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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让自己的良知正常工作，那就能做到定、静、安、虑、得。由此可知，良知并不仅是一种美德，还能助你做成一切事。
弟子问：“任何事物都有本末主次，从前的理学家把彰显德性当作根本，把教导民众重新做人当作末梢，这两者是从内心修养和外部用功的相互对应的两个部分。事情有开始和结束。从前的理学家把知道止于至善作为开始，把行为达到至善作为结束，这也是一件事情的首尾相顾、因果相承。像您这种把‘新民’作为‘亲民’的说法，是否跟儒家学者有关本末终始的说法有些不一致呢？”
王阳明回答：“有关事情开始与结束的说法，大致上是这样的。说显明德性为本，亲爱人民为末，这种说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应当将本末分成两种事物。树的根干称为本，树的枝梢称为末，它们只是一个物，因此才称为本与末。如果说是两种物，那么既然是截然分开的两种物，又怎么能说是相互关联的本和末呢？如果明白彰显光明的德性是为了亲爱民众，而亲爱民众才能彰显光明的德性，那么彰显德性和亲爱民众怎么能截然分开为两件事呢？理学家的说法，是因为不明白明德与亲民本来是一件事，反而认为是两件事，因此虽然知道根本和末梢应当是一体的，却也不得不把它们区分为两种事物了。”
朱熹解释《大学》，认为是“新民”，而不是“亲民”，王阳明认为是“亲民”，再次阐释“知行合一”。
弟子问：“从‘古代想使天下人都能发扬自己本身具有的光明德性的人’，直到‘首先要修正本身的行为’，按照先生您‘明德亲民’的说法去贯通，也能得到正确、圆满的理解。现在我斗胆请教您，从‘要想修正本身的行为’，直到‘增进自己的知识，在于能够析物穷理’，在这些修为的用功次第上又该如何具体地下功夫呢？”
王阳明回答：“此处正是在详细说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功夫。人们所说的身体、心灵、意念、知觉、事物，就是修身用功的条理之所在，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内涵，而实际上说的只是一种东西。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在现实中运用条理的功夫，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名称，而实际上说的只是一件事情。什么叫作身心的形体呢？这是指身心起作用的功能而说的。什么叫作身心的灵明呢？这是指身心能做主宰的作用而说的。什么叫作修身呢？这里指的是要为善去恶的行为。我们的身体能自动地去为善去恶吗？必然是起主宰作用的灵明想要为善去恶，然后起具体作用的形体才能够为善去恶。所以希望修身的人，必须首先要摆正他的心。然而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天生都是善的，因此心的本体本来没有不正的。
“那怎么用得着去做正心的功夫呢？因为心的本体本来没有不正的，但是自从有意念产生之后，心中有了不正的成分，所以凡是希望正心的人，必须在意念产生时去加以校正，若是产生一个善念，就像喜爱美色那样去真正喜欢它；若是产生一个恶念，就像厌恶恶臭那样去真正讨厌它，这样意念就没有不诚正的，而心也就可以得正了。
“然而意念一经发动、产生，有的是善的，有的是恶的，若不及时明白并区分它的善恶，就会将真假对错混淆起来，这样的话，虽然想使意念变得真实无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想使意念变得纯正的人，必须在致知上下功夫。
“‘致’就是达到的意思，就像常说的‘丧致乎哀’的致字，《易经》中说到‘知至至之’，‘知至’就是知道了，‘至之’就是要达到。所谓的‘致知’，并不是后来的儒家学者所说的扩充知识的意思，而是指达到我心本具的良知。这种良知，就是孟子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那种知性。
“这种知是知非的知性，不需要思考，它就知道；不需要学习，它就能做到。因此我们称它为良知。这是天命赋予的属性，这是我们心灵的本体，它就是自自然然灵昭明觉的那个主体。凡是有意念产生的时候，我们心中的良知就没有不知道的。如果它是善念，唯有我们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如果它是恶念，也唯有我们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这是谁也无法给予他人的那种性体。
“所以说，虽然小人造作不善的行为，甚至达到无恶不作的地步，但当他见到君子时，也会不自在地掩盖自己的恶行，并极力地表白自己做的是善事。由此可以看到，就是小人的良知也具有不容许他埋没的特质。
