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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始终希望我学法律，出来当个律师，就像香港电视剧《法证先锋》里的男主角一样，维护正义，扶弱抑强。可是那时候的我看来，律师们全都是些整天背《宪法》、《刑法》、《民法》、《婚姻法》、《交通法》三十岁便能秃顶的早衰男人，帮人打官司也只是死前挣扎的白白努力。
不好不好，我摇摇头，我不能当律师，否则我可能会被闷死。
我爸没给我明确的提议，就算想给，凭他酒过三巡，沉醉不知归路的模样，多半也给不了。他方一开口，浓厚的酒味便从内而外，如窜天雷一样蹦了出来，在餐厅各个角落炸开了花，无处不是腥风血雨。
“儿啊，哥哥我跟你说，不管你上什么学校，”他说得含糊，断断续续，如果我不是跟他生活了十八年，可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先给老子入了党。”
他趴在桌旁一角，自言自语：“党好啊，入党好啊，当个公务员，风光，有派头，光宗耀祖！”
我对公务员的理解是整天开着辆政府配的糖葫芦（奥迪的四环标志），东奔西跑，忙东忙西，日理万机，做什么都是不辞劳苦，可是自己忙完，往下一看，实际上什么都没干好，全被下面人给糟蹋了。要是心坏一点的贪官公务员，那完全可以不劳心费力，只要拿拿纳税人的钱，收收下级的红包，白天在上司面前装孙子，晚上在丰乳肥臀的下属的床上装老子就足够。
我咽了咽口水，一来是安抚内心的不安，二来是平息青春期对上床这事的□□。
不好不好。我还是摇摇头。
最后，我学了医。
那时候我刚满十八周岁，我以为学医出来就能当医生。那样我可以穿着白大褂，厨师扮相，正义凛然地给患者诊病开药，运气好的时候能起死回生，运气差的时候最多叫做大势已去，回天无术，然后假装同情地安慰家属，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到工作年岁长了，五六十岁混到一个专家，对别人指手画脚，让小年轻们干这干那，尽管自己屁也不懂。这样的生活，我勉强可以接受。
填志愿的时候，我爸问我，要是志愿填得不好，被退档到不好的学校，要不要复读。我很诧异地看着他，他脸上褶子加起来的总长度可以绕屋子一圈，尤其是额头和眼角，惨不忍睹。我想一定是我高中三年，他操心过多。
“复读个篮子！”
人生这么复杂的东西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小的高考改变太多，最多影响我接下来几年的光辉岁月，当然也可能是操蛋的生活。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这个思想领先了社会整整二十年。
晚上我偷看木槿的志愿，虽然专业不同，但填的学校跟我一模一样：天津——康复
扬州——英语
徐州——临床医学
我心中暗笑，这王八犊子离不开我。
“你敢看我的志愿！”
我被木槿的声音吓得楞神，呆如木鸡地立在地上，头也不敢回。只能闻到窗外的枣树、桂树，飘来的枣香、桂花香，还有青蛙癞□□□□时候的腥臊味儿。我从来弄不清楚这些东西的成熟时间，因为我一年四季都能闻到。这也是相当奇怪的。
木槿的身影在仅有一盏台灯光线的黑暗里晃荡，倏忽出现在我眼前，怒瞪我一眼，扯出她被我按在手下的志愿单，气冲冲地甩门而出。声音吵醒了睡眠轻浅的妈。我妈穿着睡衣，步态不稳，明显睡得不深，醒得不透，问我什么声音。我说风太大，窗户没关，门被吹得狂乱。其实窗户是关着的，但她不够清醒，“哦”了一声又回房睡了。
