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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在京城留下血债，杀害一办的工作人员，还盗走了绝密文件的凶手，在仓皇逃到日本之后，我们还没去找他们算账，倒是他们居然还敢找上门来敲诈勒索，叔叔可以忍婶婶不可忍，会上大家全炸了。
在大家发泄了一通愤怒后，再也没有保留地达成了以下共识，在得到了李晨风的认可后由他立即上报，同时大家立即开始行动。
一是在日的大使馆等明面力量不动，按照一般流程进行表面处理，如夜瞳霜再打电话到大使馆，则由武官安襄浮负责稳住并迷惑对方，具体工作由军情这边负责指导，大使馆方面暂不告知行动内容。
二是由公安、国安、军情、中联四个部门负责，根据需要启动联系在日军警情报机构和黑势力的情报人员，利用职务和地利之便寻找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的下落和可能是藏身地点，必要时，可向上级申请唤醒蛰伏下来在日相关机构的高级情报人员，利用日本当地资源，打一个时间差，找到目标。
三是从各部门立即抽调在国外有身份掩护的特工外勤精英，立即赶赴日本执行抓捕任务，找到零号机，抓捕目标，必要时，将目标就地正法。
四是密切监视各国情报机构在日动向，放出假情报进行迷惑，根据各方情况采取行动，以快打慢，争取在各方还未发现前结束行动。
五是为确保零号机安全，由军方派出潜艇负责后路和撤退工作。
六是成立协调小组，统筹指挥整个行动，在日设立秘密前指，统一指挥在日行动等等。
大家主动请缨要带队到日本去，但都被组长打了回去。组长也有顾虑，那毕竟是敌区，即使相信大家的忠诚，但别零号机还没抢回来，又把一号机和蝴蝶的秘密搭了进去。估计会从外面调人去指挥。
组长带着我们的意见立即赶去南海汇报，并带回了首长的指示：
不惜代价找回“零号机”，惩治凶手，行动代号“土星”。由我们军情的局长制定方案计划，负责具体指挥整个行动。
“猎狐”小组没有分到什么具体的行动任务，大家可以洗洗睡了。
那一夜，大家都没有怎么睡，小楼的灯光也亮了一夜。我犹豫再三，还是通过内线保密线路给局长打了电话，向他推荐了公安部的肖雨城这个人，我有一种直觉，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肖雨城拉进来，也许能起到一点作用。
局长不置可否，听了以后就挂了电话。我尽了心，也松了口气。
坐在一个炭炉边一分钟；觉得过了一小时；
坐在一个美女边一小时；觉得过了一分钟。
时间就是如此，自从那个漫长的4月1日过去以后，我感觉时间就突然开始变得快了起来。
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们寻找“蝴蝶”的行动迟迟都没有启动，所以大家也就围在京城里做事情。
主要是在一号机上做文章，写分析，做方案，寻找线索，为了迷惑外界，“315”专案组的架子还搭在那里，虽然这个案子始终是在进行秘密侦查，但动员的人力实在是有些多，保密方面就可能存在欠缺，又是在京城这样外国人集中的地方，所以如果是有心人感兴趣的话，想理着“315”案的线索发现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的存在只怕不难。为了保险起见，“315”专案组那边的知情人全都派到外地去了，组长有时候出去会带些消息回来，因为三人小组的关系，有的也会和我和章天桥说上一嘴。
比如日本那边工作开展得情况并不理想，还没有找到两人的下落。
比如在首长中有个别大佬的态度一直就有些摇摆，更倾向于我们军情在情报分析中提到的另一可能，即“蝴蝶”会不会是敌人的战略情报欺骗计划，要求我们小组认真做好预研工作。
比如在国际地下情报界出现了不好的苗头，情报贩子中开始流传红色中国丢失了一份非常至关重要的情报的流言。
比如在香港已经有一个很神秘资深的情报贩子绰号叫大魔王的已经放出风声，要出手一份中国最新的核计划，一时间各个国家的情报人员都云集香港，为争夺这份计划而摩拳擦掌，甚至已经交上了火。
还有就是听说，美利坚的中央情报局的亚洲司的原司长，中国问题专家，我们的老对手，已经退休多年的金无怠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在医院里死了。美中央情报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还有就是十几天过去了，“蝴蝶”还没有来信，组长开始急了，大家也有点急了。
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发表以后，京城的邮政那边就有陈观水和白泉益轮流在时刻盯着，而在“一号机”的始发地，桂北省杨城市，早就严阵以待，甚至在一些邮筒附近就有我们安排的可靠的人在盯着，只要“五号机”一出现，连信带“蝴蝶”都可能落网。这是上次组长带人去杨城市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的，也是我们在寻找“蝴蝶”上主动做的第一件事情。
