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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年农历五月,蒋冕退出。按资历,大学士毛纪硬着头皮顶上,可他连蒋冕的十分之一都不如,苦撑了两个月后,提出辞职。大学士费宏接过毛纪的棒子时,“大礼议”已接近尾声。
费宏不是坚定的杨廷和主义者,朱厚熜和他的顾问们也发现了这一事实,于是在1524年农历七月,朱厚熜邀请费宏和他在内阁的同僚参加茶话会。会上,朱厚熜委婉地说,他要称亲生父亲为皇考。费宏等人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朱厚熜就认定这件事成了。可费宏回到内阁后,在杨廷和主义者们的逼迫下不得已发表声明反对皇上的自作主张。
朱厚熜立即把费宏找来,斥责他阳奉阴违,拿皇帝当猴耍。费宏吓得浑身发抖,慌不择言地答应朱厚熜将在四天后为朱厚熜的亲生父母上“帝”“后”尊号。
朱厚熜只高兴了两天,第三天早朝结束后,200多名官员不愿意散去,跪在阙下,向朱厚熜提出抗议。朱厚熜当时正要进行斋戒,发觉有骚动,就派宦官去查看。宦官回报说,官员们跪在那里不肯散去,除非皇上明天改变初衷。朱厚熜再让宦官去传递要官员们散去的命令,可这些官员说,没有书面命令,他们就跪死。朱厚熜马上就拿出书面命令,可大臣们食言,仍不肯散去。
张璁和桂萼适时地向朱厚熜进言说,带头的人正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他最近这段时间像是疯了一般。他还挑唆那些愚蠢的臣子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有些臣子就跟着起哄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
这些臣子的确有名垂青史的意愿,在阙下伏跪时,大声喊叫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称号。很多人在这场运动中因夸张的政治表演脱颖而出,他们用拳头捶打膝盖下的砖石,吼起来连雷公都要退避三舍的声音,放声大哭。有人发现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面临不忠不孝的指控,所以使尽浑身气力紧紧跟随。一时之间,紫禁城在哭声中晃动起来。他们一致认为,如果朱厚熜不悬崖勒马,那国家命脉就毁于一旦。
朱厚熜气得直跳脚,他对张璁说,大同正发生兵变,这是国家大事,他们不关心这些,却盯着我这点家事,如今还想把紫禁城哭塌,真是天理不容。他下达命令:“把哭声最大的扔进锦衣卫监狱,杖刑伺候。”于是,一百多人被扔进了锦衣卫领了杖刑。
第二天,朱厚熜成功地为自己的父母上了尊号。至此,绵延达三年多的“大礼议”事件暂时结束。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事根本就不是“议”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
王阳明对待“大礼议”的态度如何?除了我们前面的猜测外,倒是有两件事实作为他态度的证据。
当他在余姚讲学时,有弟子问他对“大礼议”的态度,王阳明没有回答。有一天夜晚,他坐在池塘边,忽然想到“大礼议”,于是写了两首诗。
第一首是这样的:
一两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
第二首则是:
独坐秋头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
这两首诗实际上就是王阳明对待“大礼议”的态度,他显然是站在张璁、桂萼一边,以为天理当出于人情,朱厚熜当尊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
还有一件事能直接证明王阳明的态度。他的弟子陆澄开始时是杨廷和思想的参与者,后来他问王阳明。王阳明说:“父子天伦不可夺,皇上孝情不可遏,众多大臣的话未必是对的,张、桂诸位大贤的话未必是不对的。”
这已是明显表态,他和张璁、桂萼不谋而合。尤其是他的信仰者席书和弟子方献夫在向朱厚熜表明态度时,其思想出发点就是王阳明心学的出发点。
几年后,“大礼议”事件重新爆发,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而王阳明在官场中的很多弟子都站在了张璁、桂萼一面,肆无忌惮地攻击朱熹理学的卫道士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的正式较量。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张璁,他不是王阳明的弟子,甚至激烈反对王阳明心学。他在“大礼议”中支持朱厚熜只是因为他是个敏锐的政客而已。真正服膺王阳明心学的人,都没有登上权力的之巅。所以,王阳明只能在余姚当他的教育家,权力核心对他而言,遥不可及。
那么,作为他其中一个最光芒的身份——军事家呢?
