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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进一步揭示南越国的百官制度如同汉朝，少内也应是内史的属官。
除铭刻的铜器外，还有一件上刻“乘舆”的银洗一件。此器物出土于东墙根下层，出土时与铜钥放在一起，并压于一个铜鼎之下。其形状为直口、平沿、折腹、圆底、素面。底部划5道波线，平沿处的正面和背面都有铭刻，其中正面刻“三”字，背面刻“六升界（共）左今三斤二两、乘舆”等共11个字，从字面上看，刻划浅细，不规整，考古学家麦英豪对其书写内容的释解为：某地（或某官署）共（供）献的“乘舆”用器，重“三斤二两”，容“六升”。“共”下右侧刻一“左”字，似为“左工”省文，口沿上的“三”字，应是器物编号。
至于铭刻“乘舆”两字，原指皇帝、诸侯乘坐的车子。《孟子·梁惠王下》载：“今乘舆已驾矣。”贾谊《新书·等齐》也有“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的记载。随后泛指皇帝用的器物，并作为皇帝的代称。蔡岂《独断上》中曾有“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又“天子至尊，不敢谍读言之，故托之于乘舆。乘犹载也，舆犹车也。夭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或谓之车驾”等句。此银洗鉴刻“乘舆”两字，表明这是南越…｝ r的专用器；“乘舆”喻御服器械百物，也袭用汉廷称谓。
继铜器、银洗器的铭刻之后，后藏室还出土了一枚字样看起来有些特别的封泥，封泥近长方形，长2，3厘米、宽3。5厘米、厚＇。5厘米，出土时一角崩损，泥块底部有木匣痕和穿绳凹沟。右侧隐约可见指纹痕迹。印面方形，田字格，边长2甲1厘米，印文篆书“粼榔候印”四字，其中“候印”两字较清楚，“粼”字右侧残损，而“榔”字几被抹平，只从残痕中隐约可辨。“粼榔候”到底代表或说明了什么，史籍无征。据考古学家黄展岳推断，“粼郑”当为地名。候，《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卫尉、中尉、将作少府、属国都尉、城门校尉属官皆有候，掌武职，司守卫，与此封泥“粼郑候”皆不合，故疑为南越国自置。十几年前，著名历史学家陈直先生据传世封泥“临苗守印”、“济北守印”、“即墨太守”等郡名皆非汉廷设置，故推定为齐国自置之郡，并谓西汉初中期王国，皆分割各县，自置郡名。陈氏又据汉印有“胶西候印”、“苗川候印”、“苍梧候印”和封泥“豫章候印”，“临茁候印”等，推定郡守属官有候，此皆汉表所失载。“粼郑候印”封泥的发现，为陈氏之说增添一例实证。据陈氏说以此类推，“粼榔”应是南越国自置之郡名，候乃粼郡守之属官。ii螂”地望不详，从南越国与长沙国长期为敌，以及“粼榔”属汉化地名等方面考虑，推测“郑榔”可能在南越国北境，与长沙国毗邻，粼郑候之职责似应与汉代边郡太守都尉下之候官相近。
由于“粼绑候印”封泥出于后藏室，可知室中部分器物应为“郡榔候”所膊送。整个后藏室，里面全是各种日常用具，除煮食的鼎、烤炉、银洗器外，还有盛物的陶罐等。有些罐里头还放有剁得大小相似的猪骨，有去了头和爪的禾花雀，还有鱼、海贝、虾等等，称得上是山珍海味俱全。显然，这些都是为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准备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工作，整个象岗古墓地下宫殿的秘密终于揭开了。从出土的各种实物分析判断，象岗古墓的墓主，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
南越王墓的形制
