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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难以计数的穷人，和至今仍在饥饿线上徘徊的大众的疾苦漠不关心［6］。
在法国食品安全机构（AFSSA）的推动下，欧洲食品安全机构（EFSA）刚刚再一次允许使用杀虫剂转基因玉米MON810…NK603，而在欧盟的六个成员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希腊和卢森堡，这种玉米原本是被禁止使用的。
这个位于帕尔玛的欧洲食品安全机构专门负责评估食品安全，欧洲议会正是透过研究它所提交的报告作出决定。自2002年成立以来，它共向欧洲议会提交过四十二份报告……都对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表示赞同，都在为转基因食物大开绿灯，都对转基因放行的提案举双手赞成。许多生物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因此怀疑，他们这样做是想要逐步冲破对所有转基因食品的禁令，而某些议员和转基因生产商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安抚舆论，几位环境部长（包括法国的）不得不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向生态学家和环保人士解释他们改变转基因食品政策的合理性。
起来，大地上受苦的人；起来，庄稼地里的收割者……
发出呐喊，却没人听到，收割庄稼的人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他们选择可能要面对法庭，可能要被投入监狱的“公民的反抗”，却不愿意依靠唯利是图和轻率冒失来换取生存的保障，他们说：“我们不是实验品，我们的耕地也不是瓷砖实验台。”
他们只能等着世界食物管理组织和机构作出选择。如今，这些机构终于开始大力倡导重新加强对工业化农业的管理，提出重新回到尊重自然的轨道上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07年5月在罗马召开的关于生态农业和食物安全的会议中指出，大范围开展的生态农业完全可以养活地球上所有的人。
很多人终于意识到，为了造福所有人，科学和技术必须重返公民和民主的必要性。法国刚刚诞生的公民科学基金会，发起“科学的警报”运动。来自科学界的运动发起人（包括法国试管婴儿之父、遗传学家雅克·苔斯塔尔）坚决指出：“因为存在风险，所以我们相信采取预防原则是对人类更有利的明智之举，尤其那些被科研优先权主导的讨论，更应该接受公民的监督。”
也许，这是重返著名的“帕斯卡尔之赌［7］”的时候。在这里，没有冒犯者，上帝被危险取代，游戏被谨慎掌控（为了地球天堂不变成地狱）：“斟酌输赢，作出（潜藏着危险）的选择。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赢得了所有；如果我们输了，我们什么也没失去。所以，还犹豫什么？”
“孟山都”是什么？
“孟山都”（Monsanto）是一家美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该公司最初生产的化学产品与多氯联苯（PCB），牲畜生长激素，还有美军越战期间的落叶橘相关。“农达”草甘磷除草剂（Roundup）是该公司的旗舰产品之一。
“孟山都”也是转基因种子的主要生产商，依靠“终结者”技术，该公司占有全球90％的玉米、大豆、油菜、棉花转基因种子生产份额。“终结者技术”以抑制植物再繁殖的一次性种植闻名，以此强迫农民每年都得购买他们生产的新种子。此外，该技术也被认为对社会和环境造成十分严重的破坏性。
“孟山都”还通过“旋转门”技术成为率先渗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8］）的压力集团的领头羊。“旋转门”技术指，一个公务员离开政府部门进入“孟山都”公司。与此同时，“孟山都”公司的一个雇员离开公司进入这个政府机构。这也就是某些舆论认为，在还没有对转基因产品的毒性和长期危害进行真正研究前就获准其上市销售的原因［9］。
农民控告“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是污染农田植物的罪魁祸首；化学产品和转基因食品司法行动也将其琐定为调查目标；它还被指控透过对政府部门极其有效的游说，推动有害健康和生态的产品上市，以及制造虚假科学调查报告。
通过高超的手段，该公司实施着和利马格兰（Limagrain：法国谷物研发公司）一样的宣传策略，高喊着“从大地到生命”的口号，人们还以为他们从事的是“保护和强化物种多样性”的事业。从华盛顿，经布鲁塞尔到东京，这些压力集团渗入国际机构、议会和部委，投资广告，影响媒体，操控农产品加工业……
谈到“孟山都”，分析家杰雷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表示：“从未见过一个公司有如此决断性的影响力，而且是在如此高的政府决策层面上。”
