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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多东西还是不见的好，美好的东西需要藏在记忆力发酵，时间长了，艮久弥香，莽撞地揭开封带，一不小心就会变了味道。
去完趵突泉，商陆问我：“还去泰山不？”
“不去了，我不太喜欢爬山，要不我先回去，你自个儿去泰山？”
商陆踌躇许久，最后订了两张济南回天津的车票。
☆、车站 一
春末夏初，海河的风逐渐湿润起来，空气中的水珠和女人脸上的香汗混在一起，浑浊而又粉嫩，香气从浑浊而又粉嫩的汗珠里散发出来，同样的浑浊而又粉嫩，可是刚一会儿，就被晴天的太阳给蒸发掉了，浑浊而又粉嫩的香气四散在空气中，空气浑厚起来，甜腻得让人窒息。那个夏天很多老人病死，很多婴儿夭折。
我把木槿送到海河旁的火车站，车站上的人不比从前多，车站上的大小商店一成不变，可是商品价格又涨了不少。
“现在就走吗？”我问木槿。
“不急，还有一个小时火车才到站。”木槿说。
我们要找个地方坐下来。车站里里外外都是川流不息的人潮，像钱塘江的浪花，像洪湖水的浪打浪，像让人窒息的空气。车站永远是人比车多，人比座位多的地方，车站也永远是别离比相聚多，悲伤比欢乐多的地方。
我记得刘大芒背着登山包从车站登上远去的火车，然后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的情景。那时候我两眼模糊，手里紧紧握着刘大芒送给我的《人体艺术》、《人。体。摄。影》还有《花花公子》，不知所措地望向远方，我不知道远方是西边还是南边或者是东北方向，但我有个感觉，这一别就是此去经年。
我觉得我人生的所有里程碑都是在车站筑立的，我在车站送走了刘大芒，送走了自己的幼稚；我在车站离开南京，离开了童年；我从车站游历四方，告别了无知。我不知道这次我在车站要做什么，要获得什么，或者失去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以后和现在、过去有什么不同。
风在吹着，肆无忌惮，光在照着，肆无忌惮，人们交头接耳，也同样得肆无忌惮，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个肆无忌惮的世界。世界肆无忌惮地让人相识，相知，共同经历刻苦铭心的雨打风吹，然后肆无忌惮地让人相互依赖，最后肆无忌惮地将人们分离，我觉得世界，是个傻逼。
我面容愁苦，我天生面容愁苦，我天生横眉冷对千夫指，可是愿意指我的千夫一个又一个离开了。
前天晚上，白薇喊我喝酒，说：“最后陪你喝一次酒吧，不过我们都不能醉，我得清醒着等明天的清晨，等清晨里的火车，你得清醒地看着我坐上638的公交，看着我由北向东，最后一路向西。”
我们买的还是进口的凯撒啤酒，因为它的味道甘甜而又浑厚，味道持久，像岁月的痕迹。岁月消失了，痕迹却深深地印刻在这世界上，在公交车的座椅上，在教室的课桌上，在海河边的晚风里，在我们心里。
我说：“为什么不让我送你去车站啊？”
白薇说：“车站那种地方离愁别绪太多，我不想在车站落泪。”
“你还会落泪？你不是女强人，不是国家二级运动员，不是女同性恋吗？”
“在此之前，我首先是个女人。女人都是感性动物，这些你不懂。”
我和白薇你一口我一口，一人抱着一瓶啤酒吹，酒喝完了就再换一瓶，反正有一箱，反正都说不醉，那就随便喝，我以为说了不醉绝对不会喝醉。
男生宿舍的天台是个喝酒的好地方，这个地方是整个学校最接近月亮的地方。在天台上看，月亮又圆又大，光亮并且皎洁，像刚洗完澡的女人身上的乳。房，充满了诱惑力和炽热的美梦。
