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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听了老汉的一番议论，十分高兴，国家有如此深明大义的百姓，何患不治！于是当机立断地宣布说：“就依老丈之言，沈犹氏退回羊钱，罚款五千，以责其过，通告全国，以彰其咎，若有再犯者，加倍惩处。”
一件贩羊行骗的案件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地明断了，在场百姓，无不赞叹。及至通告全国，诡诈商贩无不收敛，鲁国渐渐形成了公买公卖的良好社会风习。
孔子带领几个弟子在逛店铺，串集市，了解行情，有时也买几件东西。
司寇府，孔子在与各界人士促膝畅谈，大家谈得很兴奋，很热烈，很投机。
孔子头戴章甫，身着缝掖，带领几个弟子在乡间漫游，亲切地与百姓交谈。
监狱中，孔子在视察牢房，在提审罪犯。
经过历时数月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孔子基本上控制了鲁国公安司法的全部情况，为拟定治理措施提供了依据。
曲阜城内有一个公慎氏，原是书香子弟，但他生性懦弱。娶妻漆氏，生得十分美貌，但作风不规，结婚前就与人私通，结婚后仍与原姘头来往甚密，并又勾搭上了新的淫夫，彼此朝铺夜盖，丑声四闻。公慎氏竟不敢过问，更不必说管教。
整顿社会治安，只要严肃法纪，认真对待，是不难奏效的，或教，或罚，或关，或杀，如商人行诈骗人，惩处了一个沈犹氏，并且规定上几条，公诸于世，问题大体上就解决了。最使孔子感到棘手的还是慎溃氏、淳于氏和公慎氏，前两个与季孙氏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后一个妻子与人私通，自己心甘情愿，正所谓民不告，官不咎，但却严重地影响了社会风化。
在商讨这三个问题的惩处办法时，不少弟子主张不必过于认真，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算了。子路说：“由劝夫子还是不管为好。”
“不管，奢侈之风何煞？节俭之俗怎倡？”孔子说，“对违礼之举置若罔闻，岂是君子所为？丘身为司寇，岂不失职？”
宰予说：“听说这慎溃氏与季孙氏过从甚密，只恐牵耳而动腮也。”
孔子说：“无论如何，此风断不可长！”
话虽然这样说，但具体处理起来，孔子还是审慎以行。他曾为此两次专访季桓子。第一次季桓子正在一个人独斟独酌地喝闷酒，见孔子来访，热情地招呼就坐，请孔子陪他饮酒消愁。孔子向季桓子介绍了连月来调查所得及今后的打算，季桓了听了很是高兴，连连称赞，频频举杯，似乎在自我陶醉，是他这位伯乐才发现了孔子这匹千里马。他不仅夸孔子执法有方，而且在不绝口地赞赏孔子的才干。孔子说：“只有两案令丘为难，他们一为巨商，一为富豪，且在朝中俱有些根基。”
季桓子说：“有道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况巨商富豪乎？”
孔子说：“有一淳于氏，家中颇有些田产，仗着朝中有靠山，便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民怨沸腾。”
季桓子说：“执法如山，不管其根基多粗，靠山多牢，俱应以法治罪。”
点出了淳于氏的名字，季桓子毫无反应，而是一板正经地要孔子“以法治罪”。但孔子仍不放心，又试探着问：“不知冢宰可认识这位淳于氏？”
季桓子肯定地回答不认识，且不耐烦地说：“我何以会去穷乡僻壤结识什么淳于氏呢？”
闻听此言，孔子心中轻松了许多。他继续说：“有一巨商富贾，奢侈胜过王室，儿子结婚竟僭用太子结婚的仪仗，不知当管不当管？”
季桓子义愤填膺地说：“如此僭礼枉法之徒，不管要大司寇何用！”
孔子说：“丘倒是想认真管上一管，以煞邪风，倡礼制，树节俭。只是怕有人干预……”