“今日若想辨别善恶以使意念变得真诚无妄，其关键只在于按照良知去判断行事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善念产生时，人们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善的，如果此时不能真心诚意地去喜欢它，反而背道而驰地去远离它，那么这就是把善当作恶，从而故意隐藏自己知善的良知了。而当一个恶念产生时，人们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不善的，如果此时不能真心诚意地去讨厌它，甚或反而把它落实到实际行动上，那么这就是把恶当作善，从而故意隐藏自己知恶的良知了。像这样的话，虽说心里知道，但实际上跟不知道是一样的，那还怎么能够使意念变得真实无妄呢？
“良知所知道的善，虽然人们诚心地想去喜欢它，但若不在善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践履善的价值，那么具体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从而可以说喜欢善的愿望还有不诚恳的成分。良知所知道的恶，虽然人们诚心想去讨厌它，但若不在恶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铲除恶的行为，那么具体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从而可以说那讨厌恶的愿望还有不诚恳的成分。如今在良知所知道的善事上，也就是善意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为善，使善的言行没有不尽善尽美的。在良知所知道的恶事上，也就是恶意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除恶，使恶的言行没有不被去除干净的。我的良知所知道的内容就没有亏缺和被掩盖的地方，从而它就得以达到纯洁至善的极点了。
“此后，我们的心才会愉快坦然，再也没有其他的遗憾，从而真正做到为人谦虚。然后心中产生的意念才没有自欺的成分，才可以说我们的意念真正诚实无妄了。所以《大学》中说道：‘系于事上的心念端正后，知识自然就能丰富；知识得以丰富，意念也就变得真诚；意念能够真诚，心情就会保持平正；心情能够平正，本身的行为就会合乎规范。’虽然修身的功夫和条理有先后次序之分，然而其心行的本体却是始终如一的，确实没有先后次序的分别。虽然正心的功夫和条理没有先后次序之分，但在生活中保持心念的精诚纯一，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一丝一毫欠缺的。由此可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一学说，阐述了尧舜传承的真正精神，也是孔子学说的心印之所在。”
良知是件法宝，使用它不需要任何繁琐的程序，也不需要任何咒语，只要你按它的意思行事，就是最好的使用方式。
这就是王阳明《大学问》告诉我们的一个终极真理，用王阳明的话说，不是我告诉你的，这个道理其实就在你心中：天下一切事，都是你良知的事。
风雨又来
1519年春节刚过，王阳明在赣州给王琼写了封长信。在信中，他平静地叙述了南赣地区的剿匪和设立行政区的情况。人们从梦中醒来后，就再也不会心有余悸地去回想那个噩梦。紧接着，他满怀热情地追忆了王琼对他的信任往事，声称如果没有王琼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他在南赣的剿匪不可能这样顺利。然后又谈到自己获得的那些国家荣誉，诸如升为右副都御史，实在感到有愧，他没有这个才能。还有他的后代可以世袭千户，这让他受宠若惊。他说，大部分功劳应归于王琼。
王阳明这样说，乍一看去有些虚伪。南赣匪患的平定无可置疑是他的功劳，王琼不过是把他推到那个舞台上而已。不过这就是问题所在：王阳明固然伟大，但王琼更伟大，因为他能重用王阳明。
信的最后，王阳明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他说南赣地区气候潮湿，瘴疠弥漫，他的肺病复发，又因为剿匪工作辛苦，所以生活作息不能规律，患了很严重的痢疾。他此刻最大的希望就是王琼能在皇上朱厚照面前替他求情，允许他退休回老家。他说，自己所以如此不顾体统地总想回家，是因为祖母于1518年农历十二月离开了人世，他因为来南赣剿匪未能见祖母最后一面，内心在滴血。
王阳明的身体状况的确不容乐观。他在给弟子的信中经常提到他的肺病和不见好转的痢疾，在1518年春节的那场邀请池仲容的宴会上解决了池仲容后，他一个猛子扎到地上，口吐鲜血。弟子们惊慌地扶起他时，他开始剧烈地咳嗽。当时弟子们的感觉是，王阳明想把肺咳出体外。在成功地彻底扫荡南赣山贼后，他连续四次写信给朱厚照、给吏部、给兵部，允许他退休，但都被一一驳回。
中央政府不准王阳明退休，实际上是王琼不让王阳明退休。王阳明在南赣建下煊赫的功绩后，中央政府很多人既羡慕又嫉妒，他们巴不得王阳明赶紧离开政坛。意料之中的，这些人都是朱熹门徒。他们担心王阳明会挟着卓著功勋闯进中央政府，与他们并肩而立。可这是他们绝不能容许的，因为在他们眼中，王阳明是异端，是他们的精神偶像朱熹的敌人。
1519年二月初，王阳明的第四封请求退休的信到达北京。朱厚照先问吏部尚书陆完，王阳明三番五次要退休，吏部怎么看。
