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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正有些恍惚，忽然看见云铮从马背的箭囊抽出一根大箭朝自己掷过来，大吃一惊，却现那箭的目标并不是自己，而是身边的凉亭亭柱。
只听那鸣镝大箭出“纠”地一声长鸣，“嗵”地一下**了亭柱之上，那箭上力道大得出奇，箭头的顶端竟然穿透过亭柱冒了出来。武平转眼望去，正瞧见那箭头的精钢上阴刻着四个小字：承风逐月。
下午的阳光也好像跟他过不去，竟然在那箭尖上凝耀着，晃得他一阵眼花。
承风逐月，承风自然是云承风，逐月自然指逐月弓。“承风逐月”连起来则似乎还有些别的什么含义，不过这就不是他武平总捕头现在有心思考虑的了，有这根特制的大箭和方才那举重若轻的一手“射”箭功夫，眼前白衣少年的身份已经可以确信无疑。
武平再不敢怠慢，连忙上前三步，一拜到底，口中连连道：“卑职该死，卑职有眼不识泰山，请云都指责罚。”武平这句话自然是打了埋伏的，先是认错，先把态度问题解决好。然后又说他有眼不识泰山，这其实是说你云都指此刻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所以也不能怪咱不认识你。至于说请云都指责罚，更是故意这么一说，云铮虽然地位比他高了许多，但县官还不如现管呢，云铮跟他又不是一个系统，更不是眼下直属上司，凭什么责罚他？按照正规说法，他应该“请云都指降罪”才对，意思是降罪可以，但责罚却是轮不到你的。
武平小心思不少，却不知道云铮其实根本没有跟他计较的意思。这不难理解，云铮现在越习惯自己上位者的身份，心头也比几个月前大有变化，已经不是那个能随意被某一句话就激起性子的云少帅了。再说武平不过一个州府总捕头，地位跟他差了十万八千里，跟这么一个人有什么好计较的？就好比后世某个“宇宙大国”生怕别人不知道它厉害，连都都要改个威风的名儿，还整天琢磨着把人家国家历史上的优秀人才都换上自己的血统，别人的历史文化节日也要抢注，可谓无耻之极。可是后世真正的泱泱大国却是根本懒得理睬，这是为何？
从高位往下看，许多形形**的表演都仿佛小丑一般可笑。
这些人，便是孔子口中的“三季人”是也。
话说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拜访孔子，正赶上孔子有事在忙，就让子路出来会客。陌生人一见子路就开门见山的说：“久闻孔丘先生大才，今日有一事特来请教先生。请问先生，一年有几个季节呀？”子路听罢，就笑着对陌生人说：“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回答你，一年有四个季节。”哪知那人听罢大怒：“胡说，一年明明只有三个季节，何来四个季节。”子路听罢目瞪口呆，不知如何作答。这时孔子从后堂走了出来，对陌生人说：“先生的话我刚才都听到了，先生说的很对，一年确实只有三个季节，是子路学识浅薄。”那人听罢，仰天长笑，扬长而去。子路满满面疑惑的向孔子讨教：“老师为何也说一年会有三季。”孔子道：“你没看见此人从头到脚一身绿色，他明显就是一只蚂蚱变的，蚂蚱一生只有三季，不能经历四季，所以他只知三季，便是个三季人也。”
云铮淡淡地道：“作为苏州府总捕头，你的言行在百姓眼中，代表着苏州府衙的形象，更代表着朝廷的形象。若你一贯是这般口不择言，并且不能改正的话，我觉得你是不适合继续呆在这个位置上的。”
武平心头一颤，脑袋低得更下了，忙道：“云都指教训得是，卑职……卑职今日有些猪油蒙了心，胡乱说话，请都指恕罪，日后卑职一定注意，绝不再犯！”
云铮看了他一眼，忽然有些感慨，这武平总捕头在苏州，大概也有很多人对他也是这般奴颜婢膝的吧，官本位制度下的人治社会，还真是现实得让人害怕啊。
官本位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眼下大魏朝这个毫无争议的封建社会里，王侯将相，官分正从九品，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体制结构，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部门，都分别归入行政序列，规定其等级，划分其行政权限，并最终服从统一的行政控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严格而又系统，高度集权而又等级森严，全社会就是一个以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塔的顶端就是皇帝。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等级森严，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显赫。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关系，而是下级完全隶属于上级，一切听命于上级；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在单一行政化的体制下，不是整体的规则、秩序和法理的统治，而是个人的统治；不是法定程序支配，而是“长官意志”支配；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哪怕是在后世的所谓现代社会，当官仍然有特权，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还可以有信息获得的高位势。