他们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在卫生健康法律师伊莎贝尔·胡巴尔（Isabelle Robard）和科学领域记者蒂耶里·苏卡尔（Thierry Souccar）合著的《健康，谎言和宣传：停止乱吃！》一书中，两位作者揭露出农产品加工业和那些不断向我们灌输科学营养观的“专家们”之间的密切关系。2001年实施的国家健康营养项目（PNNS）带头人海克伯格博士（Hercberg）至少与诸如乳类、谷类、肉类、脂肪类、水类等，不少于十七个农产品加工业关系密切。此外，65％的专家都和制药业，农产品加工业私下里打成一片；连捍卫消费者利益的机构（法国食品安全局AFSSA、法国卫生安全和健康产品委员会AFSSAPS）也被怀疑对这些工业采取宽容政策的真实原因。
由饼干制造业资助的研究这样下结论：孩子越多吃点饼干，越不容易长胖。于是，或浅尝、或狼吞这些谷物制成的饼干便成为了一个公众化的健康模式！而同时的调查显示，每年肥胖症都以5％的速度递增，如今法国肥胖儿童的增长率更高达17％！
“乳类产品，我们一生的朋友”，这个大型乳品企业的广告语令人相信，消费它们的产品是补钙的唯一途径。而其实，卷心菜、油料作物、矿泉水……都是钙质的来源。此外，一项哈佛大学实施了十二年的，对七万八千个住院病人的调查结果显示，消费乳类产品最多的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正是骨质疏松率最高的地方。当然你可以说，缺乏阳光照射，不经常进行户外活动、体重超标、缺乏蛋白质和遗传因素都可能是造成骨质疏松的原因。
黑死病离开，绿瘟疫又来？
法国是继美国和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杀虫剂使用国。86％的河流，一半的含水层都因每年七万七千吨控制植物病虫害产品的流入而遭污染，而自来水也出现过不少次药物和重金属残余物质逃过过滤系统混入水中的情况。
农民是这些化学分子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所有研究都一致确定：农业人口是罹患血癌、骨节粗大症、脑肿瘤，和不育症的最大人群。多项调查表明，直接接触某些杀虫剂使得罹患淋巴系统癌症的风险大幅度提高：每年法国新增一万七千个淋巴癌患者［10］。
一项发表在《神经病学年报》（2009年6月18日）上，由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和皮埃尔—玛丽·居里夫人大学（L’Université Pierre…et…Maire…Curie）的科研人员共同撰写的报告指出，暴露于存在杀虫剂环境下的人群，其罹患帕金森症的风险增加两倍。
农业医疗保险互助会直到2005年才展开自己的调查，结果显示：六分之一的农民存在使用化学物质导致的不良反应。然而，柏勒堡姆教授（Belpomme）的病人们表示，社会保险机构只对他们的治疗给予报销了事，很少进行专门研究。
2006年，哈佛大学环境健康系研究员菲利普·格朗金（Philippe Grandjean）发现，接触杀虫剂的孕妇更容易发生流产、早产、婴儿罹患不可逆神经系统疾病，而使用“农达”（Roundup）除草剂的孕妇更有高于国家平均水平的流产危险。卡恩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吉勒·艾力克·塞哈里尼（Gilles èric Séralini）的研究表明，即使在使用剂量低很多的情况下，“农达”也会对胎盘细胞产生毒副作用。在一份于2008年10月提交给政府的报告中，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指出，暴露在除草剂环境下的孩子罹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纪录片《我们的孩子将谴责我们》（2008年12月上映）的导演让·保罗·周德（Jean Paul Jaud）认为自己就是“吸收了环境与食物中的化学物质而患癌”的牺牲品，他因而在影片中大声疾呼发展生态农业的急迫性。其影片《四季》记述了位于伯尔扎克的一个农村学校食堂，在医生、被疾病困扰的家庭、水果生产者，和葡萄种植者的共同见证下，如何一步步走向生态食物的过程。
然而在这个静美之地以外，农民正受着首当其冲的伤害，在陋习和无知的引导下，他们成为经济体系的牺牲品和公共农业政策的受害者。每一次施肥后，有人会流鼻血，有人会在几天时间里不能排尿，有人虽已开始种植生态作物，并表示“这些年来没敢吃自己种的东西”，但也无一例外地病倒了。
男性处于精子危机的边缘［11］
法国蒙比利埃大学内分泌学家查里·苏勒当（Charles Sultan）一项进行了五年的研究表明，置于这些化学品威胁下的孩子罹患先天性畸形的比例显著增高；生殖系统癌症则以300％的比例爆炸式地出现在越来越年轻的人群中（25—35岁）。此外，精子数量也明显减少，比上世纪50年代几乎减少了一半。除了导致癌症激增，这些有毒产品还引发不育症和男性胚胎女性化现象发生。在西方，15％患有不孕症的夫妇中，一半与男性不育有关。
“目前市场上至少有超过一万种基于杀虫剂技术开发的产品，或者用于打理花园、收拾杂草，或者用于生产治疗性洗发水，”欧盟委员会环境科学专家菲利普·德斯布鲁斯（Philiphe Desbrosses）表示：“每年实验室都会制造出两千个新元素，这些有毒物质出现在空气中、水中，甚至我们的饭菜中……我们一天中可能吸收了多种杀虫剂、食物添加剂和其他各种污染。然而一天的吸收量如果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还不足以令我们有任何感觉。”
