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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势和各国的情形。显然，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在对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这使得他对于事物的看法，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胜一筹。
第六十四章
第九章
羞对后生（6）
反观李鸿章，他有着好学的精神，有着改进的欲望，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谓深入。但李鸿章对于西方的了解，显然要比伊藤博文差很多。在深入理解上的薄弱，使得李鸿章在碰到事情时，便有些薄弱和力不从心，那往往表现为就事论事，在做事时缺乏高妙的手段和策略，也表现在对于事物的核心往往缺乏敏感力和觉察能力。以李鸿章的外交为例，李鸿章的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韬光养晦的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望利用英德以制法，被证实不成功；中日之战，李鸿章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同样被证实不成功；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鸿章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还是没有成功。不仅仅都没有成功，反而屡失良机，频频受骗。这些，都由于李鸿章缺乏对于列强本质的熟悉，缺乏对于世界大势的判定。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谈及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李鸿章的思想中，对于西方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是浅显的，是支离破碎的。而理解力，往往决定实践水平。比如说在“国家”以及“国民”的理解上，李鸿章们显然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建立“国民国家”却是近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相比较而言，日本明治维新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国家由封建性转向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它的课题一分为二：一是创立日本国，二是形成真正的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其他国家对峙的中心集权的国家，而后者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为了利用人民的创造性和全体意见支持这个国家，从而实行改革以形成国民。日本较好地利用了西方的“开明之风”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与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和西方科技的引进与生产同步完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所进行的明治维新比李鸿章所实行的洋务运动要高妙很多。而李鸿章呢，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臣民”向“国民”的转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在洋务运动中，他只想埋头“就事论事”，“求强求富”只是变成物质甚至只是军事上的单骑突进，这样的结果，势必造成洋务运动的短足，也造成洋务运动缺乏支撑的力量，从而遭受到四面各方的挤压，变得越来越逼仄。最终的结果是，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钻入了死胡同。
或许，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放在一起比较，论述他们的长短是不公平的。因为李鸿章与伊藤面临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对手，那种潜在的保守力量也不一样。李鸿章所面临的是中国数千年的集权文化，农业社会在发展了数千年之后，到了清代，已经变得严丝合缝、圆润自欺，新生的勃勃的力量，很难有成长空间了。在这种环境下，培植以自由、发展和竞争为主旨的新兴观念和土壤，所面临的阻力，要远远大于那个偏僻的、弱小的、尚不成体系的岛国。以严复为例，便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的不同。与伊藤博文一样，严复也曾在英国
留学，但伊藤博文回日本当了内阁总理大臣，严复呢，回国后只是在北洋水师学堂当了一名教官。李鸿章没有重用他，只是让他出出点子，教教书，直到
甲午战争后，才翻译出一本《天演论》。严复的遭遇，只是在重复无数精英的老路，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高人，没有智者，没有思想家，而是成熟过度、自我封闭的制度与环境，毫不留情地把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地闷死、放逐、边缘化。
古老文化也是有拖累的，文化越深厚，负重也就越多；重力最大，行进中所引起的摩擦力也就越大。自然界的有关道理，通用于社会的发展。一个浅显的事实是，一个古老国度负重爬坡时，它所付出的气力，自然要比别人多得多。
从这样的情形出发，也许就比较轻易理解，为什么李鸿章会选择一条不彻底的方式了。李鸿章对于中国现实和历史，还是异常熟稔的，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他当然会选择一条最稳妥也最现实的改良之路。这样的改良之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庸安全，轻易为体制和人们所接受，也能为既得利益的自己所接受。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分步实施，他自己所从事的，只是第一个阶段；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风云变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懒得去管那些身后之事了。李鸿章清楚地明白一点就是，假如中国的转变采取的是激进方式的话，那么，形势肯定会直转而下，会变成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孤军奋战——一方是他，一方将会是整个体制；而他，是打不过这个体制的，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打得过。