我接到录取通知的那天天气最是炎热，枣树被晒得低胸垂背，我想给它们浇点水降温。我挪到门前，开门便迎上一股热浪，于是乎，我关上门，不再过问两棵枣树。屋里空调风景极好。
“什么学校？”
“天津。”
“什么专业？”
“中医八年。”
我漫不经心地吃西瓜，木槿问一句，我便答一句。
“我的天！我居然跟你在一块儿！”
木槿好像特别沮丧，但我知道她是装的，她是一个没主见的人。
“别装了，你跟我填的学校都一样，分明是故意的。”
她卯红了脸，一扭头，便不再理我。
我并不在意，自得其乐地吃西瓜。
西瓜好啊，外面是西瓜翠衣，可以解暑湿，里面是西瓜瓤，是天然的白虎汤，解暑清热。吃多了还不会伤胃，最多几泡稀屎，几泡清尿，蹲在厕所，轻呼一声，从腹部到屁股，稍稍一挣，毫不费力，屎尿横出，灌在马桶嘴里，顺着下水道进入太平洋。顶多二十分钟，擦完屁股，抖擞精神，就能浑身清爽，比去厕所前要快活似神仙。
南京的西瓜太贵，就拿我吃的这个说，一块五一斤，一个半盆大的西瓜要二十多块，一天吃一个，一个月就是六百多块钱，我吃不起。天津的西瓜比这儿便宜的多，这个季节的西瓜七毛，甚至五毛一斤，同等大小只要几块钱，吃一个月，也不过二百多点，划算！抛开划算不谈，还比南京的好吃，汁多味甜，皮薄瓤多，吃得爽快。尽管后来有朋友跟我说，论西瓜，还是新疆的最好吃，但我依然觉得天津的瓜最好，因为天津的瓜就在嘴边，新疆的瓜遥不可及。
作者有话要说： 每天晚上八点左右更新，谢谢大家捧场。 大家随意留言。 涉及敏感词汇只好换了个错别字
☆、天津 二
天津，名字源于天子津渡，十五世纪伊始，明朝时候建立，掰指头算，总共五百年历史，在全国城市里算不上年代久远。说起它的历史，前四百年被埋没，后一百年光芒万丈，活跃度隐隐盖过当时大清朝首都北京。到了现代，北京在它旁边，跟它抢地盘，抢资源，抢人才，能抢的都抢，不能抢的也抢，比如天津的相声被北京抢到了二环，叫做“德云社”。
天津人爱侃，见人就侃，逢人便笑，甭管你是男是女，是敌是友，见面总要笑，然后先说一顿有的没的，真的假的，再谈正事。
我第一次到天津，落脚的地方是天津南站，离学校二十公里远，坐上出租车需要直走转弯、直走转弯，反反复复二十遍，然后绕一圈立交桥，下桥后一路向东，往旭日升起的地方驶去。
那个出租车司机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黑色的长袖衬衫，卡其色的五分大裤衩，鞋没脱，因为他根本没穿鞋出门。他的大脚丫在脚趾缝间摩擦来，摩擦去，跟研墨似的。墨水乌黑发亮，稠厚黏腻，跟他搓脚搓出的炎性渗出液一个模样。但是前者墨香四溢，与刚刚发到手上的书本清澈的香气如出一辙，后者是臭的，苍蝇蚊子最喜欢这个味道，比起屎尿，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是万千逢人便侃的天津人之一，我们一上车，就唠叨不停，天南海北，他无所不知，初到天津的我，觉得他比军统的戴笠还要牛逼。
我爸坐着副驾驶上听他乱侃，突然问道：“天津的房价多少啊，师傅？”
“七八千一平，哎，你不知道前两年房价涨得飞快，这两年突然就不涨了，几套房子握在手上，抛不出去，真是苦啊。”
“怎么就七八千，天津就在北京旁边，房价怎么这么低？”
“就是因为他奶奶的北京在旁边，天津发展不了，所以房价上不去啊。”
就这两句对话，我爸便决定不在南京帮我买房，留钱等我毕业，兴许我会待在天津。
实际上天津的房价不比南京低，一万好几，两万出头，再正常不过，可是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年，而一年之后，南京的房价又水涨船高，涨了几千，于是我连个六十平的小户都买不起了。正是因为这个，我一直觉得，天津的出租车司机骗了我一百万。