但大魏朝的官本位还有个不同寻常的特点，那就是军阀的力量。军阀，就是拥有自己独立武装力量的地方豪强，他们利用朝廷任命的官职实施割据，成为“诸侯”。
云铮很清楚，他自己就是军阀的代表人物之一，因为他所出身的家族便是大魏朝除了皇帝外最大的军阀。
军阀在后世似乎一直都是个贬义词，但其实军阀本身无关乎褒义贬义，它事实上是个中性词，这不是胡说，至于理由，要从军阀的产生说起。
军阀要成气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央政府垮台，或者名存实亡。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纵观中国历史，文官集团的士族（也包括其他政治势力）炙手可热，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朝廷可以号令天下。但是，如果皇帝当真变成了孤家寡人，甚至由“天子”变成了“浪子”，各地牧守、边镇都不听指挥，他们也就牛不起来。这个时候，单单门第高有名望是没有用的，甚至就连印把子也不一定管用，说得起话的只有*杆子。谁掌握着*杆子呢？军阀。
大魏朝四大军阀真正进入辉煌，开始大力影响朝政，乃是几十年前小成王之乱生以后才出现的。小成王之乱把朝廷中枢弄得一塌糊涂，最后只能靠着云家军这个边军前来扶危定乱、力挽狂澜于即倒。但是云煜不是郭子仪，云家军是个早已形成的军事集团，它有着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所以云煜在维护大魏朝原有的旧秩序的同时，也因为掌控京师和朝廷中枢的便利而为云家军谋利，这一举动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旧秩序生了一些变化。
那就是军阀势力开始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而是开始渗透进了政治格局。譬如说云沈联盟，便是这个新变化的显著结果。一旦军阀介入政治，就代表了门阀势力的衰退。什么是门阀？世代显贵的家族。什么是军阀？拥兵自重的集团。世代显贵，或者拥兵自重，对社会就有特殊的配地位和力量，因此都叫“阀”。但门阀为阀，靠的是门第声望；军阀为阀，靠的是武装力量。门第声望平时看起来很厉害，天下景仰能不厉害吗？但是武装力量更厉害，因为天下景仰也不如天下震怖来得骇人。这就好比蔡邕跟董卓，只有蔡邕害怕董卓的，董卓万没有理由去害怕蔡邕，因为董卓动辄可以将蔡邕满门抄斩，甚至挖了他家祖坟也不稀奇，可蔡邕除了一张嘴，几乎不能给董卓造成实际的麻烦。所以，门第声望是斗不过武装力量的，门阀也斗不过军阀。门阀遇到军阀，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于是门阀要找出路，什么出路？代表军阀，做军阀的代言人——这样一来，第一个看明白这个规律的沈家就崛起了。
云铮收回思绪，已经没有再折磨武平的心思，淡淡地道：“那就好。”刚想转过头去笑话萧芷琼，说她想把事情闹大的想法落了空。不料武平旁边的司马玮却忽然上前一步，用仆从礼朝云铮和宁鹏轩施了一礼，道：“司马玮见过少庄主、表少爷。”
云铮愣了一愣，拿眼去看宁鹏轩。宁鹏轩微微一笑，小声对云铮道：“司马玮，我们听水山庄的苏州堂堂主。”
云铮哦了一声，朝司马玮微微点头：“司马堂主不必客气。”转了转眼珠，又问：“司马堂主和这位武总捕头很熟？”
司马玮心里一咯噔，但面色还稳得住，微微躬身：“武总捕头的伯父，乃是在下义父。”
云铮微微有些惊讶，宁鹏轩在一边解释道：“司马堂主小时双亲早逝，是武总捕头的伯父救了他，并且抚养长大的。”
云铮这才了然，点点头：“原来如此。”却也没有表多余的看法的意思。正要转过头去跟萧芷琼说话，眼角的余光却现先前一直在旁边看戏的那位龙公子不知什么时候起身，正悄然从一个不容易注意到的角落朝云铮等人相反的方向溜去。
云铮心中一动，忽然开口：“这位兄台，既然相遇，便是有缘，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要走呢？”
第139章 利弊难料变法路
在苏州再次见到萧芷琼的云铮，此刻绝对无法料到，远在洛阳朝廷中枢，一场席卷天下的飓风已经在第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之后开始形成。
万昌皇帝林宥今日来到内阁之中，正垂着眼帘，面无表情地听着秋临江和顾恒为新法的事情反复争论。
春雨贵如油，但今年天下却有大旱之兆，尤以山东、江淮一带为甚。
方才早朝时，沈相上言“山东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皇帝郊祀），京官不赐金帛”。对此，右相顾恒表示同意，认为救灾节用，应从贵官近臣开始，可听京官分别辞赐。
但秋临江当时便表示了不屑，道：“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
顾恒虽然不愿在他风头最劲的时候与他争胜，但身为右相，竟然被秋临江这个新起的阁老当面顶撞，心中自然羞恼，便问：“国用不足，如何不是真急务？秋大人这话倒是奇怪了。”