第六十五章
第九章
羞对后生（7）
李鸿章所采取的方法，正是他依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古训，所选择的一条看似最“聪明”的道路。李鸿章就像一只蜘蛛一样，精心缔造天衣无缝的布局，小心缜密，明察秋毫；也因为太小心了，也太明察了，以至于失去成功最本质的东西——胆略。晚年李鸿章就像一只将要出洞寻食的老鼠一样，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从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的谨慎，是一种老谋深算呢，还是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
李鸿章的“聪明和聪明”终于铸就了他的悲剧；与此同时，伊藤博文的胆大妄为的“愚蠢”却写就了华美的成功。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种瓜得豆，永远上演的是荒诞剧和恶作剧。想想自己，想想伊藤博文，李鸿章必定是一声长叹。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因果的藤蔓上结下的瓜果。李鸿章所种下的，同样也不例外。只不过，李鸿章晚年所收获的，全是他中年时想努力避免的。
第六十六章
第十章
梦醒时分（1）
1895年4月18日，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清国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他变成了一只该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到了天津以后，称病不出，只是派人星夜进京，给总署呈送了《中日马关条约》的正本。在此后，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清国。8月28日，当李鸿章销完病假后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后，光绪阴沉着脸例行公事先慰问一番李鸿章的伤势情况后，话锋一转，声音立即变得严厉起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光绪说得义正词严，李鸿章一下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得“引咎唯唯”满脸尴尬。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紧接着，李鸿章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公敌，他的照片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报纸。其时，适逢闻名的昆剧丑角刘赶三去世，有人突来灵感，拟就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斥：
赶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市井纷纷扬扬，都传说李鸿章在谈判中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也义愤填膺，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更有
漫画把李鸿章画成一只没有脊梁的癞皮狗。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雪片般地飞向光绪和慈禧的案头。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
光绪皇帝的圣旨适时地下达了，李鸿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实际上是留其“文华殿大学士”，给李鸿章一点面子，让他赋闲在京。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对于这种情况，李鸿章只好自认倒霉了。当时的伦敦《特报》曾这样评论说：“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因为在京城并没有房产，李鸿章从此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这个位居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京城众多寺院中的一个，它建筑宏壮，层甍云构，闲院飞花。李鸿章在这里一住就是5年，从甲午战争后一直到李鸿章离开京都去担任两广总督，而后来李鸿章离开两广作为全权大臣赴京处理庚子事变，李鸿章也住在这个地方。可以说，贤良寺见证了李鸿章的最后人生。初次入住在这样清幽的环境里，李鸿章自然感慨良多，他似乎决意隐居一段时间了。天天，他都是居于寺内，很少出门走亲访友，来偈的人，十有八九皆被挡驾不见。一下子从繁琐无比的事务当中解脱出来，李鸿章虽然感到有点冷落，但也落得个清闲，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起先，李鸿章一直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这段时间的生活。李鸿章早已不是年轻时那个自由散漫的少年了，他的起居饮食，都非常有规律；从曾国藩那里，李鸿章学到了严谨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案无留牍，门无留宾。天天，李鸿章就像一个国学大儒一样，总是六七点钟起床，在院落里走上一走，盘算着一天的事情。贤良寺在早晨的时候显得非凡清幽，除非碰到严寒冰雪，李鸿章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吃完早饭后，李鸿章开始按部就班地处理自己的一些事务了，写一点信札，处理一些事务。闲暇之余，他也看看书，有两本书是李鸿章一直在读的，一本是《资治通鉴》，另一本则是《庄子》。翻阅前者，李鸿章意在从历史中对应更多的现实影子，中国的读书人，总有着浓郁的历史情结，李鸿章也不例外，李鸿章希望从这样的历史书中发现历史的经验。在读《通鉴》的过程中，李鸿章时而也发出一点感慨，回想起自己一生的戎马和事务，想想与老师曾国藩的“文章学问”相比，李鸿章经常性地深感自惭形秽。李鸿章曾经说：