我小时候看月亮，总是幻想十年后的自己意气风发，挥挥衣袖就能翻云覆雨，弹弹指尖就能颠覆乾坤。我觉得月亮上的桂树之所以永远伐不干净是因为手执斧头的不是我，之所以嫦娥在广寒宫里独守千年，那都是因为要等我。
从小到大成百上千个例子告诉我，这个世界对美好总是太够苛刻，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软弱无力，都转瞬即逝。月亮很容易被乌云遮住，星光很容易被灯光掩盖，红烧的五花肉总是不够吃，肘子的皮肉相间总是太少。因为美好太少，美好太容易消失，所以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应该集中起来，大放流光溢彩。于是月亮和星星交相呼应，五花肉和肘子同桌相见，女人和星空与美味佳肴总是密切相连。
我和白薇一边喝酒，一边看月亮，但一句话不说。
我想到了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我觉得李白当时的孤寂和我今后的孤寂应该是一样的。我觉得自己就是李白，自己就是喝大酒，写大诗，吹大牛逼的大狂士。他能酒劲十足地说“岑夫子，丹丘生”，我也能酒劲十足地说“木槿啊，白薇啊”，他能放荡不羁地说“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我也能跟商陆他们朗诵我当年写的淫诗。
有一次我喝醉了，我想到了竹芯，就像李白一样，边跳舞边颂诗歌。
我颂：
“你的眼睛
像蓝宝石的玻璃
深邃而又透明
我一次又一次怀疑
你是月亮
你是星星
你是曙光渐现的晨曦
想到你
我会失眠
想到你
我会勃。起”
和白薇喝酒的时候，我作不了诗，因为我只会作情诗，只会作淫诗，给白薇作的，那只能是哥俩好的诗，这诗我不擅长，我不是杜甫，我没他那么沉郁顿挫，不能像他《忆李白》一样深沉。
当晚的天空很黑，当晚的月亮很亮，当晚的星星很多，世界的美好仿佛回光返照一样，美得滴血，美得令人窒息。
我们说好不醉，最后却是不醉不归，终究没能说上什么话，各自回了宿舍，倒头睡去。我一觉醒来的时候，白薇已经乘上了火车，火车向遥远的四川驶去，这一去，我不知道能不能复返，咫尺理塘还能不能复来。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天台喝酒，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也没有晚风。我听商陆说，上一个夜晚，也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晚风。
而后，我又喝醉了。
“那边有座位。”木槿指着一排空荡荡的铁凳子，拉着我跑了去。
座位冰凉坚硬，比坐学校课桌课椅还要如坐针毡。木槿坐在我的旁边，头发，脸颊，身段和36码的脚，我都很熟悉。而此时，我转头看她的时候，她的身影有些模糊，仿佛水汽一般，我觉得她马上就会消失，我想像小时候一样紧紧地抱住她，摸着她的头说“早点回来”。可是我们都长大了，我不会再紧紧拥抱她，也不会再摸着她的头让她早点回来。她像一只白鸟，终究不会在树梢上停留一辈子，她属于天空，她需要飞翔，她的本性就是从一根树梢起飞，遨游千里，然后栖在另一根树梢上，准备下一次的起飞。我知道四年前她就已经从那个叫做“家”的树梢上起飞，她恋恋不舍，于是停留在我身上，停留总是暂时的，她总会在此起飞，她必须在今天起飞，离开我这根树梢，飞向千里之外，飞到天涯海角，在叫做上海的地方停下。
上海不远，从南京坐车两个小时就能到达，但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有太多空间和岁月的隔阂，这些东西会让自己变成别人，会让别人失去自己。所以我总是担心，我会在此刻失去她，尽管我从跟她携手出生的同时就注定会失去她。我想起爸妈，他们送我们离开南京，送我们来到天津，临走时候，爸的眉头锁得很紧，妈的笑容很是僵硬，我现在才意识到，心会落泪，泪水是红色的，和鲜血一样。