秋临江并不惊慌，不紧不慢地道：“国用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顾恒对此不屑一顾：“秋大人所谓善理财的人，不过是聚敛以尽民财罢了，而民穷则为‘盗’（起义），如此岂是好事？”
秋临江摇了摇头，道：“这却不然。有善理财者，可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顾恒听了，觉得有些好笑，挑了挑眉：“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百姓处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两个人争来争去，可谓精彩，不过真正明白朝廷景况的人却都一声不吭。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是关键，要说关键，还得从朝廷“国用不足”的原因说起。
大魏朝富裕不富裕，有没有钱？答案肯定是富裕的，钱也是有的。问题在于这个钱在谁手里，又花在何处。
大魏建立之初，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制度。被养的这批人，后来便被称为军户。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但时间一长，就一塌糊涂了。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从开国到如今接近两百年，按今日的大魏朝兵力来算，全国一共正式编制有210个卫，117人。——嗯，还要外加新成立的三十六卫新军，2人。全国正规军接近一百四十万人。
这些正规军要养着，自然是要花钱的，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折合合计为每人三十贯钱。以云铮计算出的“购买力”折算，三十贯大约不到今天的两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就不算新军吧，原有的正规军那一百二十万人，每年就要花费三千五百万贯的巨额军饷。
然而支出并不止于此。除了这些正规军，还有普通军户。军户的口粮因为有军田，倒是不用担心，但他们也是要饷的，当然他们的军饷要比正规军少不少，大约为每年五到八贯，约合今日的人民币五千上下。朝廷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全国近七百万军户，朝廷只需要负担大约四百万左右，剩余的由四大边镇的帅府自行负责。然而这一笔开支，却又去了三千两百万贯！
而且最恐怖的是，这六千七百万贯的巨额军饷开支，还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等……
这是军饷，还有一个大开销，是官俸。
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了解朝廷内情的人都知道，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不干事的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另一个很经典的形容词，叫做“叠*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魏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同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户部有详细的账目显示，万昌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朝廷正式在编的官员，和那些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至少高达在一千二百万贯钱。
其中，以宰相和阁老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贯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六百六十万元人民币左右。要知道，内阁虽然只有七个人，但享受宰相待遇的人可远远不止七八个人。太祖戎马一生之后，对军队将领的待遇是最高的，都指挥使的俸禄甚至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都指挥使实职的人和享受都指挥使待遇的人，却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另外四大边镇大帅每人每年还可以以个人身份拿到朝廷两三万贯俸禄。
于是，军饷和官俸两项就占去了整整八千万贯的巨资，另外有一项是古今历代朝廷的惯例花销：祭祀天地和列祖列宗，千万不要以为这笔钱很少，一年少说也得花掉四五百万贯呢。
然而朝廷每年的收入也不过就是在八千万贯到一亿贯之间徘徊，除了上述几样花销，朝廷每年总得做点事吧？既然如此，经常出现“国用不足”也就理所当然了。
但是朝廷虽然穷，可不代表每天出现在朝堂上的各位殿下、大人们也穷，尤其是高高在上的那位陛下，更是富得——不是流油——简直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