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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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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指挥官和政工人员有四万余人遭到逮捕,一万五千人被枪决,各大军区的现职司令员中,竟然只有一个人没有被捕。
  可以这样说,肃反差不多“清”光了苏联红军的原有军官阶层,指挥系统因此瘫掉了一半,部队战斗力也急剧下降。
  蒙古的肃反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苏联政府的指使下,蒙古军政官员被逮捕了一万多人,许多人遭到枪决。外交部副部长桑布刚刚还在满洲里会议上跟日本人争得面红耳赤,一回国就人头落地,让他的谈判对手瞠目结舌。
  由于肃反的影响,蒙古军民逐渐对扶植他们独立的苏联从亲近变为厌恶,蒙古官兵也暗中转向崇拜自己的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些才从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为了自保,表面上装作亲苏,实际与苏联军官们并不是一条心。
  这样的内幕消息被一个接一个叛逃者带入“满洲国”,让关东军听了心花怒放。关东军各师团内部纷纷传说,苏军比张鼓峰时期还要不堪一击,关东军只消出动一个主力师团,就可以轻松拿下苏军的两到三个步兵师。
  类似的情绪也被传染给了基层官兵。在第23师团,几乎所有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
  现在,他们热切盼望的东西终于来了,有什么理由不开心,有什么理由不亢奋?
  张鼓峰一役后,尽管第19师团损兵折将,而且张鼓峰也丢了,但尾高和第19师团却由此名扬军界,要不然尾高也不会那么快就升为军司令官,并离开原来那个无人问津的地方了。
  想要哪种名,先表哪种情。小松原气宇轩昂,仿佛他也像尾高一样即将踏上成功的红地毯。
  1939年5月21日,小松原决定派山县联队和搜索队一齐去诺门罕会会苏联老毛子。
  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看过师团下发的敌情通报,认为使用整个联队都嫌浪费,带上一个主力大队,组成山县支队就够得不能再够了。看到山县如此气壮如牛,搜索队长东八百藏就像竞赛似的,也只带了骑兵和战车各一个中队,组成搜索支队随行。
  小松原将作战计划上报关东军总部。得知苏军掺和了进来,关东军总部多少变得小心起来,植田司令官和一群幕僚研究了半天,向小松原提出,部队可以暂不出动,静待时机,等苏军逐渐失去防备,再进行突然袭击。
  这条计策摆到小松原的案头时,作战程序已经启动。官兵们出去的时候一个个胸脯挺得老高,如果再喊他们回来,难免要疑神疑鬼,因此小松原并未撤销作战令,他让日军到诺门罕后,先别急着攻击,以便符合总部的偷袭意图。
  当天晚上,第23师团卫生队接到命令,必须于第二天一早,随主力部队开赴诺门罕。之所以要提卫生队,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我们以后需要时时提及的重要人物,他叫松本草平。
  不是说松本对于战役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他从头至尾参加了整个战役,并且在战后做了详尽记述,出了一本书。换句话说,他是诺门罕战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松本毕业于九州医学专科学校,熬到三十多岁,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医院。作为一个有家有业的中等收入阶层,他当然不会像一般街头小混混那样热衷于喊打喊杀或浑水摸鱼。
  这时陆军省发出了关于“全民总动员”的参军征召令。
  第一次接触
  中国的正面抗战对日军力量消耗极大,按照日本战史中已有所隐瞒的数字,日军仅在淞沪会战中的死伤就已接近十万,约合八个师团,这些死伤人员均为一线精锐师团里的老兵。以后虽然一次性伤亡再没有如此惨重,但到武汉会战结束,如果把历次战役中的伤亡加起来,也是一个让参谋本部坐立不安的数字。
  一批死了,就得另一批上,“全民总动员”即缘于这一背景。松本的医院开业才不久,尚处于初创阶段,可是被“爱国”的宣传口号一鼓动,松本“一颗赤诚之心燃烧起来”,脑子一发热,立即报名加入了军医预备队。
  几天以后松本才知道,附近报名的医生寥寥无几,加他一块儿,不过才四个人,而宣传上说“所有医生都有义务报名”,难道“所有医生”就只有四个?