第六十七章
第十章
梦醒时分（2）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读《庄子》，则让李鸿章身心愉快。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有着双面性的，入世，是儒家；出世，则是道家。李鸿章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模式。尽管李鸿章一直缺少庄子的诗意和潇洒，但在骨子里，他其实对于庄子的逍遥方式，并不抵触，相反，还非常羡慕。可以说，庄子与孔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立体追求。正面是儒，背面是道。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儒和道之中寻找着心理的平衡点。这，也许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吧。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这，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境界。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出世和入世并不矛盾，而且，这样的方式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还能处理得相当完美。他们一方面能很认真地度过自己的人生，积极进取，孜孜追求；同时，他们又拥有浪漫主义的情怀，有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自我安慰。这种聪明的平衡术使得心灵健康豁达，很少有那种一意孤行的孤愤和痛楚。李鸿章同样也是如此，在大部分的时光里，李鸿章一直忙于事务而显得异常入世，而此时在贤良寺，读着庄子，想着自己人生所走过的轨迹，李鸿章心里自然有很多感慨，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是有着出世的愿望的，一直向往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李鸿章又认真地拾起他的书法了。李鸿章的书法写得很好，他师从曾国藩学习过书法，尤其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畅达的风格，李鸿章的笔力苍劲沉稳，文字结构缜密，字体隽秀挺拔，直接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曾国藩曾评价李鸿章的书法：“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优点玉堂鸣佩优游者。”在贤良寺的日子里，李鸿章更是把天天练书法的时间增加了很多，他几乎天天上午要临摹颜真卿的《争座帖》和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一边写，一边细看默思，努力品味内在的风骨，就这样，一写，就是好几个时辰。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李鸿章的伤势明显好起来，精力也变得旺盛了。他的饭量也变得很大，正餐完毕，李鸿章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补品。饭后，他的仆人便会悄无声息地走上前，给他褪下鞋子，用手轻轻地给他按摩双足。等到李鸿章睁开眼睛，仆人知趣地退下。李鸿章便进屋睡上一两个时辰。午觉过后，李鸿章又会在院落里走上一走，回到
客厅里接待一些来访的人士，有时候，他会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闭着眼思考着什么。至于晚餐，则是简单的，他只是稍稍地吃一点东西，便让幕僚们自便，自己也稍稍地看会书，写写信，便早早地就寝了。
但李鸿章从未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警觉，这时候的李鸿章就像一个潜伏于山洞里的病大虫一样，森林里的一举一动，无不在它的把握之中。与此同时，森林里面的其他动物也没有忘却这个暂时退出江湖的病大虫，它们同样也寻机如何出击，以便乘人之危，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专制制度就像布满凶险的黑森林，虽然看似平静，其实凶险和邪恶无所不在。在这样的专制制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错综复杂的，真实的情况总不如历史书籍所撰定的那样鲜明，更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用稠稠的糨糊黏在一块无法分得清楚。对于朝廷官员来说，没有一生一世的对手，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绝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表现为利益冲突，表现为政见不同，或者表现为争风吃醋明争暗斗。每个成功的官员都是非常好的杂技高手。李鸿章与翁同之间，同样也体现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这两个晚清时代的重臣之间既合作，也矛盾。与李鸿章一样，翁同也算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之间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恩怨，很多书籍上所说的李鸿章曾帮曾国藩起草弹劾翁同一事也并不成立，而且，从世交的角度来说，李翁之间还是有渊源的，论师门辈分，李鸿章是翁同父亲翁心存的小门生。李鸿章的母亲谢世，翁同还亲书挽联：“八十三年，极人世富贵尊荣，不改勤俭行素志；九重一德，为贤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济时限。”李鸿章与翁同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性格上的差异，气味的不太相投；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存在决定意识和想法，在竞相争宠的专制格局下，处于同一个平台上的大臣们所进行的明争暗斗，已是这种游戏规则中司空见惯的事了。
第六十八章
第十章
梦醒时分（3）
当年户部尚书翁同克扣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