蝴蝶的第三封信怎么不按顺序叫“二号机”，成了“五号机”呢？
说起来这是组长的点子，他说当年的“歼12”代号玩*吓唬得外国情报机构一愣一愣的，咱们要在代号上误导下敌人，不能按顺序取代号，要打乱，说得好像有道理，他又是组长，大家只好听他的了。
又是两天过去了，组长坐不住了，又带着陈观水和沐雨尘去了杨城市，留下我们在京城里守庙。
这天，是4月21日了。
京城的四月，春天才会姗姗来到。
这个时候的天气是多变的，还需要穿着长袖，外出的时候也要准备好。
我在楼上放眼望去，军营里良好的绿化环境带来了一片草长莺飞的美丽景象。
颐和园乐寿堂那棵百年紫娇玉兰，再不去看花就要谢了。
天坛公园的丁香花开得正艳，玉渊潭的樱花也已经开了，不知道现在在日本的小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了？是不是也在那个菊花与剑的国度里开满樱花的大道上辛苦地奔波。
据说，夜瞳霜并没有按说定的半个月后再与大使馆联系，而是躲藏了起来，寻找“零号机”的过程一波三折还没有找到找到转机。
我叫林千军，我是中央“猎狐行动”特情专案组的一名核心组员，我是军方的代表，我的级别是营级参谋，在组里我的职务和年龄都是最低的，我在组里的本职工作是拆信，但信总是不来，没有信的日子我只好帮着大家做点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做过司机、保镖、杂务等工作。
今天，风和日丽，他们都出去忙了，所以就又安排我留在组里守电话。
我帅气、年轻、喜欢文学、前途远大而且还没有女朋友，所以在做过春风沉醉的日子里，思绪飘得很远，想起了那些青葱的日子和发生过的故事，不免就有点痴了。
然后，我身边的电话响了。
值班室的电话有三个，一个连接密线的红色的保密电话，一个连接民线的黑色的普通电话，一个连接基地大门口哨位的摇把的专线电话。
响的那个就是连着哨位的那个电话，一般有其它单位的机要人员来送文件什么的，要进基地什么的，都是先通过这个电话向我们报告后，才能进入或者等待我们去人办理交接手续。
我懒懒地拿起电话道：
“喂，综调处。有什么事？”
那边哨兵的声音传了过来。
“报告首长，有你们的一封信。”
我抓抓头发，组里就我和章天桥两个人在，她一向都是懒得走动的性子，我也指使不动，不知道是哪个单位又来送材料了，只好自己出去拿一下了吧。
“你叫送信的等一下，我就来。”
第二十一章 基地戒严了（）
西山是京城的西部山地的总称，属太行山脉，也是京城卫戍的战略要地。
我们现在居住的这片区域算是西山最漂亮的地方之一。一幢幢白墙、红瓦、斜顶的小楼和仓库、操场、道路等设施，展布在一座小山的斜坡上。茁壮的次生落叶阔叶林和灌丛密密匝匝，画出了小山最细微的凹凸。
整个单位向平地的一面是被围墙与外界隔开，山地这边是铁丝网和密密麻麻的荆棘，那些山野丛生多刺的灌木经过多年刻意的人工培育，已经长成了树墙一般，就是野兔要钻过去，也要挂掉一层皮。
在各个路径上，设置有“军事禁区、禁止入内”的醒目标牌，在制高点和交通要点都安排有24小时的岗楼或持枪岗哨，严密地监视着区域内的任何可疑迹象。
就连在此安营扎寨的我们，组长也谨慎地交代过，不要到处乱走动，他隐隐约约地暗示有些地方可能布有*，或者无意间误入会非常麻烦。
作为把“知道不该知道的越多就会死得越快”当做座右铭的我们这帮大小特工，当然心领神会，只是围着我们住的小楼打转，顶多就是在周围散散步。
从进西山的公路的一个不起眼的路口拐进去，走不了多远就上了一条两边长满高高的白杨树的大道，沿着大道再走几公里就可以到了基地的门口，高高的围墙和拱门，岗亭，哨兵，上着刺刀的钢枪，警惕的眼神和题写着“军事禁区”的牌子和围墙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大标语，让每个不小心走近的人都望而却步，如果你在附近逡巡，立即会有士兵上前询问、驱赶，如果被发现你还带着相机的话，那么就会被请到岗亭里，然后有专业人士对你的三代进行盘查。
这个地方的绿化真的很好，这是多年积累的结果。
你一定也会非常喜欢那种林荫道给人带来的美好舒适的感觉吧。
因为驻地离门口有点远，为了赶时间，我就开了车过去，春日灿烂、温暖的阳光被层层叠叠的树叶过滤，漏在前挡风玻璃上变成了淡淡的圆圆的轻轻摇曳的光晕。我摇开车窗，让人吹乱了我的头发，惬意地享受着这春风沉醉的上午。
各业务单位的人来送文件，都是开了车来并带了证件，大门口打过电话请示后，一般能送到小楼前的第二道警戒线前的岗亭那里。但因为丢三落四所以进不来大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所以我也浑不在意，只是难得有个出来一下偷闲的机会。
到了大门口，我把车停下。哨兵看到我了，就迎了过来。
我下了车，向敬礼的士兵回了礼。这时候屋子里的人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