“如此无法无礼，谁会干预？”季桓子打断了孔子的话，“但不知这巨商是谁，竟如此胆大包天！”
孔子说：“并非别人，乃曲阜城内的慎溃氏。”
“噢，是他呀……”季桓子像泄了气的皮球。
“莫非冢宰与慎溃氏沾亲？”
“非亲。”
“带故？”
“非故。”
“慎溃氏之子僭用太子仪仗冢宰可曾知晓？”
季桓子冷笑一声说：“莫非大司寇在审问斯的官司？此等事情，斯何以得知！”
“孔丘多有冒犯，望冢宰海涵恕罪！”孔子自知失言，忙赔罪说。
“待斯劝导慎溃氏，以后多加检点就是。”季桓子冷冷地说，“斯尚需进宫秉事，恕不奉陪。”说着，便起身要走。孔子只好告辞。
孔子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但问题并未解决，第三天再次赴季氏府拜访，季桓子推说身体不适，回绝了。看来要对慎溃氏绳之以法，季桓子是不会袖手不管的。
宰予听说夫子两次拜访季桓子，心中不快，径直来见孔子。宰予心直口快，又极有辩才，当下便问孔子：“昔者予尝听夫子言：‘王公不邀，不往见。’今夫子官为司寇不久，而竟屈己求见季氏多次，难道非去不可吗？”
孔子说：“是呀，丘确有此言。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动荡不安的时局由来久矣，而主管者不予以治理，势必大乱。危乱之势在邀聘我，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
“危乱之势在邀聘”，“主管者”应“予以治理”，然而侵犯了权贵们的利益则举步有碍，投足艰难，这怎能不使孔子感到烦闷和苦恼呢？宦途坎坷呀！……
子贡得知，来见夫子：“包在学生身上，保证既惩戒了慎溃氏，又不得罪季孙氏，断乎不让老师为难。”
孔子知道子贡机谋善辩，忙问其计。子贡便如此这般地耳语一番，弄得孔子哭笑不得，只好点头应允了。
颜回也来献计，为夫子分担忧愁。
一日，公慎氏出门送客，见一群顽皮儿童围上前来，拍着小手，且跳且唱道：“曲阜城，风气劣，夫懦弱，妇失节，公慎氏，心太邪，妄读书，当老鳖，欲雪耻，快离绝！”公慎氏听了恼羞成怒，追扑唱歌的儿童，被客人一把拉住，耳语道：“老兄家丑，全城皆知，否则何来此童谣！此谣必是上天点化于你，要你出妻雪耻，以图飞黄腾达。我与你同属衣冠中人，妻女不守妇道，显犯七出之条，应与之离绝，不离，掏尽江河之水，也难雪耻。兄素性懦弱，小弟愿助一臂之力。”
旬日后，公慎氏果然出妻。
这场趣剧是颜回导演的。
公慎氏出妻月余，慎溃氏也离开了鲁国。这却是子贡所为。
原来，这慎溃氏与子贡家同为曲阜城内的商业世家，彼此情同手足。子贡知道，慎溃氏与季孙氏却系非亲非故，并无盘根错节的关系。只是季孙氏贪财好色，慎溃氏经商，足迹遍及江南塞北，常不吝钱财，于外地购些珠宝美女赠送于他。特别是那苏杭美女，歌喉如莺，舞姿似蝶，金石丝竹，无所不精，枕边榻上，云雨无度，令季氏神魂悠荡，故而两府来往甚密，慎溃氏也就有恃无恐。
这一天，子贡拜访慎溃氏，见了面边施礼边口称“老伯”。慎溃氏素知子贡为孔子得意高足，近来又成了大司寇的膀膊，所以格外热情，倍加殷勤，设盛宴款待。三巡过后，子贡假装有几分醉意，极神秘地对慎溃氏说：“慎端两家为世交，亲如兄弟，伯父待我视为己出，故赐有一机密，不能相瞒……”
“贤侄有何机密？”慎溃氏惊疑地探过身去，竖起耳朵听。
“伯父能为赐保密乎？”子贡欲言又止，故意制造了一种玄妙气氛，“万一事泄，赐命休矣！”
“贤侄但讲无妨，老朽定然守口如瓶！”慎溃氏站起身，指指上空说：“老朽指天为誓，若走露半点风声，愿随红日西沉！”
子贡将身子挪至慎溃氏近前，将口附到他的耳边，低声地说：“赐与夫子的关系，老伯是知晓的。昨日夫子从宫中归来，单与赐言，鲁国势日强，即将与齐交战，全国征兵摊资。
老伯富甲天下，听夫子说，需捐十万军资。”
慎溃氏一听，脸都吓白了，生意人爱钱若命呀！他结结巴巴地说：“这，这岂不是要老朽之残生吗？纵然是倾家荡产，也不值十万呀！”
“赐之所以冒死前来知照，就是为让伯父早图良策，以免倾家荡产。”子贡极为关切地说。
