状改变,逐步用等同于汉人的统治手法进行处置。
    这两项措施,历史上一直要到鞑清雍正年间才得以彻底推行,而且比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更加彻底。推行之后,这项极大施放人口增长的新政,和苞谷(玉米)、土豆一起作用,把中国的人口从宋明两朝的一亿多,飙升到了清末的四亿。
    钱惟昱当然不会觉得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就让华夏土地养育四亿人口会是什么好事儿。只不过相对于如今占着华东华南五省之地、却只有1500万人口的现状来说,人口再番那么两三倍,都还是有利无害的,这种情况下,摊丁入亩这个增加人口、降低流民隐户的大杀器,自然是能用就要拿来用了。
    那么,王安石、张居正没能走到这一步,一定是他们的能力有限么?其实不然,只是他们遇到的积重难返、社会阻力更大罢了。鞑清入关后,对汉人的士绅大地主势力有过一轮毁灭性的打击,这才降低了相当一部分阻力,汉人读书人有四书五经,也没法和鞑子的刀子弓箭辩论,只好乖乖就范。
    这说明,有时候乱世其实是改革的良机,尤其是当你的国家还没有拥有华夏全土的时候,只有一隅之地,先改起来。一来船小好掉头、改革阻力小;二来不存在“政策水土不服”“适合江浙的政策未必适合内陆贫困地区”之类的问题;第三便是得了好处与民实惠之后,还可以“以邻为壑”,通过吴越新政对南唐、后周百姓的政策吸引力,拉来新鲜血液,帮助此前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大地主阶级找补回来一些损失——虽然摊丁入亩让大地主多交税了,但是,也为你们吸引到了更多愿意来租种你土地的外来流民佃户不是?
    当然了,这些事情终究是得罪人的,改革家哪怕成功了,本人不得好死的例子太多了。商鞅被车裂,王安石被流放,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所以,钱惟昱只能是徐徐而动,每一次都找一个契机,给自己的队友一点资金上的支持,换取他们出头。
    两年多前十叔钱弘亿初镇赣南、需要大量雇佣劳工取代官方徭役制度,便是一个契机。那一次,钱惟昱依靠那个契机让十叔当了靶子,在吴越境内推广了免除徭役、从此以政府出钱平价雇佣劳工、政府管饭的政策。如今,四伯父刚到两广,面对巨大的吸引蛮夷归化的需求,实施对无在籍土地者有利的摊丁入亩政策,也成为了一个迫切的需求。于是,钱仁俊便步了钱弘亿的后尘,成为了钱惟昱改革大业当中的又一杆好枪。
    钱惟昱可以预料,他如今策划的摊丁入亩策略,肯定可以比后世七百年后雍正朝的摊丁入亩阻力更小。一方面有如今吴越辖区大多富庶、百姓反抗精神小、地主豪绅可以拥有的武力反抗能力薄弱有关系;另一方面,当初雍正一朝时候可没有免除徭役这个政策作铺垫——雍正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在全国都做到“政府需要经办大型工程、都花钱请工人干活”这种程度,取而代之的,雍正实施的是“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也就是说非但不免除百姓的徭役,反而改成让有功名的读书人跟着百姓一起服徭役(虽然可以交钱代替服役),这种事情,自然会激起极大的反抗。前者是给人权利,后者是强加义务,孰优孰劣,实在是有云泥之别。
    ……
    “摊丁入亩,本质便是要废除所有人头税,把人头税的收入摊到田亩的土地税之上。确保朝廷岁入不减的情况下,让少地或者失地贫农,乃至在官府的土地籍册上根本就找不到田亩记录的蛮夷受惠、把这一部分税负转嫁到地主身上。
    但是,摊丁入亩只是孤与老大人、还有四伯私下洽谈协商时候的提法罢了。将来在上表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出现‘摊丁入亩’这种文字提法,而要改头换面,让人觉得‘免丁’和‘增田赋’之间毫无关联——老大人可明白么?”
    钟允章是忠厚君子,讲究纲常正统的读书人,这种权变的事情上果然不太在行,踌躇了半晌,还是红着老脸说道:“还请殿下明示具体说法。”
    “唉……老大人真是忠厚长者,也罢,孤便挑明了说。摊丁入亩当中的‘免丁’当然要单独提出来说,而且作为一项归化蛮夷、同时惠及吴越全部百姓的仁政宣扬出来。这种事情的名声,哪怕是大王,也是不嫌多的。大王的顾虑,只会是免除丁税后朝廷收入的减少。
    这时候,就要用第二手,也就是入亩。只不过这个入亩不能打着入亩的旗号,可以改成诸如‘种粮钱’等名目。”
    钱惟昱说到这里,见钟允章一片茫然,才想起有个问题没有科普,便打住话头,先行问道:“唔,老大人可知道占城稻的种植法门?”