是另一位哨兵和一名穿着制服的邮递员，看到邮递员我才注意到大门口还停着一辆绿色的邮政大杠自行车，挂着一个绿色的写着“中国邮政”的大袋子。
我没看到来送文件的人，便皱着眉毛问道：
“怎么回事？”
出来的那位哨兵回答道：
“报告首长，有你们单位的一封信。”
“信？我们这里怎么会有信来？”
我不禁都纳闷地反问，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机密单位，我们七个人的去向连单位和家属都要严格保密，一直都以为我们被单位外派在外进行保密工作，怎么可能有人会给我们写信呢？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
那士兵也被我问得楞了，支吾地答道：
“不是别的，就是一封信啊，咯，就是他送来的。”
这时候站在他边上的那个邮递员出声了。
“我说同志，我已经把你们的信送到了，休息也休息得差不多了，你可以让他们让我走了吧？我还有很多信还没送呢，耽误了革命工作总还是不好不是？”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非常镇定，一副没什么了不起的样子。我现在才注意到他，就打量了起来。这位邮递员穿着一身邮政的制服，头发有点花白，大脑门，大鼻子，五官大致算得端正。初见，人们甚至还会觉得这张脸兼有工人阶级的威严和尚存于四十岁至五十岁男人身上的那种吸引力。然而，转眼间便会让你感到有点不快，他那种见多识广的神气中还混杂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年轻时对京城人情世故的谙熟和办事机灵。
我这才终于意识到这位邮递员出现在自己面前总是那么的不协调。
我又问道：
“什么信？我们这怎么会有信？”
那邮递员看似不紧张，但他瞥见墙内一幢幢军营，笔直的大道，依稀可见的铁丝网，还有一块“军事禁地”的大牌子。
远处是西山山脉形成的一线天际，曲折有致，尽如人意，仿佛就是为了让人看着舒服。
这景色使他忘掉了油滑逗趣的嘴上功夫，因为有人误入禁地被保密单位圈禁终身的乡野传说让他有点透不过气来了。
“信？就是信啊！方方长长的一个信封，上面贴着邮票，写着地址，里面装着信纸，信纸里写着要告诉别人的话。我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我送过很多单位，送了几十年的信，都是那样的信啊”
我猛地一个激灵，我想到了一个微乎其微的可能，我立刻被自己冒出来的想法给吓着了，我带着一身冷汗咬着牙几乎有点歇斯底里地粗暴地打断了他。
“信！信在哪？快说，信在哪？！”
邮递员被我突然的失态给吓着了，边上的士兵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在屋里。”
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风驰电掣地冲进屋里。
一封信就平躺在哨位值班室的桌子中央。
我在边上注视着那封信，脑子里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翻滚起来，太阳穴鼓着，耳朵边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
那是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能放下整张信纸的那种，上面贴满了长城邮票，盖满了邮戳。
厚厚叠叠的一封大信，信封都鼓起来了，里面应该塞满了东西。
我咬咬嘴唇，再走近一点好看得更清楚一些。
地址一栏写的是：北京信箱。
收信人是：吴石叔叔。括弧，亲收，反括弧。
寄信人一栏写的是：您亲爱的小苹果（内详）。
字是钢笔字，碳素墨水，字迹是仿的印刷的宋体，一板一眼，写的很认真，字距拉得比较开，看得很清楚，显然是用了心，笔锋依然是老成中带着稚嫩，因为开笔重，落笔比较轻，还是有点气力不足的感觉。
信封上有点折痕，看上去密封得很好，应该没有被拆开过。
我的心已经炸开了；我已经感觉不到它的跳动了。
我慢慢慢慢地走近桌前，掀起身上的衣服包着右手，轻轻地、缓缓地拿起了信封的一侧，把信拿了起来，再非常非常小心地翻了过来。
动作再慢也有做完的时候，把信封翻过来，我的目光定住了。
在信封背面的最右下角，有一个很小的蓝色的蝴蝶印记。
蝴蝶来信！
第三封！
五号机！
真的来了！
就在我眼前！
我用深呼吸努力使自己尽量镇定下来。
然后小心翼翼的放下信，再转过身去。他们三个人因为我突然的惊人举动都跟了过来，站在门外面都没敢进来，小心翼翼地在那看着我。
我在身上摸了摸，只摸到烟和打火机。我有点康康战战地点了一支烟，烟雾遮挡了我有点发白的脸庞。
我该怎么办？
我叫林千军。我在国家机密单位做事，现在是一名名字都不能提的临时机构的值班收发员（正营级），我还有很多兼职，因为上级首长交给我的主要工作目前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