学校是建校五十八年的小大学，在天津大学旁边，乍一看就像是破旧工厂的聚集区，东边一个梁思成设计的学院，是人文管理的，叫做东院，然而不是我们的，只是租借来的。
我向来觉得时间是个比戏剧里曹操还要奸诈的小人，他颠倒黑白，搬弄是非，使出一切伎俩，把世界玩得团团转。一百年前，租借是个好词，香港是英国的租借地，所以英国是老大，一百年后，租借成了坏词，东院是我们的租借地，所以我们是寄人篱下。这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
我经常走的那条路叫做玉泉路，玉泉路旁有一个小区叫做玉皇里，所以，这条路也可以叫做黄泉路。我们这些学医的生里来死里去，走在黄泉路，比走在玉泉路上要更符合我们的身份。
玉皇里是个好地方，出门左走二十米是个派出所，我酒喝大的时候认错路，闯进去过，里面没有监狱，只有几间办公室，标号101、102、103，二楼三楼以此类推。我酒醉得厉害，在101旁边的台子上撒了一泡骚味冲天的啤酒尿，然后写上“到此一游。”我喝大了，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只好画了一张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像的自画像。
所幸，我没有被抓。
玉皇里里面有健身的、买卖的、聊天的、休息的地方，我在这里养猫、遛狗、喝酒、撒泼、打架、骂人、恋爱、分手···嘛都干过，现在它那儿的告示栏上还插着我塞进去的瓶盖儿。
那个一米长的大石凳左边是花坛，上面杂草丛生，那些我道不出名字的杂草长得比人高。右边是铜像，雕刻的东西我认不出来，不是我才疏学浅，而是它真的啥也不像。前后挨着墙，形成一个天然的盲区，三更半夜，我们在这里想干嘛就干嘛。
就在这个石凳上，竹芯靠在我身上，贴紧了，紧得密不透风。
“远志，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喜欢。”我说。
“走心的，还是走肾的？”
“都走！不然就心肾不交了！”
“我看不像。”
“怎么不像，你看这是心，这是肾，你手放到我心口，我心口就扑扑蹦哒，你手放到我肾上，我的肾就激动，下。体就勃。起。”
“你说话好听，能把花说得五彩斑斓，你做事浪漫，能把月亮摘下来。你喜欢女人，女人也喜欢你。我是喜欢的其中一个，却不是唯一一个，你是被喜欢的那个，是唯一一个。”
“这是什么怪逻辑？学校有一门逻辑学，你应该学学。女人欠缺逻辑，就像男人缺乏想象，男人需要学艺术，女人需要学逻辑。”
“你啊···”
她低头再也不语。我转过脸看不到她脸，只好抬头看夜空，月亮若隐若现，星星却始终眨巴眼睛。星星有嘴，能吹出气来，它们一起吹气，就形成了风，风把云吹走，星星把月亮揪出来。风把竹芯的头发吹得轻飘，一缕发丝儿在空中晃啊晃啊，仿佛我酒喝多，生了幻觉。我像李白捞月亮一样捞她的头发，李白捞到了月亮，掉进湖里死了，我没捞到头发，所以还活着。
竹芯穿的是白色的衣裤，被□□的月光照成半透明状，我能看到里面是蓝色的纯棉内衣，铁圈被取了，软塌塌的盖在胸前。她的胸不大，甚至可以说小，但比我的大。女人的胸再小，里面也都是水和脂肪，摸在手上，舒服，看在眼里，漂亮。就像天上的月亮，又圆又满，闪闪发光。天上，一个月亮，竹芯身上，两个月亮。我从小迷恋天空和海洋，因为天上有月亮，海上看月亮最有诗意。因此，我也喜欢女人的□□。
和玉皇里相对的街另一边是我们宿舍。五大三粗的男生来自全国各地，绝大部分都有抠脚、抽烟、酗酒、自摸和吹牛逼的共同癖好。我是他们另一小部分，我的宿舍也是他们另一小部分，五个男人没有脚气，没有烟瘾，没有酒瘾，激素也不过于旺盛。