  都这个时候了,老实的还是老实,滑头的还是滑头。松本为此后悔不迭,有一种上当受骗后的失眠感觉。
  松本被编入第23师团卫生队,并担任见习医官,随后便跟着师团前往海拉尔。因为是秘密行动,出发时连家属都不知道,这些人就匆匆地踏上了行程。
  沿途“漫长而无聊”,师团官兵所乘坐的列车全挂着窗帘,基本与外界隔绝。士兵们只有趁带队军官疏忽之际,才能掀起窗帘偷偷地往外瞄上两眼。
  当列车经过东北时,即便只能透过窗缝暗瞧,松本仍然被惊得目瞪口呆。车窗外,是一大片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高粱地,如此景观,在国土狭窄的日本难以看到。
  其实好多年前,当石原莞尔第一次踏上东北土地时,他的那种惊异与激动,和松本别无二致,当然,除此之外,他的目光中还有更多属于强盗的贪婪。自此以后,就有了“九一八”,有了“七七”,军人们的欲望无穷无尽,且长江后浪推前浪,越来越难以遏制,连“老前辈”石原最后都落伍了。
  可是强盗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还未到达目的地,松本就有了这种体会。
  熊本气候温暖,与东北完全不同,第23师团的官兵大多不甚耐寒,但他们开赴东北时,正值寒冬,到处冰天雪地。士兵们靠近窗户呼出的气,马上就会冻成白冰,松本在观看窗外时,都不敢把脸靠车窗太近,唯恐鼻子被冻到玻璃上拔不下来。
  到了海拉尔更要命,当地晚间气温常常低于零下四十度,师团的医务室天天“门庭若市”,被冻伤或因寒冷引发其他疾病的伤号络绎不绝。
  由于伤号太多,屋外又过于寒冷,第23师团不得不推迟野外训练计划,就在这一时期,松本有了与诺门罕的第一次接触。
  别的部队怕冷可以窝在屋子里,只有搜索队不行,外出侦察是他们的本分,哪怕被冻成一条条僵尸也得出行。因为哨所报告蒙古军时常“越界”,小松原便临时从搜索队抽了二十多人,前去诺门罕进行侦察。
  松本作为军医随行,那次侦察行动让他遭了大罪。
  去的时候是拂晓时分。海拉尔至诺门罕一带,昼夜温差极大,一早一晚的气温都低于零下四十度。松本跟侦察兵们挤一块儿,乘的是顶上没篷子的大卡车,这时天上下着大雪,地上刮着寒风,简直是在受酷刑。没过一会儿,松本就感觉全身都被冻僵。
  偏偏目的地还不是一会儿就能到。诺门罕除了哈拉哈河东岸那一块湿地外,植被非常稀少,抬眼望去,全是一座座绵延起伏的小沙丘。这些沙丘千篇一律,很难作为自然地标,行军时,要保持一个易于确定的参照物或不迷失方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整整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总算到了哈拉哈河附近。一些侦察兵拿着望远镜前去侦察,松本站在卡车上待命,可怜他已经被冻得迷迷糊糊,手脚麻木,连意识都有些模糊了。
  那些侦察兵大概常年在外,挨冻受累惯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不说,松本也不好意思再说受不了的话,他只好在卡车上一个劲跺脚,活动身体,同时不停地咀嚼冰糖,这才缓过劲来。