当发掘工作完成之后，关于整个南越王墓的构筑格局也随之显现出来。从总体上看，这座古墓先在象岗小石山的山顶向纵深劈开20米，凿出一个平面如“凸”字形的竖穴，前端两侧再加掏洞以建造耳室。全墓用红砂岩石砌筑，分前后两部分，共7个墓室。前部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正中是主棺室和后藏室，两侧为东、西侧室。前室顶部及四壁均有彩绘云纹图案，装饰富丽，象征墓主生前的宴乐厅堂，室中置帷帐、车具。东耳室是礼、乐、宴饮用器藏所，置编钟、编罄及大型酒器。西耳室置青铜礼器，各种铜、陶生活用具、兵器、甲青、铁工具、车马帷帐、金银珠宝、象牙、漆木器及丝织品、五色药石与砚石丸墨等等，数量达四五百件，是全墓储藏器物最多、最丰富的一个库藏。墓主棺撑置于后部主室正中，墓主身着丝缕玉衣。后藏室储放着膳食用具和珍送。东侧室为姬妾藏所，西侧室为从死的危丁厨役之室。全墓的构筑格局以及随葬品陈置都是仿照人生前前朝〔堂）后寝〔室）居处布局设计的。
据《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第一主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鑫，称制，与中国律”。南越王墓是否可视作“按天子葬制”而营建的帝陵？只要就汉代天子诸侯葬制与南越王墓的形制作一个简要的比较便见分晓。
秦之后的西汉共有1｝座皇帝陵，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市东部的白鹿原和杜东原外，其他9座分布在咸阳。西汉帝陵的地而建制内容基本相同。以宣帝杜陵为例，高大的封土堆呈覆斗形〔所谓覆斗形，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意即将斗覆置，下大上小，顶部和底部都呈方形），封土下部和上部都呈方形，边长分别为175米与50米，高29米。封土周围夯筑围墙，为陵园。杜陵陵园平面方形，边长4劝米，墙基宽8米，陵园四面墙垣正中各开辟一门，杜陵园东南是杜陵寝园，陵园四而墙的平面呈长方形，长173。8米，宽120米，在东、西、南三面开门。寝园内有大型殿址，文献上称为寝殿和便殿。寝殿和便殿都是祭祀场所，其中寝殿要‘旧上四食”，天天如此，就像皇帝还活着一样伺候。
帝陵附近的建筑，除了寝园外，还有庙园。庙园的中心是陵庙，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四而各开一门，陵庙也是举行祭祀的场所，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频繁的祭祀。
“陵”，意为高大的土山，汉代坟墓称“陵”者其墓主身份除皇帝、皇后、太上皇外，还有诸侯王、王后等。《后汉书·礼仪志》中就曾称诸侯王墓为“陵”。从1970年考古人员发掘的山东曲阜九龙山3号墓来看，系葬于西汉中期的鲁王或王后墓，在此墓道内填塞的大石块上，发现有“王陵塞石广四尺”的铭刻，这个铭刻说明当时确实称诸侯王墓为“王陵”。
结合历史典籍和考古发掘，王陵的地面建制内容包括高大的坟丘、围绕坟丘的坟垣以及祠庙等形制。汉代坟丘的高度与墓主的身份密切相关。文献记载，西汉帝陵：坟高十二丈（约合今28。8米），武帝坟高二十丈（约合今48米）。《周礼·春宫·冢人》郑玄注曰：汉律列侯坟高四丈（约合今9。6米），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从这段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汉代坟丘的高度由当时的法律予以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文献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说有人死后，其家人将死者的坟丘修建得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高度，结果，有的人被削去了官职，有的人不得不将坟丘高度削低以符合当时的礼制。广陵王陵高13米，河北石家庄北小沿村赵王陵高15米，定县40号中山王陵高16米，定县北庄中山王陵高16米，山东临淄齐王陵高24米。王陵坟丘底部呈圆形或椭圆形，与帝陵覆斗形封土有别。