    钟允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好继续求教,钱惟昱便先解说起来。
    “咱便以占城稻为例。众所周知,占城稻出自占城国,这几年推广、轮作下来也着实让我吴越粮食产量至少翻了一倍。但是占城稻在中原种植三五年后,便会有‘退化’的问题,结出的粮食再次作为种粮使用,便会脾性与华夏本土的水稻趋同。需要进行选种育种、或者周期性引入占城国原产的稻种杂交,才能保持高产和较短的生长期。
    这里面,官府便可以做很大的文章:普通百姓,那是不可能有能力出海的,如果官府垄断了占城稻的种粮贸易和配给,每年由乡镇粮长一级在收田赋的时候,一并出粜来年的种粮、按照收成粮和种粮之间数倍的兑换比例,不就可以实现名义上不加收田赋,实则增税的目的了么?
    田家种植稻谷,约摸一斗种粮可种植两亩水田、夏收三石。种子与收成,约莫是三十比一。官府卖种子的时候,按照二比一兑换,便相当于增加了‘三十税一’的田赋;按照三比一兑换,便相当于增加了‘十五税一’。如此一来,既多收了粮米,又不会让百姓觉得加税了。官府的种粮只要有保障,能够让百姓切实看明白着实可以比用自家收获的粮食做种收成多,百姓自然会愿意接受了。
    而且此法贵在两相自愿,不可用强,阻力自然更小。比如我中吴军治下各州,种植占城稻年份最久,有些民田已经种植了四年了,到了种子退化的年份,便可以在中吴军先行实施。福建种植不过两年,两广更是今年才种了第一季,百姓还看不出来退化的问题,便先朝廷亏那么一两年,不赚这个钱粮好了。等到两三年后,福建、两广的农户都在产量的对比中看出了买官营种粮的好处之后,这种徐徐推进便丝毫没有阻力了。”
    “殿下真乃治国救民的天纵奇才啊!老朽真是枉读四十年圣贤书,惭愧,惭愧。此法回去后,老朽便立刻禀明大都督,定然按照殿下的办法施为上书,一字不易!”
    聊完了摊丁入亩的初步推行借口,钟允章稍微整理了一下思绪,便问起了下一项要求:“上书奏请增开科举,倒是可以理解,只是不知这‘乡试’的名目,又是何解?”
    吴越国没有建号称帝,自然没有科举。但是如果因此就觉得吴越国没有选拔人才任官的考试制度的话,那便大错特错了。
    武肃王钱镠一朝因为是马上得天下,对科举的要求确实不多,偶尔有文官需要从寒门之中拔擢,也都是看谁名气大,就直接举荐,甚至由国王如同“三顾茅庐”一样去延请,大名鼎鼎的唐末文人罗隐,便是这么在吴越国出仕的。不过此后,从文穆王钱元瓘时期以来,吴越国便开始逐步有了选拔文官的考试,只是明目上叫做“录科”。
    录科考试并非常制,而是等到确有文官位子空缺出来之后,才会举行,用多少录取多少,考上之后,直接就任命官职。这个制度按说含金量还是不错的,只是因为不常设,所以缺乏储备读书人才的作用,也不能尽可能留住多的读书人。幸好五代十国时候,吴越国那帮姓钱的宗室各个都是学霸级别的人物,读书都很牛逼,这才没有导致吴越国文人不够用的问题。
    说句题外话,历史上太平兴国三年、钱弘俶纳土归宋投降赵光义之后,他带去入宋的子侄宗室足足数百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有资格在北宋直接获封爵位的。但是即使如此,钱氏宗族三代之内靠科举考试正式考中进士的,就有近百人之多——这固然和宋初时候,北方人读书不好、南唐读书人又在唐宋战争中多遭屠杀、后蜀读书人多丧于全师朗、王小波、李顺等多次起义有关。但是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吴越人在宋初时的读书能力完爆北方人甚多。
    “所谓乡试,便是一种新式的‘选贡’制度——未建号称帝的,不得开贡试、录取进士、明经、明法诸科士人,但是按照朝廷祖制,各道依然是要选出贡士前往京师参加考试的。孤所谓的‘乡试’,便是一种在各道自行组织的初级选拔考试。考中的人员,由各道命为‘举人’,以待时机成熟时进京参加朝廷的贡试——当然,乡试不比录科,哪怕文官没有空缺,也可以每年或每三年举行一次。获得举人资格者,即使没有进京参加最终的贡试,依然可以在我吴越国直接任官。”
    
    第291章 摊丁入亩的威力
    
    钱惟昱上辈子毕竟是戈尔巴乔夫和two86教导出来的修真主义好青年。别的本事且不论,关于“打着某某主义的旗帜、走着某某主义的路子”这种花活,放到五代十国这种历史环境,自然是玩得轻车熟路,天下第一了。
    明明是想摊丁入亩,却咬死了不露出摊丁入亩的字眼,用一番包装的勾当,把全吴越国的大地主阶级都忽悠地暂且丧失了斗志。等到发现实情的时候,已经大事晚矣。