我们过十岁生日那天，家里烛光通明。我妈跟我们说，十岁生日许下的愿望绝对会实现。我默默许愿，希望自己能到外面的大世界去闯荡。我问木槿她的愿望是什么，木槿说：“我想去上海。”
“你为什么想去上海？”我问。
“那边有海，有沙滩，有灯火辉煌。”木槿说。
愿望真的都实现了。
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离开现在这根树梢，那时候是否也有人会为我悲伤。
车站里的人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燥热，气氛越来越压抑。于是卖雪糕的推车多了起来。圆脸的雪糕从一块五一根涨到了三块，很多人口渴，很多人烦热，很多人买雪糕。雪糕上的小脸在人们嘴里融化，上翘的嘴唇滑落下来，表情哀愁，看着广阔的车站和拥挤的人群，眼睛也融化了。
“吃雪糕不？”我问木槿。
“不吃，姨妈要来了。”木槿说。
“我陪你说说话吧。”我说。
“嗯。”
“你回家还是去上海？”
“去上海。”
“不回家了？”
“嗯。”
“走得这么急？”
“上海那边催得急，让我早点过去。”
“哦。”
“你不舍得我？”
“我怎么舍不得你了，世界就这么大，去上海还不简单，我今年暑假就去上海找你。”
“我工作忙不能陪你怎么办？”
“我就把咱爸妈带着，我不信你不陪他们。”我说，“如果你工作忙，没时间陪我，那就不陪吧，我是过去看你的，不是打扰你工作的，看到了，便可以了。”
“哥，你别把我当你的那些小女生哄，我也不是你的那些小女生，别跟我煽情，你找个我有时间的时候去不就行了吗？”木槿说着挽着我的手臂，头靠在了我肩膀上，可是语气还是那么强势。
我看了看手表，时针指在四上，分针指在十二旁边。
“该走了吧？四点了。”我说。
木槿没有说话，从铁凳子上起来。
☆、车站 二
检票口上亮着绿色的正在检票，一字长蛇的人群，没头没尾地杵在那儿，两眼无光，表情痴呆。
木槿站在队伍中间，我站在她的旁边，突出在队伍外面，好像小肠上皮膨胀性生长的一个良性肿瘤。队伍前面的人被进站口吞噬，队伍后面又有刚意识到检票，于是没精打采地填补上的人。木槿像是轨道里的一颗玻璃球，跟着前面的玻璃球们慢慢向前挪动。我是生长在木槿身上的良性肿瘤，木槿向前挪动，我也随之向前挪动。我感到我从头到脚的每一寸地方都有充满恶意的目光，这些目光大多是嫉妒、愤怒，似乎在他们的眼里，我是插队想提前检票的。
我从来我不做这种事，我接受过良好的思想教育，小学教我们思想品德的数学老师就跟我们说，要讲文明，守秩序，有礼貌，做新时代的三好学生。等我上了大学，前面的三句话没变，后面变成了做新时代的四有青年。四有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实跟前三句差不多，就是多了有理想和文化。
我问赤松：“你的理想是什么？”
赤松说：“打到美帝主义。”
“说得通俗点。”
“实现个人价值。”
“说点人能听懂的。”
“赚大钱，骑美妞。”
听起来赤松的理想很流氓，但他绝对是按照四有青年的标准，一字不差地落实的。他有理想，赚大钱，骑美妞，他有文化，好歹是个研究生，他有道德，从来不随地大小便，他有纪律，在食堂排队，在女生后面从来不插队。
我觉得四有青年的标准太低了，该改一改，
“我觉得这四有应该改成，有钱，有权，有女人，有亲生孩子。”赤松说。
“你太肤浅了。”商陆放下手中《当你老了》，说，“应该改成有事业，有实力，有爱情，有传承。”