坟丘是用黄土一层层夯打起来的，夯打用的黄土，一部分是挖墓穴时取出的，一部分则要从其他地方运来，由此可见建筑王陵的工程是浩大的。不过，这样的制度也有例外，如汉文帝就别出心裁地规定他的霸陵“因其山，不起坟”，为的是“欲为省，毋烦民”。另据考古发掘所见，汉初诸侯王仍沿袭旧式的穿土为扩的墓扩形式。汉武帝时，出现了在山崖内开凿巨大的横穴式洞室作墓扩，这种墓一般称为崖洞墓。崖洞墓是在山脚或山半腰较平坦的地方开凿露天墓道，再于墓道底部向山体中开凿出洞室而成。崖洞墓一般由墓道、墓门、耳室、墓室、侧室组成。不管是竖穴墓还是崖洞墓，墓的规模都是巨大的。修建如此巨大的陵墓，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此，诸候王活着时就要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文献中一般把这种现象称为“豫作寿冢”。
如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开凿在一座海拔｝4米的石灰岩山体中，筑陵者觉其不崇，又在山顶上夯起高大的封土堆。另外，河南商丘永城梁王陵区已发现的数座崖洞墓，如夫子山l号墓、南山墓、黄土山墓、西黄土山墓等，它们所在山体的顶部也都夯筑有10米以上的封土，其中黄土山墓的封土呈马鞍形，夫子山l号墓封土呈覆斗形：，自高祖刘邦建汉（公元前206年），到献帝刘协失汉（220年），若将王莽新政权存在的16年计算在内，两汉（西汉和东汉）前后共存在了4｝6年。西汉早期〔高祖一景帝），王陵兼用竖穴墓和崖洞墓，竖穴墓中以“黄肠题凑”墓居多，崖洞墓刚刚出现。西汉中晚期（武帝一王莽），竖穴木悴墓和“黄肠题凑”墓继续使用，崖洞墓非常流行，数量大增。东汉时期，木撑墓不用了，“黄肠题凑”墓被“石题凑”（用石代替木材筑砌停室）墓代替，崖洞墓被砖室墓代替。砖室墓成为最主要的一种墓葬形制。
南越王墓是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露出盖顶的。发现时，象岗已被下挖了17米多，墓坑的开口情况已不可知，封土情况就更不清楚了。类似于南越王在岩石上建造竖穴墓室的，还有湖南长沙象鼻嘴1号墓、陡壁山汉墓以及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红土山汉墓在发掘前仍保存有高出岩石面约10。2米封土堆。建于岩石山丘上的竖穴墓，或于其上再筑封土，或不筑封土。如前所述，南越王葬埋非常隐秘。孙权派数千兵士南下岭南寻找赵佗等南越王陵墓，欲掘家盗取墓中财宝，结果只找到了三主赵婴齐墓，盗走了墓中的玉玺、金印和宝剑等珍品。这些记载从侧面说明，南越王陵在岩石小山（亦即象岗）_仁没有再夯筑封土，否则，如此明显的地面标志，数千人遍地搜寻，不会不被发现的。象岗汉墓系南越国二主赵胡（昧）的陵墓，下葬于武帝时，当西汉中期。从建筑格局看，受中原王陵形制的影响，修建在象岗山体之中，而象岗在西汉时期，处于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西北角，属于都城的近郊。赵胡（昧）选择此地建墓，符合王陵建于国都附近的时代风尚。但它又不完全照搬中原王陵的形式，采用了以竖穴墓的形制为主，兼用崖洞墓的形制，是一座形制独特的陵墓。至于象岗古墓为什么采取了既类似于中原又有别于中原工陵的建筑形制，这一点可从象岗山本身的自然条件来分析推断个中缘由。
象岗山的原生岩为石英砂岩，在大自然的风雨侵蚀下，原生石英砂岩逐渐风化成砂质勃_｝o南越王选中这里建造陵寝，想必本意是要建一座豪华气派的崖洞墓。但环境不由人，风化特甚的象岗，其强度已大幅度降低，有些地方使用普通的镐、铲即可挖开，是无法凿成坚固的崖洞的，因此只好在总体规划上采用了竖穴墓的形式。墓葬的修建次序是：先在象岗顶部风水好又便于造墓的比较平坦的地方，规划出墓口的平面形状、尺寸，然后向下挖掘，到一定深度（约20米）停止，在竖穴岩坑底部南端两侧横向掏洞成东、西耳室，在岩坑北部建造前室、主棺室，以及东、西侧室和后藏室。