如果说毒物的长期效应仍未可知的话，那么“协同增效作用”则是得到科学承认的事实：物质的毒性在被叠加时会以百倍的强度增加，而我们负责核准产品上市的委员会却是一个个产品单独加以评估……癌症学家多米尼克·伯勒堡姆（Dominique Belpomme）认为：“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只有依靠大量使用化学产品，才能增强竞争力，而其中很多产品已被证实导致癌症和扰乱人类的激素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在消减杀虫剂的使用方面仍显不足；只有生态农业才可以‘避免’它。”早在2004年，伯勒堡姆就表示：“我们可以确认，70％的癌症来自对环境不断破坏的恶果。”根据一项法国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局（AFSSET）主导下的，法国卫生研究院所做的研究，在1980—2005年间，癌症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男性患癌比例为35％，女性患癌比例为43％。在欧盟委员会的限制下，从2001年起，所有化学物质都将被重新评估。永别了，内分泌干扰物——这个弄坏了荷尔蒙系统的东西。
有历以来第一次，不孕症成为一种真正的威胁［12］，人类未来的世代将会目睹生命的火焰一点点熄灭。欧洲那些出生率低于2％的国家还没有意识到，在这个世纪结束前令其人口增长的紧迫性。
对于克瑞纳·勒帕志（Corinne Lepage）而言，反杀虫剂的战斗是一场法律的较量：“政治层面还未就此问题作出决策，正如对待石棉和血源污染事件一样，这既反应了行政机制的障碍，也是政府与工业勾结的明证。”
作物保护工业联合会（UIPP）主席让·查里·伯凯（Jean Charles Bocquet）在出席格勒纳勒环境对策圆桌会议时试图进行反击：“研究结果有力地表明，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只有微弱的上升，而且也没有显示出和我们的产品存在直接联系，所有都只是怀疑而已。”他还言之凿凿：“所有被批准上市的产品都被精确地评估过，在我们现有的认知范围内，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对农民或者消费者的健康都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这些工业家们也将一些“传统”农民团结到他们的阵营中。所有这些人一起编扎着法国农业濒临破产的“稻草人”，并且在不利于他们的研究一公布，或者对他们实行监督的倡议一提出，就发出威胁的声音。狼牙棒式骇人理由包括：将导致削弱工业和减少就业的后果［13］。在农业部，一个由五十多人组成的委员会忙着将一份生产者的陈情书提交给布鲁塞尔。他们还真做成了，欧洲议员们已经复审了其关于内分泌系统干扰定义书的副本。2009年1月28日，参议院通过一个修正案，将格勒纳勒环境对策圆桌会议的目标定位于蔬菜种植领域：2018年前将杀虫剂剂量减少50％（“艾克菲多2018”生态植物计划［14］）。这还要感谢修正案的提交者，洛特加隆省的参议员达尼艾尔·苏拉日（Daniel Soulage）和水果蔬菜研究集团总裁玛丽·德蒙福朗甘（Marie de Monflanquin）。
营养学家嘱咐我们，每天需要吃五份水果和蔬菜！“我的电路坏了，有个东西堵在那儿，电流再也过不去了［15］。”阿兰·巴尚（Alain Bashung）如是唱到。
愤怒的新葡萄
根据法国食品安全级别法规（DGCCRF），法国人所消费的超过一半的水果、蔬菜和谷物都含有化学物质（比规定标准高出7。6％），它们是致使法国排在欧洲“污染”最严重国家前列的罪魁祸首。
葡萄（18。9％的样品在规定指标之外）是最脆弱，最需要浇灌的作物：有时一年需要二十七次，然而还是被苹果高达四十次的数量远远抛在了后面！此外，草莓、橘子、梨、橙子……青椒、辣椒、甜瓜、番茄、大葱、生菜、菠菜，和芹菜（其中42％的芹菜茎样品超出标准范围）无一不需要经历多次农药的洗礼。
法国作物保护协会的一位代表认为：“考虑到已经将毒物值控制在安全边际之内，这些超标对于人类健康不会构成问题。”
2007年，在法国本土的番茄、生菜、草莓、芹菜，和胡萝卜上发现高于正常标准39％的被禁化学物质，比上一年高出一倍。
法国作物保护协会认为这是由于采取的预防措施严重不足造成的：“自格勒纳勒环境对策圆桌会议以来，法国开始禁止使用某些化学产品，然而，我们的一些邻居们还在继续使用着。一些南方的农民不明白佩皮尼昂的消费者和巴塞罗纳的有什么不同，他们于是前往西班牙买来这些化学产品。”成吨成吨感染着被禁杀虫剂的水果和蔬菜继续从巴西、阿根廷、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进口到法国。
“为了尊重和捍卫未来世代的权利”运动的几位欧洲生物学家于2008年11月4日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通过对欧洲超级市场中所抽取的24％的食用葡萄进行检验，他们发现平均23％的葡萄含有杀虫剂残余物质。存在此现象的国家有：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和匈牙利。其中，25％的法国葡萄样本含有毒害神经系统的杀虫剂；三个意大利葡萄样品存有被禁杀虫剂：杀螨剂（溴螨酯）和硫丹烈性杀虫剂。
所有这些奸商们，毒死我们吧！
希望的微光若隐若现。法国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局2009年7月2日呼吁建立一个预防机制，即不只关注某些化学物质本身存在的危险性，还应建立起所有物品可能都被有毒物质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