五个人六张床，坐我床板上的是石韦，身材瘦小，个头跟我一般，都是南方人，看着老实，等他爸刚走，就打电话和高中同学说这里美女多，波大臀翘，腰细肤白，赏心悦目。我见他眼珠骨碌直转，便知道，他有贼心，没贼胆，是个好人。
躺在床上玩三国杀的是芜荑，东北人，拳上站不了人，臂上跑不了马，比我还矮，畏畏缩缩，支支吾吾，邋里邋遢，他有两条内裤，一黑一白，一洗一换，一周一洗，两周一换，白的早已变成灰黄色，黑的看着油光发亮，屎臭味，尿骚味从他裤裆散出来，弥漫在四周，充斥整个宿舍楼，以至于扫楼大爷天天打扫厕所，仍不见臭气消散。
两个高个儿，一个商陆，一个赤松，商陆爱看书，赤松乱花钱。
有一天商陆问我：“你看过什么书？”
商陆看书很多，书架上三百本书，他全都烂熟于心，图书馆一万两千二百五十三本书，他也了如指掌。我比不过他，当然也不能输了阵势。
“《南回归线》、《北回归线》、《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朗读者》、《情人》、《二十世纪性史》、《性与婚姻的冲突》。”
我一气呵成，惊起窗前歇脚的麻雀，它们扑打翅膀，在窗前绕了几圈，拉了四五滴雨点大小的白色的屎，那叫白丁香，扬长而去。
从此商陆再也没问过我看书的问题。
赤松有两个特点，非常有钱和非常能放屁。他对所有事情的处理都是两个字“挥霍”，钱和屁都是，钱随便花，屁随便放。逛大商场时候，买名牌放大屁，起承转合，有条不紊，钱花的是滔滔不绝，屁放的是抑扬顿挫。售货员红着脸接他进店，紫着脸送他出门。
我们五个第一顿饭局就是喝酒，那也是我第一次喝大酒。
哈尔滨啤酒，单买四块钱一瓶，批发八十块一箱，一箱二十四瓶，两箱四十八瓶，五个人喝，只要喝不死，就往死里喝。
地点是出门右拐再左转，理发店旁边的一个小餐馆，名字叫“海燕”，老板娘三十出头，身材高挑，做的一手好麻婆豆腐，我们称她“豆腐西施”。
海燕经济实惠，地理优越，离厕所二十米远，闻不到糟心的味道，膀胱压迫受不了了，十秒钟就能解手。
“来！一起干杯！”
“干！”
☆、天津 三
桌上菜多饭少，酒比菜多，酒瓶比酒多。
海燕的红烧肉，用的是上好的五花肉，一层皮，两层瘦，两层肥，瘦比肥多，烧熟之后，肥瘦相等，瘦肉被肥油浸得不柴，肥肉被煮得不腻，最上面的一层皮，外脆里嫩。一口咬下去，鲜美可口，纵横交织的肥肉瘦肉，被韧性十足的皮包裹在里面，油和肉，就像花和蝶，油和肉在皮里，就像花和蝶在夜空中，山野里，花自在地绽放，红的蓝的白的黄的，蝴蝶挥舞着翅膀，翅膀紫的黑的白的粉的，田野是绿的，夜是黑的，田野里的草摇曳脑袋，把花也带动摇摇晃晃，蝶在花上，把嘴伸到花蕊里，吸奶一样，吮着花汁花蜜，酿的天地间一片甜蜜。每当见到海燕的红烧肉我便想起《诗经》里那句“不见复关；涕泪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红烧肉，最好的属海燕，最坏的属学校食堂。
食堂和实验室是医学院最具特色的两个地方。
实验室常年开空调，不管零上四十度还是零下二十度，空调都开在摄氏二十度。空调里不充氟利昂，全是福尔马林，空调上下摆动扇叶，把冷气吹散在实验室里里外外，拌着福尔马林的刺鼻臭气，为死人提供养分。死人不吃不喝，不会生病，不会忧愁，只需要躺在棺材里、手术台上或者福尔马林池里，安享死后的天年，偶尔有几个晚上叹口气，交头接耳诉说年轻时候的峥嵘岁月。死人都不年轻，哪怕是婴儿，死了以后都是老人，回忆往事是所有老人的习惯，夭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