    那一日,钱惟昱和钟允章谈妥了全部条件之后,不过半个多月,中吴军的库帑便拨出了首批数十万贯钱钞,由海商交割给广州都督府的户部官员。(以后统称使用六部的称呼,大家知道吴越国名义上没有六部就行了,这样表述方便一些,不要纠结具体官名了)
    六月底的时候,也就钱惟昱拨给四伯钱仁俊的首批钱钞到位之后仅仅七八天,钱仁俊的奏请废除丁税、施行种粮官营、开设“乡试”等诸事宜的奏章,便送到了杭州的钱弘俶那里。
    奏章的内容,当然是钱惟昱指示的,只不过措辞上进行了不少修饰,而且关于上奏的理由,也颇为符合两广的“乡土气息”——比如废除丁税是为了笼络两广的蛮夷,开设正规的乡试,是因为两广的读书人原本就有参加科举的机会,不能因为如今南汉被吴越灭了、反而让读书人没了上升通道、不利于社会稳定云云。
    看得出来,钟允章薛用丕等一些原岭南太师、礼部尚书等饱学高官,着实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力图让这份奏章看上去完全是站在广州都督府的立场角度上提议、看问题的;一旦新政实施之后,得利最多的肯定也是广州都护府,而不是吴越国别的节镇。如此一番伪装之后,整个行动便一丝“出自中吴军节度使钱惟昱授意”的迹象都看不出来了,哪怕将来大地主阶级反噬,也咬不到钱惟昱身上。
    人投我以木桃,我投人以琼瑶。四伯父背黑锅背得这么敬业,钱惟昱自然给钱也给得爽快。一番运作之后,各种渠道的附议奏请雪片一样飞向杭州,赣南的十叔钱弘亿麾下也有山区苗族可以收纳,拿了一笔小钱之后马上就跟着摇旗呐喊。
    只有钱惟昱这个正主儿,连续两三个月都在闭门开发新技术、以及在自己治下组建织造营、机匠营。对民间推广纱锭横置式的五锭踏轮纺纱机、推广棉花种植、棉纱纺线。七月初的时候,苏州的织造营产出了华夏大地上汉人织造的第一批棉麻混纺布匹,并且投入了江浙一带的纺织品市场,着实得到了市场的好评。
    吴越王钱弘俶把各处上奏的奏章照例留中不发,交给杭州、越州的诸位中枢文官讨论。一直拖到七月份,终于迎来了一个合适的时机:王妃孙太真的分娩时期快到了——七月二十那天,在众望所归当中,孙太真诞下一个男婴,一如历史的惯性,这个孩子被取名为钱惟濬,大王钱弘俶终于得到了嫡长子。
    各镇节度自然是少不了恭贺庆祝,动辄价值数万贯的重礼一份接一份不要钱似的向杭州送,其中虚与委蛇自不待言。
    钱弘俶假借嫡长子诞生的喜庆机会,宣布大赦天下——嗯,其实只是大赦吴越国境内而已——并且顺势宣布了一些“惠民”的举措,其中就包括钱仁俊此前上书的各项改革事宜。
    大王借着嫡长子诞生的机会,宣布减免税赋和提出一些“便民的政府收费项目”,又有谁可以阻挠呢?两浙和福建的豪绅们就这样被忽悠着暂时接受了这个事实。
    两浙福建田土广袤的豪绅还没反应过来,两广那边便对大王新恩准的善政反馈了最大的善意。七月底,仅仅在大王的政令传到广州都护府三五天之内,邕州以西原本属于壮族、侬族的羁縻州,便有好几个接受了朝廷的流官改制、宣布改土归流。
    “投降”归化的羁縻州包括广源州、万涯洲、谠犹州、形州等四处。从地域范围分布来说,大概是从后世的广西首府南宁开始、沿着邕江流域往西一直到广西百色附近位置。大致覆盖了几个县的面积,四州相加,拥有汉族民户三千多户,壮族、侬族等归化人两万多户。
    一个新政政令刚刚落地,就为钱仁俊带来了几个羁縻州、将近三万户口的百姓。如此巨大的政治胜利,自然是要大书特书地宣传的。消息传回杭州之后,那些原本还试图质疑“摊丁入亩”的人,也只好选择缄口不言了。
    或许还有人会奇怪:就算摊丁入亩、废除徭役两项政策交加逼攻之下,蛮夷归化的成本确实被降低到了几乎不存在的程度。但是蛮夷不归化的话,好歹还有“尊严和自由”,怎么会仅仅因为“就算你归化了、朝廷也不找你收税、服役”这么一个条件,就纷纷主动归化呢?
    这其中,当然有阴谋。
    ……
    广源州,便在后世的广西百色附近。广西全境多山,除了东南部北部湾沿岸的沿海平原地带、以及东北部与湖南接壤的桂林地区,其余大多都是山区。整个广西中部地区,就只有从邕州到广源州的邕江流域,有约摸一两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而平原四周的山区,倒是能有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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