“有何良策可图呢？……”慎溃氏抓耳挠腮，热锅上的蚂蚁似地在客厅内走来走去。突然，他止住了步，颇为兴奋地说：“我何不找季冢宰去，看在世代交往的份上，他总可以帮忙，或减，或免……”
子贡最怕的就是这一招，他也早料到慎溃氏必用这一招，忙摆手制止说：“哎呀，老伯，这可万万使不得！伯父请想，鲁国一应大事，哪一样不由季冢宰所定？万一他认为老伯是在反对其出兵伐齐，怪罪下来，岂不难保身家性命！官场和政界可不同于经商做买卖，既不能讨价还价，也无任何情义。再者，如此一来，伯父这岂不是置赐于死地吗？方才伯父尚指天为誓，怎么能如此无义无信呢？……赐真悔恨不该多管闲事而自蹈死地！……”
慎溃氏果真被镇住了，他坐立不安。他知道子贡的机智与权变，极力恳求子贡为他想个万全之策。
子贡故作沉吟，卖足了关子之后才说：“楚国盛产蚕桑，前天有楚使来说，那里的丝绸跌价，贩至吴越出卖，可以日进斗金。商贾云游天下，钱财便是生命，有利可图之处便是家乡。老伯何不去做此丝绸买卖，这样既可避祸，又可赠笔大钱，以慰多年宿愿呢？”
慎溃氏以为子贡为他出了个好主意，便盛赞子贡的聪明与才智，连连施礼称谢，并表示以后赚了钱，发了财，定以重金相酬。
不久，慎溃氏便匆匆收拾细软，变卖了财产，举家出走往楚国去了。
淳于氏罪恶昭彰，民愤难平，现已关押死牢，季桓子下令判死，不日将车裂于市，以教万民。欲处死淳于氏，闵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夫子刚做大司寇不久便杀人，便处人以极刑，跟他所一贯倡导的“仁政”、“德治”背道而驰。孔子解释说：“司寇执法，正是该以仁德化民，以刑法治民。单行德惠，只能服柔弱之民，只有德治与法治并行，方能兼服暴烈刚强之辈。治理天下，德与法缺一不可，好比御马，既要有衔勒，又要有鞭策。”
经夫子一说，闵损恍然大悟。难怪他当年宰单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施行夫子的“仁政”“德治”，但政绩却并不理想，原来症结在此。
淳于氏被车裂于市，观者人山人海，无不拍手称快。
孔子并非只讲仁德，不讲法治。
自此以后，鲁国刑事案件大幅度减少，社会风化大变，逐渐形成了一个民安政清的政治局面。
第二十章 计强公室 行堕三都
公元前498年，孔子五十四岁。
孔子做大司寇不到两年，不仅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而且把鲁国治理得政清民安，一派盛世升平景象。孔子执法，不同于他人，罪大恶极者固然也绳之以法，甚至处以死刑或极刑，如淳于氏就被车裂于市，但更重要的是以仁德，以礼制教化人民，使人民知道怎样做对，怎样做不对，何为荣，何为耻。他说：“以政法诱导之，以刑罚整顿之，民暂免于罪过，却无廉耻之心。以仁德诱导之，以礼教整顿之，民不仅有廉耻之心，且心归服矣。”审理诉讼案件，他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但他的奋斗目标是从根本上消灭诉讼案件。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男的勤于农桑，女的严守贞节；市场上诈骗行为绝迹，公买公卖，童叟无欺；乡校星罗棋布，读书声琅琅盈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敬互爱，互让互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署衙清静，诉讼日稀……如此政绩斐然，万民岂能不称颂。鲁定公与季桓子自然也很满意。