第四章 王阳明如何做到知行合一之广西戡乱
万人齐捧王阳明
1527年,王阳明重出江湖到广西剿匪。能有再次展现他军事光芒的机会,是各种合力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王阳明的影响力催生的众人齐捧。
1524年,“大礼议”尘埃落定。御史王木迫不及待地向朱厚熜举荐王阳明和赋闲在家的杨一清。王木在举荐信中指出,想要天下大治,非此两人不可。遗憾的是,王木的举荐信如同投入墓道,毫无声息。1525年农历二月,席书也上书举荐王阳明和杨一清,席书把二人推崇到了极致:“生在我前者有一人,曰杨一清;生在我后有一人,曰王阳明,我只敬佩这二人,所以应该要他们来中央政府担当重任。”但这封举荐信又如泥牛入海。四个月后,并未死心的席书再上书举荐王阳明和杨一清。这一次,朱厚熜给了回复:杨一清可来,至于王阳明,稍等。
席书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杨一清能来,而王阳明要稍等。因为张璁和桂萼两人对王阳明的心学始终抱有成见,他们“以言废人”,自然就对王阳明不待见。
但他们努力遏制王阳明的行动终归会成为泡影。因为王阳明多年播撒的心学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心学门徒们要他出山的呼声已震动朝野。
1525年农历七月,应天巡抚吴廷在他的治所苏州向中央政府递交一份举荐王阳明的信。吴廷曾到王阳明的课堂上多次听讲,很快就迷上心学。王阳明用人格魅力打动了他,让他疯狂地迷恋上了心学。在苏州办公时,他想到王阳明的思想和其创建的不世之功,确定王阳明是帝国最需要的伟大人物,于是向朱厚熜举荐王阳明。吴廷比较幸运,他等到了答复:朱厚熜告诉他会认真考虑王阳明。不过,这只是个书面答复,吴廷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朱厚熜的行动。
九月,退休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林俊通过他的老部下们向朱厚熜谈到王阳明,林俊也是王阳明的门徒,在活了一大把年纪后突然认识到程朱理学的弊端,感觉到了王阳明心学对心灵的冲击。林俊知道几年来举荐王阳明的人都以沮丧而结束,所以他没有向朱厚熜举荐王阳明当官,而是希望朱厚熜能让德高望重的王阳明到皇帝身边当秘书。朱厚熜身边的秘书已经多如牛毛,况且,朱厚熜身边最让他欢喜的秘书是道士们,而不可能是德高望重之人。所以,林俊也只能收获失望。
十月,监察御史熊爵向中央政府推荐王阳明担任兵部尚书。熊爵喜欢办学,自从和王阳明相识后,到处主持办学事宜,传播王阳明心学思想。他尤其对王阳明用兵感兴趣,但王阳明很少和他提用兵韬略。这是王阳明的苦衷,他不希望别人学他在战场上的诈术,诈术和良知是水火不容的。
熊爵的举荐被朱厚熜狠狠驳回,朱厚熜还训斥熊爵,身为监察御史,不好好监督百官,反而夜以继日地搞学校、设讲座,真让我这个做皇帝的寒心。熊爵立即发现自己要官职不保,马上敬业起来。
在众人费尽心机地齐捧王阳明时,王阳明倒是很自在。他在浙江余姚守孝期间唯一的事就是讲学,对于别人诋毁他的学说,他无动于衷。
他在余姚老家讲学的这几年,抨击他学说的风浪此起彼伏。1522年末,中央政府的两个御史突然向朱厚熜提出禁止王阳明讲学,他们认为王阳明心学会让圣学(朱熹理学)蒙尘。王阳明的弟子陆澄马上反击,提出王阳明心学才是圣学。王阳明得知这件事后,给陆澄写信说,从来没有靠辩论制止诽谤的事,天下学问岂止是程朱理学一门,如果有人说你的学问是邪道,你就去辩驳,那会活活把你累死。况且,学问的好坏岂是辩出来的?你认为哪门学问好,就专心地去学习实践,只要它能带给你心灵上的安宁,它就是好学问。
这封信表面上是让陆澄专心于学问而不是去辩驳,实际上是王阳明暗示弟子陆澄: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和你的老师我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因为一旦你辩驳就证明你出手,你出手肯定就有人接招,然后还手。王阳明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学说能普及天下,他渴望学术上的成就,而不希望被卷进政治的漩涡。
1523年进士考试,出题者显然是个朱熹门徒,所以《策问》的内容是这样的: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是泾渭分明的,但现在有学者却认为二者殊途同归,这就是抬高了陆九渊贬低了朱熹。这种险恶用心和南宋时期的何澹、陈贾有什么区别(何澹、陈贾都是攻击朱熹理学的学问家)?这个学者现在到处蛊惑人心,以售卖他那低级的思想,是不是应该把他的书烧掉,把他的思想扼杀?
显然,“这个学者”指的是王阳明,这是一道赤裸裸攻击王阳明的考题。王阳明弟子徐珊在考场中看到这道考题时,叹息说:“我怎么可以不顾良知而迎合错误的言论!”于是放下笔,走出考场,主动落榜。和徐珊不同,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魏良弼则用王老师的心学主旨回答了这个问题。让人疑惑的是,这二人居然高中进士,王阳明的得意弟子钱德洪也用王老师的心学主旨答了问卷,却落了榜。钱德洪见到王阳明后,恼恨时事之乖。王阳明却大喜过望道:“圣学可以从此明也。”钱德洪认为王老师糊涂了,问:“连考题都反对您的学说,怎么能说圣学可以明了呢?”