陆完是朱熹门徒，但从未按朱熹的教导“存天理去人欲”。他对王阳明在南赣的成就不屑一顾，因为他也是靠剿杀农民武装（1510年刘六、刘七起义）成功上位的。他对朱厚照说，王阳明在江西的剿匪是托皇上洪福，他是个异端分子，不应该留在政府中，可以允许他辞职。
朱厚照又问王琼。王琼的回答是，王阳明绝不能离开江西！
朱厚照问为什么。王琼不可能说是因为宁王朱宸濠，可他也没有别的理由。王阳明第一次请求退休时，他对朱厚照说南赣地区还有土匪残余，只有王阳明能扫清这些残匪。王阳明第二次要求退休时，他对朱厚照说南赣地区社会治安问题很大，王阳明必须要整顿社会秩序。王阳明第三次申请退休时，他对朱厚照说没有合适人选接替王阳明。总之，他用尽各种借口把王阳明钉在了江西。但这最后一次，他实在找不出理由来了。王阳明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已经详细地说明了他清整南赣的所有举措和成果。如果南赣地区已经太平无事，谁来当这个南赣巡抚已无关紧要。
这就是陆完的看法，也是朝廷内部很多官员的看法。他们都对王琼在王阳明退休上的态度疑惑不解，既然匪患已平定，南赣社会秩序已恢复，为什么不让人家离开？王琼对这些人的质疑反应很冷淡，只是希望朱厚照不要批准王阳明的退休请求。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大事马上就要发生，山雨马上就要来了。
朱厚照也不理解王琼何以如此没有人情味，人家王阳明口口声声说身体状况不佳，祖母又去世，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到王阳明信中提及未见祖母最后一面的悲痛笔墨也会流下眼泪，可王琼却不为所动。
朱厚照对别人的伤心事一向不太关心，而南赣匪患的平定的确是王琼举荐王阳明的功劳，所以他也就不想有什么立场。他对王琼说，你呀，和王阳明好好谈谈这件事，人家非要退休，你就不要强人所难。又对陆完说，这件事就暂时听王琼的吧，你们吏部把他的退休申请打回去。
王阳明接到吏部“不准致仕”的信后，叹了口气。他的学生问他：“我听说老师您年轻时就立下经略四方的志向，如今天下不安，到处都是可以建功立业之地。您为何屡屡辞职呢？”
王阳明思索半天，才道：“当年年轻气盛，自龙场之后，这种心态平和了很多。因为我终于想明白，人有建功立业的心没有错，但千万不要把这种心当成常态。我们应该时刻格自己的心，心如明镜，物来则照，不要刻意去追求。你把自己锻造成一个良知光明的人，这种机会总来找你。况且，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传播心学，让天下人知道圣学法门，相比而言，建功立业就成了副业。”
又有弟子问他：“如果您在年轻时被派来剿匪，您能成功吗？”
王阳明痛快地回答：“恐怕不能。”
弟子问：“为什么？”
王阳明回答：“我早已说过，年轻时涉世未深，内心浮躁，心不定就难成事。人非要经历一番不同平时的劫难才能脱胎换骨，成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
弟子问：“如果没有磨难呢？难道去主动找吗？”
王阳明回答：“当然不是这样。我是从磨难中得到了真谛，人只要时刻格心，让良知不要被人欲遮蔽，就都能成功。”
1519年前半年，王阳明就是在这种和弟子有声有色的讲学中度过的。他没有再向中央政府递交退休申请，他的身体虽然恢复了许多，但远不及正常人健康。有一段时间，他曾想起他的妹夫、最得意的大弟子徐爱。徐爱病逝于1517年农历四月，正是王阳明在赣州大兴书院之时。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浙江省余姚马堰横上村人。1508年，年仅二十一岁的他高中进士，被朝廷派到祁州（今河北安国市）担任州长（知州）。两年后，霸州文安县（今河北文安）居民刘六、刘七凭借在地方上的势力发动武装起义，徐爱在祁州坚壁清野，抵抗二刘。二刘失败后，中央政府曾对其点名表扬。
徐爱为官清正廉明、勤奋敬业，在知识分子圈中享有美誉，后来调至南京建设部工作（南京工部郎中）。就是在南京当差时，得知王阳明讲授心学，于是登门拜访。相谈之下，深为王阳明的“心即理”理论而折服，于是，对其北面而拜称弟子。他是王阳明创建心学后的第一位弟子，后来，又深深地爱上了王阳明的妹妹王守让，娶之，由此又成了王阳明的妹夫。
徐爱和王阳明讨论最多的就是《大学》宗旨问题，王阳明为其辨难解惑，使徐爱对王阳明心学的认识深入骨髓。随着王阳明弟子的与日俱增，很多弟子对王阳明的良知学有不明之处，徐爱就充当了大师兄的角色，为他们辨难解惑。
1516年年末，王阳明受命到江西剿匪。王阳明在中央政府屡次催促下不肯上路，最后一次，徐爱劝王阳明，如今天下纷纷议论，您还是走一遭吧，我愿意永远跟随您。王阳明大为感动。1518年农历三月，王阳明剿匪功成。徐爱希望能和王阳明一起回浙江余姚，终身膜拜王阳明。同时，他还引用名言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想不到的是，竟一语成谶，就在他回老家看望父母时，一病而死，年仅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