我觉得他们俩说的差不多，商陆说的四有适合编进堂而皇之的教材，赤松说的四有适合流于大街小巷，认真接受他们教育的年轻人都会出落成同一种人。就好比在学校学校《孙子兵法》的科班生，和整天循着《孙子兵法》套路打架斗殴的地痞流氓，到了战场上都是运筹帷幄的大将军，只不过一个骂人是“硁硁然小人哉”，一个直接是“我日你大爷”。
我很认真地聆听了每一节思想品德课，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胸大无脑的女老师每次说到保持公共卫生时，就会放一个又臭又响的屁，她屁股后面的裙子便随屁而起，随风而动，像电影里的女主角出场，全身衣物飘扬一样。
他们误会我是插队检票的，眼神凶恶，像饿了十几天的野狗见着了整天饕餮饮食的老虎，只能杀父之仇一样看着老虎，然后一动不敢动。他们当然不敢动，他们如果动了，后面人就填补了他本身的位置，最后他得不偿失。所以明晰进退之间是一件及其难能可贵的能力，古人读书多，就是为了让自己变聪明，变聪明了考状元，时局不利了再找出“家中有老母”，或者“鲑鱼肥”一类的借口保全自身，这种进退的本领，中国的文人太懂了。
我站在木槿的旁边，跟着她在人海里浮沉，她的身材很小，她的身体单薄，我知道，世上有太多风雨可以将她击倒，所以我想成为一个避风港，让她在我这儿躲避风雨。她不仅有我这个避风港，还有爸妈的避风港，我们不可能让她一个人在这生途上形影相吊。我的左手搂住了她左侧的肩膀。
“怎么了？”木槿说。
“怕你冷了呗。”
“天太热了，怎么会冷。”
“那就怕你丢了。”
“我是坐车，车不丢我就不会丢。”
“我就是想把手搭在你肩膀上。”我说。
“你不是搭了吗？”木槿说。
过了会儿，木槿说：“哥，跟我照张相吧。”
“好。”我说。
木槿打开手机的照相功能，调到前置摄像头，脸贴着我的脸，挨得很近，候车厅里光线不好，自动闪光自动识别，闪出一阵耀眼的白光，我表情凝重，相就这么照好了。
“你又要说我丑了。”我说。
木槿摇了摇头：“不，很帅。”
检票员手上有老茧，在食指的拇指侧和拇指的食指侧，老茧很窄却很厚，从老茧的厚度上大概能分析出她一天要检多少张票，一共检了多少天。这很像一道小学数学题。
“已知每检一张票，老茧会增厚一纳米，那么一天增厚了一微米，每天检多少张票，按这个速度，老茧增厚五毫米，需要多少天？”
我的数学很好，标准的理科生思维，标准的理科生数学成绩。我从小参加奥数竞赛，都得第三名，在学校得第三名，在区里得第三名，到市里就得倒数第三名。大部分老师都觉得我不是一个能有出息的人，因为我担不了大事，本来区里第三名，在市里好歹能进个前十六名，可是偏偏连前一百都没进。那是他们对我的偏见，我之所以只拿了倒数第三是因为，我觉得我拿不了第三，我对事情很执著，该第三就第三，拿不了正数第三就拿倒数第三，我这是持之以恒。
我有别的例子能证明自己持之以恒，比如，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十八岁的姑娘，上大学了，我还是喜欢十八岁的姑娘，尽管我三十好几了，但我还是喜欢十八岁的姑娘。这是执著，这是信仰，在这方面我比耶稣的那些门人还要虔诚。
老师总说，人贵在坚持，我这么坚持，他们却看不出来，只有刘大芒说我有种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执著，说我以后一定会牛逼。尽管我现在还是挺傻逼，当了医生，浑浑噩噩，每天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但是我相信刘大芒说的话。他的每句话都应验了，他说我们小学一定会倒闭，于是我刚毕业那年，小学就倒闭了；他说我们初中部会倒闭，我刚毕业那年，初中部就倒闭了；他说我们高中部会出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