王阳明说:“你反过来想,连进士的考题都质问我的学说,那不就是说我的学说现在已被天下士子们了解了吗?它以为它在攻击我,实际上是在变相地宣传我啊。如果我的学说是错的,那经过这样的宣传,肯定有人会找出对的学说;如果我的学说是对的,那必将被有识之士认可,咱们应该大肆庆祝一番。”
钱德洪对王阳明这种乐观态度表示钦佩,并自愧不如。大概也正是这次进士考试的考题,让王阳明心学风靡整个中国,连朱厚熜请来的炼丹道士都对王阳明心学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在朱厚熜面前时不时地提到几句。朱厚熜当时有个疑惑,王阳明的心学应该是自我修炼的学说吧,那他的弟子们应该找个在深山老林里隐居,锻造道德和智慧才对,为什么要跑出来参加科举考试?
王阳明早就说过:圣学无妨举业。
这句话起源于王阳明的弟子和自己老爹的谈话。这位弟子的老爹曾问去拜访王阳明多日的儿子:“去学习心学,可曾温习理学?你可是要科举的啊。”这个儿子神秘地说:“虽然没有温习朱子学,但时刻都不曾荒废。”老爹说:“我知道王阳明心学可以触类旁通,可它和朱子学到底还是有差别的。”这个儿子严肃地告诉老爹:“用我的良知去读朱熹,就如同打蛇打到了七寸上,每击每中。”老爹认为这是儿子走火入魔,请教王阳明。
王阳明欣喜地说:“这是对的啊。良知无所不能,学习良知学,正如治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就是良知,欲请客,这就是要参加科举考试,而你就有了请客的资本。当送客后,这些产业、第宅等物还在,还能自己享受,这就是终生之用。可今天的读书人,就如平时不积累家财(他的心学),到了请客(科举考试)时,到处借物件,虽然侥幸混过关,可客人走后,这些物件还要还给别人,家里仍然空空如也。学我的心学不但不妨碍举业,而且还是举业成绩的源泉,科举考试的人怎么能不学我的良知学呢?”
这段话至少告诉我们,王阳明心学是入世创建功业的学问,想要入世找到一个大平台,就必须进行科举考试,因为天下最大的平台是国家设置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能力再强大也无用武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所以在短时间内受万人瞩目,一方面是其学说的灵动,另一方面是王阳明颇具灵气的教育方法。1524年正月,浙江绍兴府知府南大吉来向王阳明请教政事。南大吉曾是程朱理学忠实门徒,但其天赋灵性总让他在一本正经的朱熹理学殿堂中受到煎熬。自听闻王阳明心学精髓后,南大吉就如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地喜欢上了王阳明心学。
那一天,南大吉向王阳明发问:“我为政总有过失,先生为何没有说法?”王阳明反问:“你有什么过失?”南大吉就把自己为政的过失一一说给王阳明听。王阳明听完说:“你这些过失,我都指点过你。”
南大吉愣住了:“您说过什么?”
王阳明接口道:“如果我没有说过,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过失的。”
南大吉恍然:“良知。”
王阳明点头微笑,南大吉也笑了。
几天后,南大吉又来见王阳明,叹息说:“如果身边有个能人经常提醒我,我犯的过失可能会少点。”
王阳明回答:“别人的提醒不如你自己良知的提醒。”
南大吉的心灵又受到一次洗礼。
又几天后,南大吉来问王阳明:“行为上有了过失可以改变,心上有了过失可如何是好?”
王阳明看了他一眼,说:“你现在良知已现,心上不可能有过失,心上没有过失,行为上也就不可能有过失,当然这是从理论上来讲,实践中,还需要刻苦修行。”
南大吉的心灵被洗得稀里哗啦。
然而,王阳明当时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给那些相信他心学的人,或者说是良知未泯的人的心灵给予洗礼。有弟子说:“如果皇帝和他的亲信张璁、桂萼认可您的心学该多好啊。”
王阳明反问:“有什么好?”
弟子瞪着眼睛回答:“那您就可以入朝为官,造福天下百姓了。”
王阳明笑笑:“心学无非是让人认可自己的良知,你怎么知道他们不认可自己的良知呢?况且,圣人行事如明镜,物来则照而已,世间任何事都不要强求。”
“物”很快就来了。
李福达案
1528年农历二月王阳明重新出山,除了举荐他出山的震耳欲聋的呼声外,还有个重要原因:中央权力的再分配和桂萼的用人不当。
杨一清能被重新起用,是张璁和桂萼以及王阳明弟子方献夫等“大礼议”胜利派共同努力的结果。杨一清一进入内阁,就联合张、桂二人排挤了首辅费宏,这是痛打落水狗的前奏,目的是要把杨廷和的势力连根拔除。1526年农历五月,杨一清继费宏之后担任首辅。张璁和桂萼都得到了高额回报:两人仍然在内阁任职,张璁被推荐为都察院院长,桂萼被推荐为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这已是官场中的顶级荣誉。与此同时,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也到大理寺担任首长。众人都占据了重要部门,张璁认为清洗杨廷和势力的时机已到。
双方开战的时机是到了,但杨廷和势力却抢先一步发动了进攻。1526年农历六月,一名御史揭发武定侯郭勋有叛逆行为,证据是他府中一个叫李福达的人曾是两年前大同军区叛乱的军官,郭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