  那是3月份的事。到了4月,第23师团真正开始进行野外训练,经过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和恢复,病号减少了三分之二,松本对严寒的承受能力,也比先前要好了许多,可是诺门罕仍让他心有余悸。
  当进军诺门罕的动员令传到卫生队时,松本既紧张又不安,不知道这次诺门罕会给他什么苦头尝。
  来者不善
  1939年5月22日,卫生队一大早便尾随山县支队出发。这支随军卫生队由卫生兵、担架兵、辎重兵组成,临时队长就是松本本人。
  早上的呼伦贝尔草原天气晴朗,气候怡人,似乎突然换了一副面孔,卫生队成员们因此心情轻松,路上笑声不断,犹如小学生郊游一样。
  野战部队均由师团汽车队负责运送,而卫生队全是跟着运输马车步行,因此前后很快拉开距离。5月22日午后,搜索支队、山县支队率先到达了诺门罕。
  按照小松原的要求,山县没有马上接战,而是一面隐蔽作战企图,一面进行地形和敌情的侦察。
  在陆军按兵不动的同时,空战的锣梆已经提前敲响。继日军航空兵击落苏军侦察机后,双方战斗机面对面地展开了首次交锋。
  当天,苏军出动了伊…16战斗机群,“燕子”们在诺门罕的上空比翼齐飞,日军应战的是九七式战斗机,代号ki…27。
  一场对攻下来,苏军落败,伊…16不是被击落,就是被击伤。意识到对手来者不善,苏军迅速将第22驱逐机团调到蒙古东面的图们机场,以与日军航空队相抗衡。
  第22驱逐机团拥有28架伊…16和36架伊…15。伊…15俗称“黄莺”,这是一种老式的双翼机,但其优点是发动机功率很大,能在空中停留很长时间,理论上应该比“燕子”更适合空战。
  可是理论只是理论,实战中,“黄莺”显得很是笨拙。在5月23日发生的新一轮空战中,苏军一个战斗机大队全军覆没。
  通过空战和对地面机场的侦察,日军航空队发现了苏联空军的大幅度增兵趋向,并由此判断,当时苏联战机的数量已经超出日军。
  关东军司令部真有个好婆婆的样,为了帮助第23师团取得制空权,植田第一时间便下令再增派一个飞行战队,在海拉尔组成第12飞行团,其中第10战队为侦察和轻轰炸机战队,第11、12战队为战斗机战队。
  5月24日,第12飞行团长东荣治少将奉令从哈尔滨进驻海拉尔,对今后的空中作战进行统一指挥。
  东荣治一到海拉尔,便着手建筑野战机场群,部署空、地勤部队,摆出了放手一搏的架势。5月24日这一天,日苏飞行员们再次在诺门罕的空中展开惊心动魄的大血拼。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下载苏联空军预定以战斗机大队的形式,组织“燕子”与“黄莺”联合作战。因伊…15飞行速度较慢,伊…16大队提前到达了集合空域,可是等了很长时间都不见伊…15大队的踪影。没有同伴联手,伊…16大队也少了底气,于是决定返航。
  即便在返航途中,仍没有遇见一架伊…15,飞行员们又惊又疑。直到回到机场,一查询他们才知道,伊…15大队在前往集合的路上,已遭到日机攻击,所有战斗机一架不剩,全部被击落!