赵胡（昧）墓的墓室建筑实际坑位面积只有100多平方米，仅相当于中山靖王刘胜墓（502平方米）的五分之一，连长沙国王后曹撰的墓（ 128平方米）也比它大得多。这无论从墓主作为外藩封国之王，或潜称“文帝”的身份来说，似乎都很不相称。这个差异应和南越国当时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的。在汉初，岭南地区要比中原落后，处于广种薄收的落后生产方式阶段中，生活水平很低。汉兴几十年，经过秦代留戍岭南的五十万大军和南越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到武帝时，岭南地区社会经济才有了飞速发展。建国后广‘州近郊发现的南越王国时期的墓群也反映了这一史实。南越王国前期，墓的规模一般较小，随葬器物也少，大墓很少发现。那些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的大墓，几乎都出于南越王国的后期—汉文、景以后到武帝元鼎六年南越灭亡这一个时期。象岗赵胡（昧》墓与中原王侯墓相比虽显得过小，但在当时的南越境内却绝不算小，相反，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整座墓修在石英岩的地基上，这地基离山顶超过20米。也就是说，在动工建墓以前，先要从山顶向下挖一个20米深，面积略大于墓室底面的大坑。从已发掘出的墓室底部面积约100多平方米来看，假设当时挖的大坑坑壁垂直，这个大坑的体积也有2000立方米左右。实际上，在施工时，垂直下挖一个20米深的大坑是很困难的，尤其象岗的石英岩，有些地方已经风化，如果垂直挖20米，几乎肯定会出现塌方。因此，挖坑过程中必须采用不断扩展坑壁，阶梯式扩方的方法，墓坑的实际工程量肯定要大于2000立方米。可以想象，在2100年前钢铁工具还很不普遍的岭南地区，要在石山里凿一个这样的大坑，该是何等艰巨！
我们的祖先在刚刚学会造房子的时候，是用木棍组成房架，用兽皮做挡风的墙壁。到青铜时代，中国北方的房子，主要是用夯土的方法来建墙，以木为柱；而南方的房子则主要是木结构的，用石头做材料的建筑。在岭南地区，目前只见到南越王墓一座。
经考古人员计算，南越王墓的墓室，一共用了750多块石头。这些石料后来经过广东省地质测试分中心以及社科院广洲地质新技术研究所施纯溪、朱照宇等专家的鉴定分析，其岩性主要是砂岩，其次是少量玄武岩，还有一两块花岗岩，砂岩比不上玄武岩和花岗岩这些火成岩坚硬耐久，但却容易凿打加工，在完全靠手工凿石的时代，它自然是首选的材料了。
象岗南越王墓所用的全部石料，包括砌墙石、挑檐石、柱石、顶盖石板等，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凿打。在墓室一些砌墙石块上，考古人员还找到了比较清晰的凿痕。根据这些凿浪，估计当时用来加工石料的工具，是一种金属的凿子，刃口宽2一3厘米。至子是用青铜器凿还是用铁器凿的已很难确定。在加工时，是依着石块的对角线进行斜向凿打的，这与现代石工用手工凿平石坯的取向相同。墓中的砌墙石，至少有三面是平整的，其中有的六面平整，呈规整的长方形，石头表面打磨得相当平整。不仅较小的砌墙石如此，盖在前室顶部的那块全墓最大的石板，面积有5甲5平方米，石板的两面也都凿得异常平滑。根据现代手工打凿石料的经验，每开一立方米石料要两三天，而加工一块1。3米x0。3x 0。15米的石料六面平整，一个工人也要干两天左右。参考现代打石工人的工作定额，仅采石和凿石加工两项，南越王墓至少需要100个工人工作10D天以上。运输石料的工作就更艰巨，根据地质科学工作者朱照宇先生的研究，南越王墓所用的砂岩来自番禺莲花山。那里有一个古老的采石场。采下的石料，据推测是沿珠江运到广州再到象岗的，这样，运送这批石料，估计100个工人要花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合起来估算，仅石料的开采、加工、运输，就需要100个工人工作半年左右。那时不仅没有起重机械，没有汽车。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