孔子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不仅忙他司寇府的本职工作，而且鲁定公常召他进宫，请孔子讲为政，讲治国，讲御民。定公深深感到，满朝文武之中，孔子不仅最有才干，而且也最忠诚于他。季桓子也三日两头召见孔子，把自己冢宰的份内之事推给孔子去办。孔子有令必从，从不推托，件件谨慎，样样认真，俱都办得十分出色，而且谦恭有礼，从无僭越之举，彼此配合得异常默契。忽一日，季桓子对孔子说：“昭公出亡晋国，死于乾侯。昭公夫人吴孟子新亡，合葬于墓道之南。因系出亡之君，不近祖墓，以示贬意。不料国中耆老，皆议斯非，言斯‘子彰父恶’。敢请大司寇明教于斯。”
孔子回答说：“昭公出亡，确系令先君所逐。死后冢宰又不许合葬于祖墓，如此，令先君逐君之罪将永存不灭，岂非子彰父恶乎？”
季桓子请问道：“墓土已封，无法改葬，有无他法，掩灭先严之罪呢？”
孔子不假思索地说：“这却不难，只须将墓道向南放宽改筑，将昭公墓合并于祖墓，归入墓道之中，贬君便成了昭彰不臣之罪，令先君不臣之迹亦就掩没无存了。”
季桓子拱手谢道：“幸得大司寇指教，以掩没斯父子之罪，敢不唯命是听！”
季桓子立即令冉求等督工改筑，朝野上下，有口皆碑，盛赞季桓子远比其父贤明，能够礼贤下士，任用贤人。孔子自然也并不与季桓子争功，把鲁国的开始强盛和大治的功劳全记在季桓子的账上。
在季桓子看来，鲁国即季氏，季氏即鲁国。他认定，孔子虽忠于社稷，但更忠诚国民。国民要富，鲁国要盛，非依赖孔子不可！恰在此时，又有人为季桓子买来了一批江南佳丽，季桓子更加沉湎于酒色之中，无心问政。他认为，这样美梦于温柔之乡，远比被政事弄得焦头烂额舒服得多，幸福得多。由于长期迷于声色，荒淫无度，精力和身体每况愈下。于是，他奏明鲁定公，委任孔子代理冢宰之职，并参与国事的讨论。季桓子想，代理而已，若不如意，随时撤销。这样以来，既可在鲁定公和天下人的心目中改变季氏弄权的印象，又可充分借助孔门弟子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势力。鲁定公自然十分赞同，孔子代理冢宰，可以强公室，抑私家，削弱“三桓”的势力，改变鲁君世代受人摆布的局面，因而二人一拍即和，但却是同床异梦。孔子半推半就，也就欣然接受了。在鲁国的贵族统治集团中，除有名无实的鲁定公和掌握实权的季桓子，这时的孔子已跃居为第三号人物了。
孔子回到家中，喜形于色，笑容可掬，立即命家人杀猪宰羊，设宴庆贺。子路心直口快，见夫子兴奋得不能自抑，便开口说道：“由尝闻夫子言，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如今夫子‘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喜不自抑，岂不是自食其言吗？”
孔子笑哈哈地说：“由呀，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师今日之喜，亦依古人之言，即君子乐以贵下人也。”
子路问：“何为乐以贵下人？”
孔子回答说：“喜得高贵之位，可以向在下之人劝善惩恶，实现余生之志，难道还不值得高兴吗？”
子路不再多言，与一班同学入席共饮，尽欢而散。
孔子自五十一岁出仕为官，做中都宰，到五十四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前后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三、四年内，无论外交内政，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可谓官运亨通，这就更坚定了他实现理想的信念，于是他在筹划着下一步的打算。
孔子的“忠君尊王”思想是坚定不移的，他对定公虚位，三卿擅权，家臣跋扈的混乱局面很不满意。他感到唯一的出路便是强公室，即树立国君的绝对统治权威；抑三卿，即使三卿特别是季氏严守臣道，不得僭越；贬家臣，即使家臣老老实实地效忠于主人。总之，要使鲁国按照周礼，按照贵族等级制封建社会的秩序治国安民，然后以“仁政”“德治”的鲁国为基础，扩大“仁政”影响，尊天子，服诸侯，统一天下。这便是孔子的抱负与理想，是他一生追求而为