  苏军遭遇到了参战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失败。其实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日本航空兵原先只在关内与苏联志愿空军交过手,但当时的战斗规模很小,也因此对苏联空军的实际作战水平并不掌握。大动干戈的诺门罕空战,迫使双方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航空兵们这才感到苏联空军不好对付。
  苏联空军的失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败给对手,而是败给了自己。空军系统中展开的肃反,包括苏联空军主任、副主任、远东地区空军主任在内,苏联空军中四分之三的高级将领遭到清查,最早一批掌握先进空战思想和指挥能力的人被扫荡一空。
  到诺门罕空战爆发时,只好由一名少将临时主管空军。由于调配无方,空军上层机构重复而臃肿,指挥体系混乱,很多有经验的老飞行员被分配给各级陆军使用,没有能迅速集中起来。直接在前线作战的多位年轻飞行员,他们受到的飞行训练质量很差,缺乏这种高强度空战应具备的飞行技术和战斗技能。
  反观日方参战的第11、12战队,航空兵们均是通过“精兵主义”训练出来的老手,飞行时间多在一千小时以上,同时还具备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
  第11战队参加了许多较大规模的侵华战役,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长城抗战、七七事变,由此得以培养出一批以筱原弘道为代表的王牌飞行员。
  筱原弘道的飞行和格斗技术熟练刁钻,在前两轮诺门罕空战中,他因一人击落9架伊…15而一举成名,是关东军直至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头号王牌。
  第24战队的突出之处则是战队的指挥能力,其战队长原来供职于陆军航空本部,两个中队长也都是飞行教官出身,空中指挥游刃有余,特别善于抓住战机。伊…15大队还未到达集合空域,便遭到日机全歼,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双方在指挥能力和应变上的差距。
  短短两天之内,两个战斗机大队先后覆没,给苏联空军造成了沉重打击,飞行员们的士气陷入低迷之中。
  土豆坦克
  5月24日,松本卫生队前往诺门罕的行程才进展到一半。
  在被主力甩开后,已没人给卫生队带路或指引方向,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沿草原上留下的车轱辘印往前挪。
  卫生兵不是野战兵,野外长途拉练并不是他们的强项。行军队伍中,笑声渐渐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人人脚上磨出的水疱,以及背包的压力。这个时候,松本倒宁愿坐在卡车上冻一冻,毕竟三个小时的熬煎总好过三天的折磨。
  看到运输卡车从身边不停掠过,却不能捎上自己一段,卫生兵们牢骚满腹,有人忍耐不住,朝着卡车的背影破口大骂:“混账王八蛋!”
  呼伦贝尔的气候开始显露出它的狰狞:中午气温超过三十度,可是晚上还不到十度,可谓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冰窖。
  白天汗流浃背,犹如在烈日下烤人肉串,卫生兵们所带的水壶摸上去滚烫,连壶里的水也跟烧开了差不多。到了晚上,却又被冻到四肢僵直,早上浑身酸痛,怎么爬也爬不起来。尤其到最后两天,水壶已空空如也,士兵们一边走,一边朝着天大喘气,仿佛一群被冲到岸边脱离水面的鱼。
  卫生队22日出发,26日才到达诺门罕,中间整整花了四天时间。在野外宿营地,他们意外发现了一条小河,众人也不管水能不能喝,就像牛一样趴在岸边,咕嘟咕嘟地把自己给灌了个饱。
  松本感觉是小河挽救了他和整个卫生队,灌下肚子的水“从脑门顶一直甜到脚后跟”。
  1939年5月26日,小松原师团长离开海拉尔,前往诺门罕进行检查。
  这时关东军高级参谋辻政信已坐镇于海拉尔。在小松原动身出发之前,辻政信亲自越境做了一次侦察,以避免再出现“60人”那样的错误,回来后,他用肯定的语气告诉小松原,经过他的反复侦察,确定河东的苏蒙军只有四百人,而且没有什么重武器。
  辻政信看得起中国兵,并不表明他就看得起苏联兵和蒙古兵。他曾说过,假如持相同武器,日本兵排第一,中国兵排第二,苏联兵充其量位居第三。
  按照辻政信的计算公式,日军只要派一个一百多人的中队,就能轻松搞定四百人的苏蒙军——老大打老三,那是十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的事。
  听到这话,小松原更加信心满满,他派去打仗的可不止一个中队,如此说来,绝对干得过。
  小松原到前线后,先是检查了备战情况,接着又听取了前敌总指挥山县联队队长的汇报。根据部队到达和准备的进程,山县把进攻时间确定在28日拂晓。
  见已万事俱备,小松原当晚便放心地返回海拉尔。
  1939年5月27日晨,日军继续向被作为集结地域的将军庙前进。这时的日本兵个个精神抖擞,就连向来“胆子小、皮儿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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